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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知青（第2页）

我认为，“风云录”是一本很值得保存的书，相比之下，我的一切知青作品，其实都不值得任何人保存。

我甚至认为，一个人如果了解北大荒知青当年的真实生活的愿望大于读小说的兴趣，那么他或她其实完全不必读我的知青小说，只读“风云录”就够了。

“风云录”中也收入了我的一篇小文。我当时是很不想写的，但编委们非常希望我也写一篇。写完了，我仍不愿被编入，编委们传阅后觉得还可以，恭敬不如从命，我只有依从。

我实心实意地说，我的一篇小文，是“风云录”中内容苍白空洞的回忆之一。这有两个原因：一，作为一名当年的北大荒知青，虽然别人吃过的苦我都吃过，别人受过的累我都受过，但也仅此而已。由于出身工人家庭的先天优势，并不曾受过格外不堪忍受的政治歧视。所以，我的知青经历中，并没什么特别使人同情的遭遇。对于没“上山下乡”过的次代人，我的知青经历似乎新鲜不乏色彩；而相对于知青一代，其实寻常得不能再寻常。二，由于我的职业是写作，此前写了大量知青小说或回忆性“文章”，感受早已耗用，早已没有什么另外的特别值得一写的“个人事件”。并不特别值得写却为写而写，苍白空洞实属必然。

据我看来，一本“风云录”中，普遍写得好的，恰是那些初写者的“文章”。都写得不怎么样的，是我等所谓“知青名人”，以及职业与写作的关系太密切的人。原因，恐怕也如我所述。

《北大荒人名录》则是一本很特殊的书。在中国，在它出版以前，绝没有过那样一本书。它实际上是一本活人的人名索引，一本不折不扣的通讯录。这一点，书名体现得很明确。如果不看书名，信手翻来，有人准会以为是一本电话簿子。它收入了二万八千多人的姓名，以及他们和她们当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原属师、团、营、连、职务、目前的通信地址、工作单位、身份、家庭和单位的电话。

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本书呢？

当时的动机何其的良好何其的富有理想色彩啊！

记得在讨论这本书的意义时，我作过这样一段发言——我们北大荒返城知青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别人可以指出许多，但我认为是群体意识。西方又叫作“社团精神”。这是好的特征，应该继承发扬。时代骤变，我们许多北大荒返城知青人生失重，所以需要帮助。而我们之间的相互帮助，目前最是义务和责任，亦最可贵。那么这一本“人名录”，就向愿意相互帮助的，尤其是需要帮助的我们的返城知青伙伴，提供了非常之实用的线索。不愿帮助别人的，就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加上。既加上了，就一定要是真的单位，真的通信地址，拨通就能找到你的真的电话号码。在这件事上若弄虚作假，既无必要，也很可鄙。

我还说，假如某一天，某一个陌生人叩开了我们在座的谁的家门，他或她手里拿着一本“人名录”，说自己就是通过“人名录”找到你家的，说自己是“人名录”上的哪一个，说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急需什么样的帮助，那么“人名录”的意义就起到了。自己帮得了的理应热情帮助，自己帮不了的理应替对方联系“人名录”上的别人……

当时有人笑着插问一句：就像旧社会江湖上的人凭“道儿”中的帖子相互关照？

我也笑答：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咱们不是经常自诩都是北大荒“这条道儿”上走过来的吗？姓名上了“录”，相互关照之时，更须各尽所能啊！

于是大家皆笑。

当时，大家的动机，的的确确这么简单，这么现实，又这么天真烂漫。

大家当时还热烈讨论。如何成立一个“北大荒知青基金会”，怎样在北大荒知青中卓有成效地开展扶贫和不幸救助活动等。

应该肯定，这些原始冲动的出发点是良好的、友爱的。

但没有富豪和财团的赞助，仅靠北大荒知青之间凭热忱个人捐款，实在也筹不到多少钱。理想脱离现实，据我所知，“基金会”一事不了了之。也有关注此事的北大荒知青说，后来还是成立了。即使成立了，款项也肯定极其有限，根本不能落实初衷。

两本书发行后，一年内，曾有各地到京的知青登我家门，都是我不认识的。光临时都带着“人名录”。有的有困难求助，我也只能照例写封信，“委托”别人关照。多数并没什么困难，无非见见面，彼此认识认识，共同回忆回忆。

某些北大荒知青，主观地以为，我肯定结交着很多很多的人，尤其结交着很多很多名人和官员。对于他们是困难的事，对于我解决起来易如反掌，一封信或一个电话就能办妥。仿佛社会只不过是单一成分的“知青码头”，而我是知青“袍哥会”中的“舵把子”人物之一。这说明返城虽然已经十年，极少数的知青，似乎只不过由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插兄”“插妹”，转而变成了城市中的“插队”者。他们的意识仍停留在昨天，他们在城市中的交往范围仍特别局限。甚至，可能除了当年的知青朋友，仍没有别的朋友。他们还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们对知青群体以外的人，陌生而又自行地保持距离。从他们身上看出了这一点，当年常使我替他们感到忧伤。

其实，我自己当年在城市中的交往范围也特别局限。除了电影界、文学界、出版界和少数新闻界的人，我当年也基本不主动与别的方面的人交往。我一向的人生原则是，如果我不求人会少活一年二年，那么我宁肯不求人，宁肯干脆少活一年二年。当然，如果少活十年，我也是会四处求助的。但是，我与某些返城知青的命运境况毕竟大为不同。我的工作单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这在当年是令人羡慕的单位。我是小有名气的作家，而且是北京户口的作家，这也令人羡慕。我的工资虽然不高，但已每年都有稿费收入，而且逐年增加。我的人生已经稳定，眼前暂无困境，以后似乎也不潜伏着什么大的危机。总而言之，我尽量不求人，少求人，比较可以做到。而他们是多么的令人同情啊！尽管返城已经十年了，他们中有人仍夫妻两地分居着；有人由于返城当时的种种特殊原因，夫妻一方仍留在农村、农场或兵团；有人仍无可称之为自己的“家”的小小居住空间，走时一人，返城三口，不得不寄居于父母或兄弟姐妹的屋顶下，而后者们的城市居住空间同样是极有限的；有人的子女仍无法在城市中正常就学……

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乃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十年，中国几乎分不出精力和能力关怀他们。做出允许知青返城的重大决策，已然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果断与魄力。按照历史的时间概念看，粉碎“四人帮”与知青返城两大决策几乎可以说是依次做出的。应该承认，在前十年内，中国已尽量做了它力所能及的安置工作。各大城市中适时成立的“知青安置办公室”，皆较为配合地为知青服务着。当然，因为知青们的家庭背景不同，这种服务的区别性必然是相当之大的。对于最广大的老百姓家庭的返城知青，服务的主项也只能是解决工作问题。他们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选择是建筑行业、环卫行业、低等服务行业和街道手工业作坊式的小工厂。命运迫使他们不得不四处求助。而知青群体是他们在城市里仅有的主要的“社会关系”。他们中大多数人，只能寄侥幸于这一种仿佛带有血缘色彩的、庞大又单纯的“社会关系”。倘言这种侥幸也意味着是一丝希望，那么它是一种不乏热心但是能量有限改变不了什么的希望。在返城前十年，在知青之间，互助的热心的确是一种城市现象。如果谁找到了一份工作，如果那工作单位急需廉价劳动力，那个谁就往往会呼啦一下子引来自己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当年的知青伙伴儿。这现象当年在城市里极富人情味儿，无私而又义气，好比如今某些在城市里已经站稳了脚跟的“打工妹”“打工仔”，恨不得热心地将家乡的姐妹们兄弟们都召集在自己身旁……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中，在革命历史博物馆还没举办“黑土地回顾展”时，知青们以新疆、云南、内蒙古、山西、陕西、北大荒等不同的地域为旗号，以大大小小的当年的群体为单位，实际上不断地举行着集会。集会的动力既有保持感情的因素，也有依持互助的心理需要，还有引起社会关注的本能意识。至于在集会时大发“青春无悔”的感慨，抑或“还我青春”的吁喊，倒是根本不值得“友邦惊诧”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之事。某些据此所做的，仿佛别人都愚不可及，唯自己好生深刻，反省好生彻底的文章，依我看来，倒是有点儿哗众取宠。因为一旦自己稍稍混好了，无视自己广大同类的生存现状，不从同类心理需要的深层加以体恤和理解，指手画脚地嘲为“愚顽”，实在是很讨厌的。

前十年中，凡邀我参加的知青集会，不管所亮哪一地域的旗号，我都尽量参加。我当然从未企图变成什么知青活动家。仅仅当作家，并且当好，我已力不从心。但是我常想，我毕竟也是十年前的知青之一名，虽无实力帮助任何人，一份感情的融注还是完全应该的。并且，我觉得我比较能够理解自己同类们希望继续保持群体依持关系，希望彼此互助的心理需要。那在当年既不但十分正常，也十分值得尊重。尽管从长远看，是不甚可取也是容易自误互误的。几个人围拢一只火炉是烤火，几十人围拢一只火炉是取暖，几百人围拢一只火炉则只不过是“扎堆儿”了。那“火炉”是心理需要现象，集会是形式现象。

所以，在我参加过的知青集会中，言“青春不悔”的，我从不与之争执。言“蹉跎岁月”的，我深表同感而已。

最早最热衷于知青集会的，往往是返城后境况不良甚至境况艰难的人。综上所述，这是较符合现象规律的。他们非常希望吸引返城后境况令人羡慕的知青参加。而后者们常常借故回避。后者们当初一心重新开始设计自己的人生，对于知青集会并不感兴趣。于是前者们殷殷地动之以情，执念游说。

后来情况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前者们失望了，索然了，不再怎么热衷了。终于明白，集会一百次，张三还是张三，李四还是李四。境况好的境况更好，境况不好的依然不好甚至更加不好。于是由积极而消极了，由不倦的发起者而仅仅充当参与者了。后者们则开始有兴趣了，由消极而积极了，由被游说而尽量吸引别人了。这也符合着一种规律。所谓“无忧的怀旧”。后者们已不但无忧，而且已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社会能力，集会由他们发起，比由前者们发起有声有色得多。不必讳言，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作为召集者，热忱中既有感情成分，也都有功利成分。只不过体现于前者，功利成分和感情成分不那么分得清分得开，仿佛是水乳相融的。因为那一种功利成分是较单纯单一，完完全全可以直言坦言的——彼此在最基本的生存层面上依持互助。随着时代一年年商业特征明显，知青集会的功利成分多了，显明了，为了消弭显明而暧昧了。所谓功利成分，无不或多或少地体现着发起者或个人、几个人，或大家受益的功利意识和动机。起码满足的是号召力、凝聚力，证明的是对一种社会群体的调动能力。而后者们实现功利预测之方式方法和效果，也总是比前者们丰富并易于达到，远非前者们所能相比。功利的成分，也往往不那么单纯不那么单一了。有些不便直言坦言了，说道起来不免的有那么点儿闪烁其词讳莫如深遮遮掩掩了。

“黑土地回顾展”是我以比较积极的态度参与的一次返城知青的大活动。

此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城市，以师、团，甚至小到连为群体，组成了其数不少的北大荒知青“联谊会”，也相应地发起过几次活动，但我都没再参加过。据我想来，这些活动还是基本上以联络感情为出发点的，所体现的色彩基本上也只不过还是怀旧，还并未被其他功利目的所左右着。

对于返城知青们的怀旧，世人似乎一向颇多讽意。仿佛返城知青们，都非是“向前看”的积极的社会分子，而是不可救药的“向后看”的令人惴惴不安的城市消极成分。这是误解。那颇多的讽意，更显得大可不必的刻薄和少见多怪。

我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临届中年的人们，一般总是有些怀旧的。怀旧乃是人类较普遍的“中年恐惧症”的表现之一种。某些人只知“老年恐惧症”，而不太注意到大多数人临界中年也是会产生不可名状的心理恐惧的。这种恐惧甚至强烈于人对老年的恐惧。所不同的是，“老年恐惧症”的怀旧内容往往跨越时空，直接地回到童年和少年时期。无人与之交流，他们便独自沉浸着，想象自己是儿童和少年时的忧乐种种。有人与之交流，回忆才顺序连上青年和成年时期。

老年人喜欢回忆童年往事，中年人喜欢回忆青年往事，青年人喜欢回忆少年往事。大抵如此，基本成规律。

也许只有少年是不怀旧的。

对于少年，昨天便是童年。昨天离“现在时”太近，近得难以剥隔。仿佛童年仍在延续着，还没完结，还在“现在时”演绎着相似的情节和故事。所以充分地占有着“现在时”，仿佛仍充分地直接地占有着昨天。所以用不着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