当苏轼出现在他的眼前,其峻拔之灵气,其璀璨之文章,使欧阳修“为抚掌,欢笑改容”。
欧阳修将苏轼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全心培植,他曾经心满意足地说道:“我老将休,付子斯文。”
当省考结束,苏轼被取在第二名时,朝野曾经有许多人嫉妒不满,聚集而辱骂者成百上千。
直至经过一段时间,苏轼以其不世出之才华使一切喧嚣平息,而整个天下之文风,也渐渐得以转变。
这之中,欧阳修之全力支持实是最根本的力量。
不久,苏轼又参加了贡举复试。
复试考官根据《春秋》三传出题。
其中根据《左传》出了三道题,根据《公羊传》出了三道题,根据《榖梁传》出了四道题。
题目分别是《问供养三德为善》、《问小雅周之衰》、《问君子能补过》、《问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证》、《问鲁犹三望》、《问鲁作丘甲》、《问雩月何以为正》、《问大夫无遂事》、《问定何以无正月》、《问初税亩》,要求考生回答,也就是“对义”,即回答文意。
这场复试展示了苏轼的辩才无碍。
苏轼的回答获得以欧阳修为首的主考官们的一致肯定和称赞,苏轼贡举复试《春秋》对义居第一。
嘉祐二年(1057)三月初五,二十二岁的苏轼参加了宋仁宗在崇政殿举行的殿试,考题为《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
苏轼的《重申巽命论》仍然流传,而赋与诗则遗失无传了。
这次殿试共录取进士877人,其中赐进士及第262人、进士出身162人。
苏轼名列第六。
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苏轼在开封还参加过一次制举考试。
这是皇帝为选拔人才举行的特殊考试,经时任礼部侍郎的欧阳修和杨畋推荐,苏轼参加了这次考试。
欧阳修的《举苏轼应制科状》是这样介绍苏轼的,他认为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灿然,论议蜂出,其行业脩饬,名声甚远”。
当时来开封应试此试的学子甚多。
据说一日,相国韩琦对人道:“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言下之意,对苏轼兄弟的才华笃信不疑。
而这话很快流传出去,竟有十之八九的应试者自忖不如,纷纷远遁。
苏轼果然不孚众望,作《御试制科策》,竟然被录入三等。
这是不可多得的荣耀,因为自有宋开国一百多年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
有意思的是,吴育也是于仁宗天圣年间,兄弟同中进士,在知襄城县的位置上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三等,后官至参知政事。
这场考试为苏轼及苏辙赢得了最无可置疑的名声。
当时宋仁宗在读到苏轼兄弟的制策后,高兴地说:“朕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仁宗此言奠定了苏轼在朝廷的地位。
从此,苏轼文章遂擅天下,学者多从讲问,以其文为师法。
苏轼以无上智慧与笔力在开封开启的荣耀是那样灼目,可以从若干年后他离开杭州赴密州的路上所作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得到印证。
他这样回忆:“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然而,给予最大荣耀的,却以最大的侮辱使那荣耀沾染了沉重的灰尘,也使荣耀在尘埃堆积中更为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