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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生存的本能。

因为她们对生存质量的标准和要求提高了，故她们的本能充满强烈的欲望意味。而欲望驱使她们最大程度地发挥她们的能量。这使她们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女性都不安于现状。

第三，能攫住现实。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的女性，几乎一概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传统理念从她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远比从男人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由于她们眼到心到手到，直攫现实，所以她们又几乎一概是目的主义者。这在男人们看来，也许太不可爱。她们自己也是明白这一点的。但她们自有她们的理由——在许多方面成功了的男人们又有哪一个非是彻底的目的主义者？凭什么女人就不能有目的？凭什么女人就不能为了那目的之达到而足智多谋？她们也自有另一套使她们变得仿佛依然可爱的方式方法——那就是引导男人们及时行乐。从表面现象看，往往似乎是男人们在向女人们提供行乐的条件和机会，因为他们买单。而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是女性在陪男人们。这时她们就尽量表现她们的天真、纯情、柔弱，心无任何功利之念和头脑的极其简单。她们知道普遍的男人们喜欢她们这样，她们善于在某时暂且隐藏了目的，投男人们之所好……

第四，接近人生，懂得人生。

普遍的她们对人生之理解，与数年前相比已大为不同，甚至可以说大为进步。数年前，在她们中许多人看来，“傍大款”便是最容易的接近最理想人生的捷径。而懂得女人如何受权贵或富有男人长期宠爱的经验，也就算懂得人生了。但是后来她们悟到了，那不过是杨贵妃式的女人的人生。有武则天一比，杨贵妃只不过是一个可悲可怜的女性罢了。她们倒宁肯从男人那儿少要点儿宠爱，多讨些实惠。尤其，当她们与男人的关系无望成为夫妻时，她们给予男人的每一份温柔，都要求男人们加倍地偿还以实惠。她们无不希望拥有完全受自己权力控制的纯粹个人的一番事业。当然这事业主要指经济方面的。她们对这一种事业的渴求，强烈于对一位好丈夫的渴求。因为道理是明摆着的，一个站立在完全受自己权力控制的经济基础上的女人，只要其貌不甚俗，其性情不甚劣，招募一位好丈夫实在并不困难。

当然，这样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我们要指出的仅仅是，九十年代有许多女性持此种人生观。这毕竟比九十年代以前争先恐后自售其容、其身要争气得多。

而我想说，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大城市里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们中特别年轻特别漂亮的，其实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性。她们像一切时代的一切女性一样，有情感的需要，但是并不怎么在乎失去。渴望爱的抚慰，但是也颇善于玩味无爱的寂寞。她们有寂寞之时，但绝对的并不苦闷。她们有流泪之时，但主要因为失意而很少由于内疚。她们为交际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往往多于恋爱。在她们那儿两者常常是这样掂量的——交际产生交情，而广泛的男女交情比专一的爱情更有助于自己事业的成功，所以使男人常常搞不大清他和她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交情。情人节亲自送给她们一束玫瑰，男人便可得到她们的一次甜吻。在她们的生日请她们到大饭店去“撮”一顿，她们望着那男人的目光便会始终含情脉脉。而男人若在她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送她名贵的首饰，她们很可能会扑入他的怀里惊喜地说：“啊，我的至爱！——就像首饰广告里的情形那样。而她们越是变得极端地信赖手段追求目的不重情感，则越在一些琐碎的、鸡毛蒜皮的细节方面夸张地表演出注重情感的模样。

她们以上的种种行径又简直可以说都是身不由己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积地从中国人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业虽然空前地多了，每个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空间反而似乎越来越小、越来越拥塞了。呈现在社会许多方面的竞争是那么的激烈，有时甚至是那么世态炎凉冷酷无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们想做的事情。

毋庸讳言，九十年代的中国“新生代”女性，表面看来头脑似乎史无前例地简单了，而实际上史无前例地精明、史无前例地富有心机了。所谓“内方外圆”，从前时代的普遍的中国女性，即使外方，即使表面上见棱见角，其内心也往往是“圆”的，女人天性为主的成分居多。所以从前，最不服气男人的女人，也往往最终在与男人的较量和竞争中败北，被男人所降服。而男人利用了制胜的，又往往是女人天性中的某些弱点。当然，个例总是有的，比如武则天、吕后、慈禧、凤姐……正因为是个例，所以从前的女人们即使心中暗暗钦佩也不敢公开地表示；所以从前的男人们一再地通过文学和戏剧历数她们的阴险歹毒。相比于从前时代的中国女性，尤其是遵循传统德行成为典范的女性，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们，具有显明的反传统、反礼教、反淑女型典范的时代倾向。这意味着是她们以“代”的整体姿态对一向由男人们“安排”社会秩序“安排”女性命运的现实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初级阶段的，是无数个体成功欲望的本能汇聚在一起所呈现的，其个体“战术”也是初级阶段、简单的、相似的，无非以男人之道还治男人之身，反过来利用男人与女人打交道时的天性弱点罢了。她们中许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许多人也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价，那代价使她们年纪轻轻的心中便充满了沧桑感，使她们表面看来正朝气蓬勃着精神抖擞着姿态生动着，而实际上已陷入疲惫已经从心理上过早地老了……

她们成功了或失意了受伤了以后，从社会大校场上抽身便走，这意味着一种人生“战略”上的转移或撤退。倘为成功者，带着伤痕大隐于市体会功成身退的**。毫无家族权力背景的女性徒手打天下并且获得某种成功而又居然不曾受过伤，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这样的事是不多的。倘为失意者，则一边自疗伤口一边总结教训，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失意本身即伤痕，而且大抵又是由男人造成的。这一类女性不仅内心更加的“方”了，而且其外也不复再“圆”。那曾“圆”过的外形变得模糊了，晕状了，边线若有若无了。如果说晕是月的框子，那么以守为攻是她们的心理的框子。她们的心理在那一框子内其实并不万念俱灰，而是处于高度的“战备”状态。倘她们又东山再起拥有了一定的实力，她们往往对男人具有报复性。即使并不如此，也往往对男人不屑一顾常常予以轻蔑。当然，也有人陷于较长久的自哀自怜不能自拔。更有人并不激流勇退，以独身“女强人”的姿态为自己标定一个比一个高的目标鼓励自己实现一次比一次大的野心。在这种无休止的过程中企图忘记自己是女性，仿佛变成了中性人。

女“独身族”们几乎没有不自言独身潇洒独身也美好的。

然而我知道，女性一旦成熟为女人，独身肯定在实际上是不自然的，不美好的。

独身只在一种情况下可称之为理智的选择，那就是相对于形式上的糟糕的婚姻。

这一种相对性，决定了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独身的选择起点是较低的。

她们也知道这一点。

知道而偏说独身的潇洒和独身的美好，足见她们是多么言不由衷又是多么内心苦楚。

让我们祝愿她们都能早日有情人终成眷属，告别她们本性上其实都并不愿恪守的“独身主义”。

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女大学生们，第一崇拜财富；第二崇拜权力；第三崇拜明星；第四崇拜女性的性魅力；第五，如果自己具有或自以为具有，极端地自我崇拜……因人而异，还可以列出另外的许多条。但前四条无疑已包含了她们最主要的崇拜内容，无非顺序的先后不尽相同。

她们中毕业后分配在电台、电视台、报刊的文科大学生们，以她们的喜好一改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综合文化的老面孔。电台、电视台的节目审查制度依然相当严格，她们的喜好每每受阻。但是今天看来，她们已凭她们的喜好占领了全国大多数报刊的半壁江山。如果说中国的大文化内容空前丰富了，风格空前绚丽了，包装特别多彩了，那么有她们的一份功劳。如果说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味儿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她们苦心营造的结果。

不过我以为，女性肉体的彻底的裸，要么美，要么妖，要么媚，要么邪。因为彻底，性的意味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夭折于全部的展现之前，面对其“性”反而没了太多所“感”。

这就好比男人可以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较少的女人，却实难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

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据我看来，便等于放射着邪性了。

有些经营报刊的女编者们，似乎很精通“透”的学问。连她们所撰之稿、所编之稿、所拟定之标题，每每也“透”出女性荷尔蒙的并不见得芬芳的气息。

这一种“透”的学问，从报刊上也借用到了舞台上。由封面、由文字而演出服，不露，但是极“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对明星的崇拜、对女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阵阵浮华迷醉的绚丽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举将中国文化基本的朴素品质淹没掉的趋势。名车美女、豪宅美女、华服美女、珠宝美女、珍馐美女、美酒美女，商业加性感，性感助商业，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地侵略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视听神经。

与此现象相对应的，乃是目前几千万工人的下岗。

倘我们的目光投向他们中的女性，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不免就顿时显得沉重起来。

但即使她们，我认为，也体现出与以往时代极为不同的进步特征来。

一九五八年也有一大批妇女经动员迈出了家门。那是当年工业发展的需要。当年的一条口号是——妇女姐妹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要围着锅台转，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而仅仅两年后，她们又被成批地撵回家里。有人在那两年中被树为先进典型，有人在那两年中因工致残，有人在那两年里实际上并没挣到多少工资（许多工厂一直信誓旦旦地欠着她们的工资）——但一被宣布解除工人资格（当年不用解雇一词，认为那是资本家一脚踢开工人时用的词），几乎普遍无话可说，温温顺顺地、默默地就回家了。所欠工资，倘补给，就庆幸万分。不给，委屈一个时期，也就算了。致残者中，很少有从此月月领到抚恤金的。说她们非是正式工人，不能享受那一条待遇，她们也就放弃理争了。

而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之权利意识，则提高多了。普遍的她们，最初总想讨个公平的说法。她们开始懂得，即使和国家之间，也是可以大小猫三五只地算算究竟谁欠谁的。账是允许一笔勾销的，道理却非摆清楚不可。摆不清楚，什么厂长、局长以及更大的官儿，日子也许就不太消停。

但是试问，如果没有她们今天这种起码的权利意识的提高，国家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公仆们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起码，公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国家及其公仆责任意识的加强，是有促进作用的。

据我看来，九十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有时那牺牲意味着直接是数以千万计的人的起码社会保障。

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时代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时代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对于她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乃人生的最后一搏。为了家庭，为了儿女，为了自己晚年的存活，她们毫无退路，只有一搏。而她们又几乎到了原本可以不再搏，可以轻松卸却许多女性责任的年龄。

她们使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具有了一种异常凝重的、悲壮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