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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第3页）

沉默寡言的玉刚一见我俩，乐了，大声说：“要是你俩不在这个连了，那我们仨不下车了，肯定再坐这辆车返回团部，打听清楚你俩在哪个连后，要求团里重新把我们分去！”

我和志松自是喜出望外，逐个拥抱之，亲得流泪了。

他们三个是可以到离哈尔滨较近的一个团的，为了能和我俩在一起，却报名到了离哈尔滨最远的一团。

志松埋怨他们没先写信告知一下。

云河说：“要给你俩一个惊喜嘛！”

松山老诚，承认是因为临时决定，走得急，从志松家和我家各要到一个家信信封就来了。

那时树起已如愿以偿上高中。不过仅仅一年之后，他也下乡了。而且失去了来兵团的机会，去黑龙江边的以饶河鄂伦春族为主的一个小村插队了。我们接到他寄自那个小村的信后，一个个都嗒然若失，感到实在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大遗憾。

如今回忆起来，我在兵团最觉舒心的时光，便是那以后的两年。与四个亲如兄弟的好同学朝夕相处，一概艰苦，几乎也都同时有着快乐的色彩。友谊确如一盆炭火。

那两年我如同有着多位家长的独生子——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们几个会一起围着我进行安慰和劝解，志松还会为我唱歌；冬天到了，云河见我的棉裤太破了，处处露棉花了，就将他自己舍不得穿的，兵团发的一条新棉裤“奉献”给我了；玉刚和松山亲自动手，为我缝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探家了，都主动问我打算往家带多少钱，由他们来凑；我探家回来了，路上将志松家捎给他的包子吃得一个不剩，他也只不过这么抱怨：“你这家伙太不够意思了吧？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人留一个呀！……”但那样的时光仅仅两年多一些日子。

先是，志松调到团报道组去了，在国庆和春节的长假期间才有机会回连队看我们几个，最多也就住一两天。接着云河调到别的连队当卫生员去了。而两年后，志松上大学了，松山和玉刚随他俩的排调往别师的化工厂去了。

我自己，则经历了当小学老师、团报道员以及被“精简”到木材厂抬大木的三次变动。

正如我亲密的同学们所经常担忧的，我的知青生涯落至孤苦之境，最终竟真是由于思想由于话语。

但即使在那两年里，我的思想也还是有着一处可以安全表达的港湾，这便要说到徐彦了。

徐彦的家境，在我们班级里，当年也许是最好的了。他父亲是市立一院的医生。他母亲原本也是医生，因为患有心脏病，长年在家休养，但享有病假工资。而他哥哥曾是海军战士，复员后分配在哈市著名的大工厂里。徐彦是我们班几个没下乡的同学之一，也在他哥哥那个厂里当车工。我在班里当“勤务员”时，几乎去遍了全班男女同学的家，徐彦的家当年是最令人羡慕的家。不只我羡慕，每一个去过的同学都印象深刻，羡慕不已。房子倒不大，前后皆有花园，是有较高地基的俄式砖房。前窗后窗的外沿，砌出了美观的花边。门前还有数级木板的台阶，冬季一向扫得很干净，夏季徐彦还经常用拖布沾了水拖，那大约是他主要的一项家务。哈尔滨人家，很少人家能直接用上自来水。但徐彦家厨房里有自来水龙头，而我们几个，都从小抬过水，长大后以挑水为己任。我们在中学时代也是都没穿过皮鞋的，但他既有冬天穿的皮鞋，也有夏天穿的皮鞋。不论冬夏，他一向衣着整洁。最令我们向往的，是他自己有一小套屋子可住。不是一间，而是有“门斗”、厨房，分里外间的单独一小套，并且也是木地板。说到地板，我们几个的家里竟都没有。云河家的屋地要算“高级”一点儿了，却也只不过是砖铺的。另外几家的屋地，泥土地而已。那样一套小屋子，与他父母和妹妹住的屋子在同一个大院里。在那个大院里，几户有四五口人的人家，所居便是那么一套小屋子。他居然还拥有一架风琴，就在那小屋子里。总而言之，在我们看来，他当年实在是可以算作“富家子弟”了。他还是美少年，眉清目秀，彬彬有礼，我们几乎从没听他大声嚷嚷着说过话。他如果生气了，反而就不说话了。他的性格属于沉静的女孩子那种类型。

倘以我们的学校为中点，我们几个的家在同一边，而他的家在另一边。每天放学，一出校门，我们和他便反向而去了。在学校里，课间我们和他也是不太主动接触的。他终究还是成了我们情义小团体的一分子，起先是由于“文革”。“文革”中我们的身份虽然还是中学生，却没课可上了。于是以前不太来往的同学之间，相互也开始靠近了。后来，则是由于我和他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亲近了。在我们初一下学期，我的哥哥患了精神病。在我们初二上学期，他才读小学三年级的妹妹，因为一点儿在学校里受的闲气，隔夜之间也不幸成了小精神病患者。我母亲听我说了，非要求我带她去徐彦家认认门，为的是以后经常向他的父母取经，学习怎样做好患精神病的儿女的家长。我无奈之下，只得于夏季里的一个晚上引领母亲去到了徐彦家。恐怕自己陪得无聊，我还带上了一部小说，是《希腊悲剧选集》，也是从邻居卢叔家收的旧书堆中发现的。

母亲和徐彦的父母说话时，徐彦将我带到了他住的屋里。由于他的沉默寡言和我的自卑心理作怪，我表现得极矜持，低头看书而已。他则坐在我旁边表现着主人应有的热情，隔会儿一句找话跟我说。而他不说什么时，我则不开口。终于，他也问我看的是什么书。这一问，帮我打开了我的话匣子，对他讲起了书里的故事。两个多小时后母亲才告辞，而徐彦还没听够呢。几天后他受他父亲的吩咐，到我家来送安眠药，我向他展示了我犯禁仍收藏着的十几部书，建议他选一两部带回家去看。

他说：“这些书以后不会再有了，如果别人在我家看到了也向我借，万一还不回来怎么办？我这人嘴软，别人一开口借，我肯定会借给的。”

我说：“失去了，我认了，绝不埋怨你。”

他想了想，却说：“我还是不借的好。以后咱俩在一起，我听你讲就是了，我爱听你讲。”

后来，母亲经常独自去他家，成为他家常客。因为儿女患同一种病，我的母亲和他的父母之间，渐生相互体恤的深情。当年即使有证明，也只能一次从医院买出十几片安眠药，而徐彦的父亲，可为母亲一次买出一小瓶来，这减轻了母亲总去医院的辛苦。自然的，我和徐彦的关系也逐渐亲密了。我以每次见到他都给他讲故事的方式报答他父亲对我家的帮助。

他哥哥参军了，他妹妹有那样的病，他母亲还有心脏病——这些综合理由，使他可以免于下乡。

我下乡后，每从兵团给他写信，嘱他去我家替我安慰我的母亲；教导我的弟弟妹妹们听母亲的话；实际看一下我哥哥的病情。而他对我的嘱托一向当成使命，往往去了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其实我觉得他是不善于安慰人的，但却是特有耐心的倾听者。他的心也善良得如同一位院长嬷嬷。我想我的母亲向他倾诉心中的悲苦时，一定也仿佛是在向对具有宗教般善良情怀的人倾诉吧。

他是个天生看不进书的人，也是一个天生懒得给别人回信的人。他竟回了我几次信，那于他真是难能可贵的事了。

“我到你家去了，带去了我父亲替你母亲买的药，和大娘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家常。你家没什么更不好的事，你也别太惦家……”

“我也很寂寞。厂里还有许多人热衷于搞派性斗争，很讨厌。同学们都下乡了，周围缺少友谊，更没人给我讲有意思的故事听了……”

他信上的字写得很大，也很工整，却看得出，每多写一行字，大概要想半天。

我虽精神苦闷，情绪消沉，但给他写的信，内容一向不乏发生在兵团的极有趣的事。我不愿用我的不快乐影响他。

故他给我的回信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文字：读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时候……

在我上大学前的一年，被黑龙江出版社借调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他家的一位常客不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比之于平民百姓，知识分子显然是更加忧国忧民的。我每天在出版社都会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间的私议之中。而我在他家里，也就不仅仅是只讲故事给徐彦听了，而是“讲政治”给他的父母听了。至于他，倒成了一旁的陪听者。他的父母，既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是有社会良知的那类。每逢我讲到义愤时，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话，诅咒祸国殃民者流。我讲到希望所在时，他父亲还会激动地陪我吸一支烟。我是极少数由他父亲陪着在他家吸过烟的人，他父亲一年也吸不了几支烟的。

每次我走他都送我，有时送出很远。

他不止一次告诫我：“千万记住我爸妈的叮嘱，那些话绝不能跟别人说。你以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万一你的感觉错了呢？人出卖人的事咱们知道的听到的还少吗？……记住行吗？”

他那时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长嬷嬷了。我就说：“行。”他说过：“我可不是怕万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牵连。枪毙你，你都不会出卖我们的，这我绝对相信。可……你是我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啊！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连个与我通信的朋友都没有了吗？……”

那时我不由得站住，睇视他，整个心感动得发烫。当年，当年，当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成了令亲友们极度担心的事。当年，当年，当年真是难以忘怀，有那样一些中学同学的情义，如同拥有过美好爱情。因为那样一种情义，我决定我死前要对这个世界虔诚地说：“谢谢。”

去年我回家乡城市，我们所有以上几名同学聚在了一起。大家都老了，也都还在为各自的家庭劳作。树起两口子都退休了，他曾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开过一个小饭店，没挣到多少钱还累出了心脏病；徐彦为了帮婚后的儿子还买房贷款，虽也退休了仍得找活干，在外县的一处工地上开大型挖土机；志松从一份医学杂志总编的位置退下来后，在家带孙子，偶尔打麻将；云河、玉刚、松山也都白了头发，而我已十几年没见到他们了。彼此脸上都有被人生折腾出来的倦容，却又都竭力表现出快乐，争取给朋友们留下毫无心事的印象。然而我清楚，每人都有各自的远忧近虑。

树起缓缓饮了一口茶（他心脏做手术后滴酒不沾了），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终于可以放心了。”

志松反应快，紧接着说：“当年你们几个托付给我的责任，我可尽到了啊！他后来在复旦大学上学，我已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有次出差南京，还专程绕到上海，告诫他务必学会保护自己呢！……”

云河说：“做得对，应该表扬！他上大学那三年，据说中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更多了。”松山说：“要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可以放心了，那也还是早点儿。什么时候他不写了，咱们才能彻底放心。”玉刚说：“现在中国没有‘反革命’罪了。而且，我看这家伙的思想也不像当年那么‘反动’了……”

大家就都笑了。徐彦待大家笑过，也看着我说：“别深沉了，讲讲吧！”我问：“讲什么啊？”他说：“讲国家呗。你当年最爱讲国家大事的呀！”我想了想，这么说了一番话：“中国现在问题很多，有些社会矛盾又突出又尖锐。可即使这样，我也还是觉得，倒退回去肯定不是出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儿女，从前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相比，是一个无望的国家和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家的区别……”

玉刚乐了：“都听到了吧？不但不‘反动’了，还特革命了呢！”志松接着不客气地说：“你小子打住！当你是谁呀？大领导呀？在对我们做报告呀？不许装模作样了，喝酒喝酒！”于是除了树起，都擎起杯来一饮而尽。我也是。大家刚放下杯，树起又说：“但这家伙刚才的话，我完全同意。”云河问：“咱们刚才反对了吗？”松山他们几个就摇头。志松一一往大家的杯里斟满酒，站起来，朗声道：“本人提议……”我抢着说：“为情义干杯！”志松说：“错。我要说的是为中国的大有希望！咱们晚年的幸福指数还指望一点呢，过会儿再为情义干杯！”于是都站了起来，都一饮而尽。连树起，也将杯里的茶水喝光了。都老了的我的亲爱的几位中学同学，那时记得一个个写着倦意的脸上，呈现着难掩的期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