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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代人赋(第2页)

他望望对方,什么都没说,掏了烟敬给对方,并且替对方划火柴。

他明白,现在他连围着卡车绕圈子也是被禁止的了。尽管绕也白绕,但不绕他更想骂人。

他的目光流露出几分乞怜。受了委屈的熊常以那么一种目光望着驯兽师。

这个人很能忍,十分能忍,非常能忍。只要他认为是必须忍的,那么一切的屈辱、一切的不公、一切的尴尬、一切的苦辣酸麻,两片薄薄的嘴唇抿住,便全忍了。起码当年是这样的。

他心里弥漫着悲哀。春节前的这一天,他特别想他的儿子。他总想活出个样来给他的儿子看。而儿子被白血病夺去生命的时候,是他比现在更落魄的时候……

终于天渐亮了。

终于有朝哈尔滨方向开去的车辆——第一辆没拦住。第二辆,没拦住。第三辆,还没拦住。给钱也没用。从双鸭山朝哈尔滨开去的车,只要是辆车,没有还能再挤下一个人的。他已经冻得半死。两名司机不忍再袖手旁观,和他一起拦住了一辆从哈尔滨开向双鸭山的卡车,载的是冻肉。塞给对方二十元钱,对方正欲发作的表情平复了下来——“上车吧。”

“师傅,多谢!”

“甭谢。后边去!前边路上还等着个熟人呐……”

冻得半活半死的他,被两名司机又托又举弄上了别人的卡车,缩在满车冻肉的缝隙间……

在双鸭山他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火车。到哈尔滨他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买两个小小的汽车部件。买到后没回家喝一口水,又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返往双鸭山的火车。下了火车又付出二十元,坐在另一辆卡车的车厢里。所不同的是,这一辆卡车也是“倒煤”的。不过不像他那么“倒霉”罢了。西北风卷着雪卷着煤屑一阵阵扫**着他的脸……

十年后他对我说,在别人的煤车上他曾失声痛哭,像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孤儿……

他是我的中学同学。

他的名字叫吴振海。

他和我的经历截然不同。一九六八年我作为学校的第二批志愿者下乡了。他因父亲去世,是长子,照顾留城。所以他和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分道扬镳”了。他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条“漏网之鱼”。这是一种侥幸,但于他谈不上“福星高照”。他是最底层市民的儿子,他是在大杂院里长大的孩子。无红烟护其左,无紫光罩其右。城市并不因他侥幸留在它身边了,便怎样的青睐于他。城市恩赐给他一份工作——每月十八元,从徒工干起。三年后他可以挣到三十二元。以后——以后他将照例被城市归入工人阶级的行列。这意味着当他退休那一年,他也许可以挣到每月八十几元钱。那是工人所能企望的最高工资——八级工的工资,相当于当干部的人当到了科长级。前提是——他如果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的话。他显然不打算以过来的人们为榜样,便不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结果是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已不再是工人队伍中的一员。用我们当年常说的话是——没有了“正式”工作。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国话。在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中国人,即使头脑再聪明,身体再健壮,也仿佛不是一个作为人的资格起码完备的人。几乎没有一对中国父母,心甘情愿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们择偶的条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据说被她们戏称为半残废。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于是一个半残废的男人。岂止是半残废而已!

“这个人没有‘正式’工作……”——此话包含许多许多意会胜过言传的内容。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才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有“正式”工作的人大抵是不屑于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的。没有“正式”工作的女人才肯嫁给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没有“正式”工作如同没有“红色”的成分。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城市的社会坐标系上,首先是人下人,其次才是好人或坏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无论男女,希望被公认为是一个好人,如同一只鸭子希望被欣赏。而“正式”工作“=”国营企事业单位,“≈”大集体企事业单位。这一点犹如社会约定俗成的“上等”和“中等”公民徽章。佩戴上了这一徽章,才有资格享受社会的种种“优越”——房子、劳保、公费医疗等。

当年中国在归类学方面的经验是足可以笑傲世界的。我们的先人曾说过“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同胞发现自己并非面对那么多种可选择的职业,甚至缩小十倍——言三十六行也还绰绰有余。小学教师无一例外地在课堂上讲解——“三百六十行是一种夸张的比喻……”而与此同时,在世界上,尤其在某些发达国家,现代人却面临着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密、越来越丰富的选择的犹豫和困惑。一个外国人在其一生中可能至少变更过数种职业,而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你若面对一个调动过工作的人,你则不禁地会对他刮目相视。因为那意味着他“很有门路”并且“很有能耐”,大概非是一个“等闲之辈”。

这一种情形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末一年八十年代的最初一年,在北京,在上海,在天津,在哈尔滨,东西南北中,在中国许多大城市,我们看到了一幕幕具有悲怆意味的都市话剧演出,埋下了“黑色幽默”式的伏笔……

工作!工作!!工作!!!

国营!国营!!国营!!!

正式!正式!!正式!!!

共和国的长子长女们,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洗礼”。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城市。当年在每一座城市里,你都会从他们那种特殊的背影和他们脸上那种特殊的表情,将他们从人群之中一眼分辨出来。

怎么?如今三十来岁三十大几了,姑娘不算姑娘,媳妇不是媳妇,说年轻早已没了小伙子的朝气,说老了连有个家是哪一种体会都不知道,现如今连个工作都不给么?当然要“国营”的!当然要“正式”的!不是“国营”的那还算是“正式”的么?

他们凄惶。城市也凄惶。它慌乱地安顿他们,但是没那么多“国营”的、没那么多“正式”的足以容纳下他们。还有几批没考上大学的呢!手心手背,难道不都是城市“母亲”的“儿女”么?城市,你要一碗水端平……

怎么?——你们年纪轻轻,发扬点儿风格不成么?怎么?——你们当年“造反”有功,倒成了资本啦?为了工作,城市的这一批儿女和那一批儿女互相嫌恶。仿佛都认为对方是多余的,仿佛都被对方严重地侵犯了最根本的利益……吴振海当年冷眼旁观这一幕幕话剧——他有过工作,但是他却主动放弃了……工作,这一件大事对每一个人来说,大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地步。没有谁教导这一点。现实生活使人明白了。工作!工作!!工作!!!国营!国营!!国营!!!好的或较好的工作,任何一个年代总是有的。

于是,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又被引导向传统的“隧道”……

为了一份“国”字号的工作,为了这样一个单位的工作证,为了这样一个单位的一身工作服,那些遭它拒弃的我的同代人,究竟如何煞费苦心,究竟如何百折不挠,如何梦寐以求又是如何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达目的死不罢休、死不瞑目,也就只有自己知晓了。个中酸楚岂堪言……

吴振海当年冷眼旁观这一幕幕话剧——他们的企图,他曾有过;他们的手段,他曾用过;他们梦寐以求的,他曾得到过;他们达到了目的之后那一种由衷的欣喜,和仿佛从此可以终生从容不迫的泰然无虑的安定感,他也曾体会过,也曾真的自我吮咂过那一种慰藉,如同婴孩津津有味地吮咂自己的手指头一样……

但是他却毅然放弃了……

西方任重而道远的传教士到非洲去布道,说:“相信上帝吧,他将指引你们去天堂的路。”

黑人说:“不,我们连人间的路还没找到呢。”

而当他们相信了上帝以后,教廷却拿不出那么多钱为他们盖教堂。并且,以其上帝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向他们宣布——上帝也是分成白色的和黑色的……

一代人中不能穿上“国营”某单位的工作服者——当年他们为数不少——感到又被戏耍了似的。正如相信了上帝的黑人不能心理平衡地接受他们只配吻非“正式”的十字架一样……

而穿上了的,在此后两三年内便穿腻了。他们开始煞费苦心地要脱下,其愿望之急迫和强烈一点儿也不亚于他们当初要穿上。他们开始关注本单位、本系统哪些办公室里,又有谁退休了或即将退休,调走了或即将调走,病故了或即将病故,要增添一个或即将要增添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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