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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的花儿 01（第2页）

“诸位，不知大家是否经常读报。不知大家读报时，是否只对经济版或经济报道感兴趣？而我认为，我们经济学家、经济学教授们，读报时也应关注其他版或其他报道。有闲的情况下，甚至连花边报道也不妨扫几眼。外省某报登载了这样一件事：一名农民，辛辛苦苦积攒了一万多元钱，舍不得消费，藏在牛槽的一个木板窟窿里，结果被牛用舌头舔出来，吃了。农民哭得昏天暗地，在别人的劝说下，他忍痛将牛杀了。从牛胃里扒出了钱，到银行去换。可是哪儿的银行，都不给他换。最后到了一家银行，进门就跪下了，磕头不止。那家银行的职员不错，听他讲述完，不顾从牛胃里扒出的那堆东西的腥臭，冲洗，一张一张将残的钱对齐整，用了三天的时间，总算是抢救出了八千多元。这是不足千字的报道，意在表扬那家银行的职员急农民之所急的可贵精神。但是我读过却另有一番感想。我心说你这农民啊，你干吗不将那一万多元消费了啊？干吗不买一台大彩电呀？买一台大彩电富富有余嘛！剩下的钱还够给全家人都买几套新衣服嘛！消费了，此事不就发生不了啦？这农民是很典型的例子。中国的老百姓，差不多都患有他这种消费拒绝症。现在银行储蓄利率挺高，于是有了钱都往银行里存。这一存，就存出了一个可怕的数字，两万多亿呀！现在我们都承认了，这两万多亿如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出笼，凶猛得很。现在我们才开始提倡消费，鼓励消费，为时已经有些晚矣。虎崽子长成吊睛白额大虫了，不那么好对付了。我认为，我们仅仅聚在这里预测明年的消费大趋势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急当局之所急，急国家之所急，就像我方才谈到的那银行的职员们急农民之所急一样。我们要替当局替国家研讨怎样才能行之有效地刺激起民众的消费心理的问题，这才是当前的大命题，更有进行研讨价值的命题！我们都是经济智囊人物嘛！我们对国家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嘛！国家需要我们，也恰恰是需要在此一点上嘛！我们不出主意，不想办法，不献计献策，国家养着我们又为哪般……”

他终于结束了他的发言。他的发言是所有发言者中占用时间最久的，简直可谓是长篇大论。尽管他也没献出什么具体之计具体之策，但是听来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发自肺腑，也是那么的感染人。我暗想，对于那些经济学家经济学教授们，他的发言无疑是非常独特的，是令他们耳目一新的。因为他思维纵横驰骋，仿佛信口而出的一些生动例子，显然是他们之所短，想举也举不出来的。比如鲁迅的小说《白光》，比如山西从前的大商人往地下浇铸金银，比如那名一万多元被牛吃了的农民。这些生动而又有意思的例子，使他的发言旁征博引，理性而又不理念，具有使人极易接受甚至极愿接受的说服性和劝导性。我见几位老经济学家老教授，分明的，似乎是在以一种自愧弗如、心悦诚服、敬爱人才的目光望着他。

他发言后，照明灯熄了，摄像机停了。又是一阵沉默，沉闷得有点儿接近肃穆。主持人再三动员，竟无人继之开口了。也许，预测明年的消费趋势易，替当局替国家献计献策难。起码不像预测那么易。易的他不屑于谈，难的他似乎不太打算在这儿谈。似乎只有他自己能超于沉默之外。因为那沉默形成在他的发言之后，恰证明了他发言的精彩。尤其他最后那些话——那些极端真诚的、发自肺腑的、对国家充满了责任感使命感的话，不是任何人都能说得那么到位那么有分寸的。

大部分人都发过言了。剩下几个没发言的人，在他发过言之后，似乎什么都不想说了。也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了。研讨会开到这种阶段，按常规也就该宣布结束了。

主持会议的人的目光环视了大家一遍，不经意地落在了我身上。我看得出，他是本想宣布结束的。可目光已落在我身上了，已经和我的目光对视着了，不礼节性地问问我发言不发言便宣布结束，觉得对我仿佛有什么不敬似的。

他说：“差点儿忽视过去了。咱们还邀请了一位作家呢！现在隆重推出，让咱们听听作家关于消费趋势和刺激消费的问题有什么见解……”

有人走到他跟前低声提醒了几句，于是他郑重地介绍我的姓名，介绍我写过的某些作品。于是众人都将友好的目光投向我。A君朝我点头微笑，他的目光使我感到格外友好。他从西服上衣兜取下笔，在一页纸上匆匆写了些字，揉成一团抛给我。我展开一看，见写的是——读过你一些作品，喜爱。认识你真高兴！希望以后多交往。并写着他家的电话号码。会议分发的到会者名单上，已经打印着他的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了，不过都是单位的。他将他家的电话号码也写给我了，足见他的友好是由衷的，真诚的。他的字写得漂亮极了，肯定练过钢笔书法。

于是照明灯也朝我举着了。于是摄像机也对准着我了。一时静悄悄的。众人都在期待着我开口说话。

瞬间我额头冒汗了。我与A君不同，我是那类一旦有摄像机对准着就会张口结舌、语无伦次的人。而更使我感到左右为难的是——我一点儿也不赞同A君的发言。他说到后来，我心里已经有些生气。我觉得他的观点是不实事求是的，立论的荒谬是不堪一驳的。我已经开始暗自怀疑他是哗众取宠、专擅削方圆的家伙了。但如果我未被指名发言，我当然会揣着怀疑一走了之。而我已被逼到了不发言就过不了关的地步。而我正满脑子反对他的话的思想在不断滋生着，根本没丝毫做别种发言的精神准备。而他望着我的目光又是那么的友好，他抛给我的纸上的话，又是那么的令我感到亲和……

“我……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才真的是……带着脑袋来装别人的观点的……诸位的发言都对我很有启发，以后，争取做一名自觉的消费者，以爱国的热忱，以忧国的责任感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我嗫嗫嚅嚅地说了几句，实在说不下去了。主持人问：“完了？”我说：“完了。”主持人笑了：“咱们开的是研讨会，又不是表态会！你这怎么算发过言了呢？不行不行！快抓紧时间作郑重性的发言！别耽误大家的宝贵时间，你发过言咱们就吃饭！……”于是众人都微笑了。有人朝我指点手表。于是A君善意地，活跃气氛地轻拍其掌。我看出举着照明灯的，守着摄像机的，都沉着脸，显出了极不耐烦的样子。

“好！非逼着我说，我就说。”——我自扫尽心中的一切顾虑，破釜沉舟了：“我……A君方才的发言，我听得很认真。我觉得是水平很高的发言。不过……我的意思是……”

A君一直以友好的目光望着我，亲和地微笑着……“不过我的意思是，我并不完全苟同A君的发言。不，这么说不够坦率。让我直话直说吧，我……我是完全地不同意A君的发言……”A君那种亲和的微笑，还没来得及收敛便僵住在他脸上了。他的表情一时有些尴尬。他的目光中顿时充满了困惑。气氛凝重了。摄像机带盘沙沙作响……众人面面相觑。只有主持人还在微笑，却笑得那么不自然……我暗骂自己——梁晓声，你这个混蛋王八蛋！你这又是何苦？你多么的讨人厌啊！

我觉得主持人分明和我有相同的想法。我看出他虽然是将我内定为一个对立面人物邀请的，但我真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角色，他心惶惶如坐针毡了。

而我几句话既出，已然自绝了退路。

我只剩竹筒倒豆子这一种选择了。

我内疚地侧转脸避开A君的目光……

“首先，我认为，全人类都有藏富的心理障碍。这是自从私有制起源以来就产生了的人类心理，这一种心理将一直伴随着人类，好比某些疾病将一直伴随着人类一样。这就是人类虽然很早很早以前就制定了私有财产保护法，却仍对自己私有财产的安全性不放心的原因。我们国家不是也开始学外国，在银行存储窗口前标出了距离线吗？那距离线是为什么标出的？不就怕排在身后的人瞥见了自己存折上的数字吗？美国富不富？可美国的许多百万富翁，隐居在平民社区，和平民住一样的房子，私车老旧，一点儿也看不出是百万富翁的迹象。其次，我认为，普遍的中国人，改革开放以来，生活虽有提高，但还远谈不上富字。既谈不上富，在今天，针对普遍的中国人而言，藏富指责是夸张的，是无的放矢之说，是强加在普遍的中国人身上的。A君举到的那名农民的例子，我也从报上读到过。报上写得清清楚楚，一万多元，是全家积攒了两年，准备给儿子盖新房娶媳妇的钱。他又怎么肯用这笔血汗钱去买什么大彩电呢？刀架在他脖子上，枪口对着他的胸膛，被逼无奈，他当然只得去买大彩电，可他内心里一定是一百个不情愿的，一定对逼他去买大彩电的人恨得咬牙切齿。至于那农民为什么将钱藏在牛槽的木板窟窿里，而没存入银行，报上也写得很清了。第一，那几乎是一元一元，靠老伴儿卖鸡蛋，靠自己编筐编篓卖才积攒的。一元一元积攒下一些了，再与别人换成十元十元的。十元十元凑够一百元了，再用牛皮纸包了藏起来。第二，那个村子离镇很远，来回一次差不多得一天。农民何尝不知道存入银行比藏在牛槽板的窟窿里更放心呢？何尝不知道存入银行还有利息呢？但他又没时间经常到镇上去。试想，就算每积攒够五百元存一次，一万多元，他还至少要往镇上去二十几次吧？所以他将钱藏在牛槽窟窿里，实在也是很无奈的事。因而据此例批判中国的农民缺乏消费意识，富了也偏不消费，是不贴切的。对那农民也是很不公正的。我认为，中国人的消费意识，并不需要谁苦口婆心地去劝说，去引导。外国昂贵的名酒，居然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销量第一，便是根据。一百多万一桌的宴席，连消费能力比中国人高得多的外国人都觉得穷奢极欲，某些富了的中国人买单时不是面不改色心不跳，挥霍于谈笑之间吗？富了的，不但自然而然地就有了消费需求，而且会有高消费的需求。豪宅、别墅、名车、几万美金一套的进口浴盆、百万元一架的黄金床，不都是他们所争购的吗？而没富的，而仍穷困着的，就是再批判他们缺乏消费意识，也无异于对牛弹琴。消费水平是以普遍收入水平为前提的，难道我们这些头脑并不愚蠢的人，竟连此一点都糊涂着吗？……”

我说以上的话时，一直仰着脸，望着屋顶。我不愿看大家。我怕看到大家脸上佯装怔呆的表情。你说出一种真实的情况，在许多场合是大煞风景的。而大煞风景的人，是不懂事的人。是十分讨嫌的人。因为一种真实的情况，当然并不是你一个人知道，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而都绕开去，都只字不提，乃是非常明智地照顾着场合的要求。许多诸如此类的场合，其实一开始便已暗示了大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话题该向什么方面去尽量发挥，不该向什么方面牵扯。因而许多诸如此类的场合，其实是一种公开的、人们心领神会了某种原则，共同遵守某种默契的游戏。这类游戏是一种郑重的操练和排演。这类操练和排演又是顺应某种需要的。不少的人早已在这类操练和排演中谙熟自己应扮演的角色和游戏规则了。不少的人早已极善于游刃有余在两种分寸之间了。破坏原则和默契的家伙，不但是大煞风景的，不但是讨嫌的，而且，有时几乎是可恶可憎的。意味着是在以自己的不懂事、自己的口舌痛快出卖别人的成熟的懂事和强奸别人的“克己复礼”的可敬风范。

是的，我挺怕从别人脸上看到厌恶我的表情。我本是被迫发言的啊！我内心里矛盾极了。就此收场吧，话没说完。将一个问号掷给众人，太冒犯了。甚而有挑刺之嫌。继续说下去吧，头脑中想到的话更煞风景。

我乱了方寸，掩饰地吸起烟来。

“请别吸烟，发言可以，研讨嘛！但这是禁烟会议室，所以只能委屈您忍着点儿了！”

我朝主持会议的人扭头看了一眼，见他也正像我刚才一样，仰望屋顶。他面有愠色，分明已对我心怀恼火。我理解他为什么感到恼火。一个发言者不懂事的，大煞风景破坏原则的发言，首先意味着对主持会议的人的冒犯啊！但我心里暗想了——邀我来，不就是希望我能唱点儿反调，使研讨似乎显得热闹些吗？我并不情愿参加这个鸟研讨会的呀！是您的下属央求我来的呀！其实我还没说什么太煞风景的话呢，你怎么就那般嘴脸了呢？你不是叶公好龙吗？

他的嘴脸有些激怒了我。

我默默地按灭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放下杯时，瞟见A君灵犀在胸大智若愚的眼睛，正从他那黑框子的削方为圆的超薄型镜片后充满讥讽地瞪着我，仿佛在对我说——你竟如此地爱自我表现吗？你以为众人皆醉你独醒啊？你反驳我一通又能证明你些什么呢？而我却根本不打算反驳你，也不屑于反驳你。你再看看大家，看大家脸上都是什么表情！跟大家比起来你多像一个专扫大人兴的愚顽儿童！

他的目光也激怒了我。

我环视众人，见众人有的在像主持人一样仰望屋顶，有的垂着眼皮，将目光投注在桌面上。而且似乎只投注在巴掌大的桌面上。仿佛他们面前那巴掌大的桌面上，将会渐渐钻出一条虫或猝然伸出一只手似的。他们都显出在听一个自以为是而又毫无克己能力的儿童喋喋不休的神态，嗤之以鼻而又耐心可嘉。

他们那种不与儿童论短长的耐心，同样激怒了我。

主持会议的人又问我：“你还说什么不？”

我悻悻道：“说！当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现在让我来谈谈A君比喻的那只猛虎。诸位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专家们、教授们，难道诸位竟不清楚，民间储蓄存款的百分之八十，占有在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名下。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其实只占有民间储蓄存款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这个比例是很耐人寻味的。我感到遗憾的是，据我们所知，这个比例还不是什么经济学家调查统计出来的。而是另外一些有心人调查统计出来的。而是被记者们获知了，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发表在报上了，我们才得以了解的。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二十两个百分数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平均下来，每个中国人其实仅有九千元不到的存款。这还是一个平均下来的结果，还是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在平均算式中沾了百分之二十中国人的光的结果！我也看报，仅以北京为例，从报上我知道，百分之六十七还多的北京人其实只有工资收入。月工资收入五百元至九百元的家庭占百分之十八，月收入一千元至两千元的家庭占百分之五十二。两类家庭加起来占百分之七十多。这些家庭中的百分之五十还多要靠这些钱来养活三口人。在今天，在如此这般的实际经济收入情况之下，普遍的中国人究竟能富到哪儿去？批判他们，挖苦他们，嘲弄他们缺乏消费意识、藏富、有了钱守财奴似的守着，是否太装糊涂了？不是大瞪着两眼在说昏话吗？现在夸夸其谈什么加大刺激消费的力度，为时是否太早了点儿？普遍脆弱的消费能力，无论怎么刺激，毕竟还是脆弱的。高消费的风景，不过是百分之二十几的中国人才玩得起的潇洒！而他们又是不需要什么人去刺激早已在那儿高消费着了！其消费水平之高，风度之潇洒，早已令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目瞪口呆了……”

“梁作家，”——A君很客气地打断了我的话：“请您看看会标，咱们是在开经济学研讨会。提醒您，话题还是回到经济学范围来的好。”

我说他很客气地打断了我的话，是指他的用词。比如他说“请您”“提醒您”“还是”怎样怎样“的好”。但他的口吻是不客气的。相当不客气的。他脸上呈现着轻蔑的冷笑。他的双眼微眯着，朝我投射过来两束反击性的目光。那似乎是一种以目光传达出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尽量隐敛起锋芒的反击。甚至，只不过意味着是一种警告。那意思是——我不在意你的攻击，真的不在意。大家也都在默默包涵你的浅薄。但你的确该收场了。这儿谁都不比你傻，谁的智商都不比你低。冲动可笑的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

我冷冷地反问：“难道我不是在谈经济？”他说：“你别问我。问问他们。问问他们为什么突然停了摄像机？”他朝电视台的三个人翘了翘下巴。我转脸看他们，他们一个个低着头沉着脸在收箱。我偏不识趣儿地问：“你们认为我刚才的发言超出了经济命题吗？”他们中的一个头也不抬地说：“我们录了也没法儿播的，就干脆不录。”我又问主持会议的人：“那么，您也认为，我已经扭转话题了？”主持会议的人严肃地说：“你何必呢？你清楚的，我们召集的，是一次纯经济现象的研讨会。更具体地说，是消费现象研讨会。你何必偏往政治方面借题发挥呢。”我霍地站了起来，指着主持会议的人质问：“你说清楚，我怎么往政治方面借题发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