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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有几十名姑娘进了城，到报社去提抗议。她们离去的时候，在总编办公室和走廊里留下了一地瓜子皮儿。

报社的人训斥她们：“你们当这是什么地方了？露天电影院？扫干净了再走！”

“哟呵，怪厉害的！瓜子皮儿就让你们不高兴了？你们往我们脸上抹黑怎么说？”

“扫干净了再走？姑娘们不受你们这份儿支使！”

“你们自己扫吧！”

“你们自己也别扫了，明天后天我们还来呢！”

她的姑娘们不是好惹的。

那一天，报社不知往她的办公室里挂来了多少次电话，而厂长秘书的回答是：我们厂长今天不在，明天后天也不会在。她这几天忙于谈业务。

第二天又有另一批姑娘到报社去抗议……

比第一天那批姑娘留下的瓜子皮儿还多……

她的原则，或者说她的厂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事关百花玩具厂荣誉的问题方面，她从不含糊。她要让世人知道，小厂不可辱，小厂不可欺。谁也抓不到任何把柄，可以指责她怂恿那些姑娘到报社胡闹。因为三天内，她确确实实都不在厂里，她确确实实都在与各方面洽谈业务。

只有老会计心中明白。因为他得到她的指示，对没上班而到报社去了的姑娘们，当天的工资按“出勤”算。

第四天，她亲自出现在报社总编室。

很有点儿“少壮派”气质的总编，对她拍桌子蹾茶杯，大大发了一通脾气，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她却表现得相当有涵养，一声不吭，听任对方宣泄个够。

末了，人家指着她的鼻子说：“像话吗？啊？连续三天，一拨一拨地来！你们这个厂也太无组织纪律性了！”

她端正地坐着不动，微笑道：“我可以保持涵养，但前提是您的手指尖千万别碰到我的鼻子。”

对方的手立刻就放下了。有时候微笑着低声说出的话，要比愤怒地大嚷大叫更奏效。这是她的经验，她还不止这一条经验哪！

对方客气了些，宽宏大量地说：“既然你亲自来赔礼道歉了，事情也就算了。你回去要好好教育你的工人们！”

“您想错了！”她仍微笑着说，“我不是来向你们赔礼道歉的。我是亲自来向你们提出抗议。你们预先不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结果不但损害了我们厂的荣誉，也损害了一位无辜的死者的荣誉。我以我们厂，也以死者及其家属的名义，郑重通知您，要对贵报进行法律上的起诉。至于谈到我们厂的组织纪律性，我十分惊讶您居然不知道，它是前不久唯一被评为市厂纪厂风优秀单位的集体企业。而我的工人们到贵报来不是无缘无故的。咱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得明白，叫作‘众怒难犯’。这是我们所聘请的律师的名片，您收好。请今后不要为此事给我本人挂电话了，我目前工作很忙，接下来应该是你们和我们的律师打交道了……”

对方一时望着她发起愣来。

她从容告辞。走到门口，转回身又微笑道：“我不对您说再见。让我对您说——咱们法庭上见。”

她那辆漂亮的小汽车停在报社门口。

她刚打开车门，一位报社里的老同志气喘吁吁地追了出来，跑到她跟前，搓着双手说：“徐厂长，您看，事情本来不必搞得这么僵……这可能是一场误会……我们总编刚上任，年轻气盛……请您，再跟我们详细谈谈好不好？”

她看了看手表，抱歉地说：“真遗憾，我没时间了，还有别的事儿。不过欢迎你们明天派记者到厂里来调查了解一下。”说罢，毫不动摇地坐进车内，大声吩咐司机：“开车！”

第五天，果然有一位记者来到了厂里。调查的结果是——所谓“劳民伤财”，不过是开了四十分钟的追悼会，几丈黑布，一卷白纸而已。事实亦是如此。“停产一日，兴师动众”也纯属夸大其词——只有五分之一不到的人停产半日。绝大多数工人开完了追悼会就回各车间干活去了……

第六天，晚报上登出一篇和登在“群众之窗”专栏上那封“批评信”字数差不了许多的自我批评文章——当然是报社的自我批评文章。并且加了编者按，引为缺乏调查了解的教训。

她也就相应地从法院撤回了起诉书——将它寄到了报社，以证实“咱们法庭上见”，不是威胁对方的谎言。

同时致信报社总编，只一句话——“我是个不爱在这类问题上开玩笑的人。”

总编的复信更其简短，仅两个字——“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