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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姚守义很明事理。

“厂长，我和你找别扭，那是做给别人看的。要是你一当上厂长，我就围着你转，别人该骂我溜须拍马了，那我今后就不好做人了！”秘书小王满怀难言之隐地对他表白。

他说：“我懂，我懂。”

她又献计献策：“厂长你若有什么指示，你别亲自出面，那倒显得你太掉价了！由我传达好。你越扎起厂长的架子，群众到头来越得买你的账。俯首甘为孺子牛？千万别信那个。你真像头牛，群众往你背上爬，还要给你穿上鼻环，牵着你走！群众就这德行，软的欺负硬的怕！”

她仿佛早已把中国的“群众”研究得透了，如同夏律师的儿子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得透透的了。

“我懂。我懂。你的见解很有意思。小王，我这里正好有几份生产通知单，请你分送给有关科室、车间去。”

“行！”小王接过生产通知单，痛痛快快地走了。

于是几道生产指示，概由小王传达到各科室、各车间。这果然高明。倘厂长亲自传达，可能会有人跳出来表现个人勇气，当面抗旨。厂长并不露面，也就没给那种人以表现的机会，而指示就是指示。

厂长秘书不软不硬地说：“我不过传达，不落实，责任可不在我，在你们！”

却也没谁敢当真不落实。

三车间那帮“哥们儿”，愈发成了死心塌地追随厂长的人。因为他们感到群众在骂新厂长，捎带着骂共产党时，分明也是指桑骂槐地侮辱他们的。他们也是群众，群众才不怕群众呢！他们反倒在厂里睥睨一切，以眼还眼，以骂还骂。

“骂谁？说清楚！你们骂谁哪？！”

“蹦跶什么？你们蹦跶什么？！告诉你们说，姚厂长是老厂长活着时定下的接班人！是局长着力培养的新干部！是你们能撵下台的吗？那叫痴心妄想！看准形势，如今是改革的年头！”

有了对立情绪的存在，他们很是兴奋，觉得有了种刺激存在。来劲！

倒是新厂长的老母亲老父亲忍受不了孤立，劝儿子将厂后门重新开放，以平众怒。

当儿子的回答：“我才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万里长城不倒，后门不开！”

老父亲老母亲觉得儿子从此是管不了，无可奈何。

严晓东的父亲，却大老远地跑到厂里来，给老哥们儿的儿子撑腰眼，到各科室各车间叫号，要跟反对新厂长的那些兔崽子们“较量较量。”

“怎么着？老厂长死了，就再没人治得了这个厂了吗？要‘反教’？谁想‘反教’谁给老子站出来！文来文对！武来武挡！堵了个厂后门你们就骂新厂长？还骂共产党？今天我老严头就是来骂你们的，看谁敢还口？”

没人敢较量。文的不敢，“武”的也不敢。因为他浑不论，是老朽了的“拼命三郎”，并非虚张声势。

姚守义得知后，派秘书小王坐自己的专车将晓东他爸送回家去。

他临下车说：“告诉守义那小子，别怕事儿！隔三岔五的，我就会去厂里骂一回！”

新厂长对所谓群众的理解，由局长所教导的感性认识，一跃而达到理性认识的崭新水平。一精至斯。他内心里反倒踏实了，也相应地更加深思熟虑，“守备綦谨”，不给心怀敌意的人们进一步张扬宣泄的机会。

局长亲自打来电话：“小姚，你那儿怎么了？”

“没怎么啊？我不过就堵上了厂后门啊。”

“我可是又接到了不少告你的信呀！”

“没揭发我有九个肤色不同的私生子吧？”

“暂时没有，需要我亲自去坐坐镇不？”

“别来，别来，我这淡化处理呢。”

“淡化处理好。是门学问，努力实践，努力掌握……”

一个星期后，骂娘的不骂娘了。似乎要拿眼把新厂长瞪死的，见了新厂长也不做金刚状了。甚至当时最愤怒的那些个人们，见了新厂长也开始点头微笑，打招呼说几句话了。人们绕着工厂围墙上班下班来来往往，也就习惯了。

群众的情绪都转移到物价方面去了，厂后门被堵死的事也没人提了。

各科室、各车间的头儿们，开始向新厂长汇报工作，请示什么什么的了。有些工作，有些事情，到头来他们还是自己不敢做主，非得汇报非得请示不可的。不管厂长是新的是旧的是年轻的是年老的是姓姚的还是姓其他的……

他想：我战胜了……群众。是的，在第一个小小的回合，我——厂长——战胜了他们！这是值得高高兴兴的。群众并非永远是英雄，更非从来是英雄。某些时候，必须战胜他们，首先必须战胜他们的惰性。绝不让步，绝不妥协。其次才是领导他们，才是管理他们，才是和他们打成一片……

耳边，电锯声响刺耳。

噪音。正是在这种刺耳的噪音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转变为生产价值，也将重新集聚和形成着莫名的愤怒。它将在何时，又以何种方式宣泄呢？他无法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