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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第2页）

我不但第一批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而且此前还曾是为全班同学服务的“勤务员”，所以有了一种光荣的资格——参与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那一项工作由军宣队员主持。鉴定分为四等——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参加“**”，参加了“**”……

军宣队员说，别看多了“无限”或少了“无限”，多了“积极”或少了“积极”，一入档案，随人一生，将来的用人单位，凭这一种微妙区别，一看就会心知肚明，决定这样看待谁或那样看待谁。

既然兹事体大，我岂能掉以轻心？

但在议到云河、松山和玉刚时，军宣队员说有人反应——他们属于不常到学校参加运动的同学。

我据理力争，说他们的运动表现和我起码是一样的。我写过的大字报上他们都属了名的，我们是一块儿去学工的。如果他们的鉴定中居然没有“无限”和“积极”四个字，那我的鉴定中也宁可没有。有了，对他们不公平。

在我的极力争取下，他们的鉴定中也有了当年被认为举足轻重的四个字。

我的坚持感动了一位参加做鉴定的校“革委会”的老师，他提议在我的鉴定中加上了“责人宽，克己严”四字。

不久就要分别了，四个好同学对我依依不舍，几乎天天都到我家去一次。没事也去。没什么话说也陪我一块儿沉默。他们因为没报名和我一块儿下乡，都挺内疚，仿佛意味着愧对友情似的。我则安慰他们，各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没人逼到头上，何必非走？何况，树起、云河、松山，他们学习都特好，考高中、考大学是手拿把掐的事。他们的家长也都有意培养他们，那为什么要放弃志向呢？至于玉刚，他只有姐妹，是家中独生子，他父亲长年生病，不走也有不走的原因。万一不久能分配工作了，那不是更好吗？

我这么劝慰，他们个个释然了。

和我同一批下乡的只有杨志松。那一批全校才走了十二名学生，我们班就走我俩。

志松也到家里来过一次，恰巧树起他们四个在。志松家住学校附近，所以此前他与我们接触较少。但在全班男生中，我们都觉得最与我们性情投合的，那就非他莫属了。

树起郑重地说：“你来得正好，有头等大事托付给你。”

志松愣愣地问什么事。

云河反应快，立刻就明白什么事了，朝我翘翘下巴说：“我们把他托付给你。没我们在身边了，你一定要多操点儿心，别让他哪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松山附和道：“对对，这可真是头等大事！别的方面我们对他都没什么不放心的，就是他这里边太复杂了。只想不说还行，万一不该那么想的还偏要那么想，还要忍不住说，后果严重了！”——他说时指自己太阳穴。

玉刚最后说：“我们授你权，他一胡思乱想，你就替我们敲打他。”

志松乐了，指点着我说：“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他们几个把你交给我了！如果到了广阔天地你还胡思乱想，想了还说，看我不收拾你！……”

当年的我们，本不过个个都是贫家子弟，而且又都是中学生，哪里谙知政治风云？又怎么能参与什么国家大事？于我，实在是由于耳闻目睹人斗人的冷酷乱象，厌恶之极，也压抑之极。每欲一逞少年之勇，以图释放罢了。对“文革”反动一下，却枉有此心，并无此胆。顾及家境，于是顾及自身，学做一个隐忍之“愤青”。于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个，实在是怕他们的情义册上，哪天不得不划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树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的。但“革命”在他那儿，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革命”一表现为凶恶，他内心就挣扎了，郁闷了，认为是“革命”的耻辱，不屑为伍了。

而云河、松山、玉刚三个，却只想本本分分地做人，什么“革命”不“革命”的，都当成是“专门好那个”的人的事。何况那等样的所谓“革命”，在他们看来是“集体演戏”，还怎么邪性怎么演。他们做“逍遥派”做得心安理得。志松也是那样。

当年倒是他们比我和树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纯粹。

杨志松的父亲和刘树起的父亲一样，也是拉车的，当年也快六十岁了。他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当年下乡的想法也和“革命热情”无关。那一年他父亲病了，看起来以后不能再干拉车运货那么辛苦的活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自己小家庭的日子也都过得很拮据，二哥刚参加工作，每月仅十八元工资。仅以学习成绩而言，他也是那类升高中考大学不成问题的学生。但出于对全家今后生活的考虑，他下乡的决心毫不动摇。

有他这一名同班同学跟我一块儿下乡，真是我的幸运。知青专列一开，车上车下一片哭声，我俩却是微笑着向同学们挥手的，仿佛只不过是很短暂的离别。志松在哭声中对我说：到了地方，咱俩都得要求分在一个连队啊！

我说：“当然。树起他们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

他乐了，又说：“明白就好，那以后就得服管。”

事实上，到了北大荒以后，我并没太使他操心过我的思想和我的嘴。远离了城市，家愁不再是每天直接面对的了，令我嫌恶的“文革”现象也看不到了，便有一种心情豁然开朗的感觉。不太习惯的是每天三顿饭前必得正儿八百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里吃饭，完全可以不那样的。但一到了连队，别人都那样，自己不习惯也得习惯！在食堂吃饭的老战士们原本并不那样的，见知青们那样，也只得那样了。而这一“革命”的日常仪式，是由几名女知青带的头。志松倒是很适应。我看出他还有几分喜欢那样。当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愿。

某日，他背着人问我：“‘敬祝’时你为什么好像是被迫的？”

我告诉他：“我读过一本法国人写的关于宗教的书。那本书里说，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发慌。而宗教规定了餐前祈祷，其实从心理学上看，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暗示方法。而使人革命，不该借助宗教手段……”

他问：“你怎么能看到那么一本书？”

我说：“我家隔壁收破烂的邻居收回来的一本残书，没头没尾。我一翻，觉得里边在讲我从不知道的知识，所以带回家读完了。”

他又问：“后来书呢？”

我说：“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不值得收藏起来，做饭时烧了。”

他一拍我肩：“烧了就对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装出高兴‘敬祝’的样子，还绝不许对别人说你刚才那番话！”

其实，不仅志松、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人，也都多次同意过我对当年现实的不少看法。我记得云河曾当着我面对另外三个说：“有时候我喜欢听晓声的一些想法。”而平时最为少言寡语的玉刚则说过：“难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烧书……”

志松又这么说：“忘了那本书里怎么写的！你要把‘敬祝’当成好玩儿的事，我就是当成好玩儿的事。或者，内心里也可以这么想，咱们真敬祝的是咱们爸妈。”

我愣了愣，问：“你内心里这么想过？”

他说：“对！”

麦收一开始，每一名知青都领教了什么才叫“累”。一累，谁都没那种坚持下去的精神头了……

我下乡前，家中被褥刚够铺盖，所以我只带走了一床旧被子，没带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发下来之前，一年多以来，我一直睡在志松的半边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脸对头上脸了。正所谓“同呼吸，共命运”。他家替他考虑得周到，他带的东西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说是我的。他的手套、袜子、鞋垫、短裤、衣服，我都穿过用过。他还多次向其他知青声明：“我对梁晓声负有保护的责任啊，谁欺负他就是欺负我！”尽管没什么人欺负我，但是分明的，他真的随时准备为我和别人打架。

一九六九年的十月末，又一大批一百多名知青于深夜被卡车送到了连队。他们还没全从车上下来，我和志松就听到谁在一声接一声喊我俩名字。循声找过去，车上站着云河、松山、玉刚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