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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她站在她办公室的三楼阳台上，耐心期待前来洽谈业务的外商。丁香花是早已经开败了，厂院内别的花却在散紫翻红，争媚斗妍。尽职的老花匠正提着喷壶给花浇水。

她抚着阳台朝老花匠喊：“郑大爷，您剪些花给我送一束上来！”

老花匠仰起脸大声问：“厂长你要什么花呀？”

“什么花都要！”

俯视着她含辛茹苦创建的这花园般的工厂，她内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她没有成为一个趁钱的女人，四千零二十八元，在今天是不足论道的。如果她是一个男人的话，如果她明天结婚的话，四千零二十八元还不够布置起一个新房。但她却成了一个有权支配七百余万元资产的女厂长。某些女人，如果交给她们这样的权力，她们未见得个个都知道怎样才能使七百万变成八百万变成九百万变成一千万。而她知道。而她每天都在实行着这种变化。在中国，在今天，即使对那些很趁钱的人来说，一旦损失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元可能就会一贫如洗甚至刀抹脖子绳上吊，而她损失了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元照样睡得很安宁。经济活动从来就是有输有赢的“游戏”；赢固可喜，输亦欣然，这才是好“牌手”的风度。

有一次一位采访她的记者请她谈谈小厂致富的经验。

她想了想，回答说：“经济活动必然充满了冒险，而我从来不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九十‘赢’的可能，我也只肯押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赌注。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赢’的可能，我还是绝不将老本全押上。”

对方又请她谈谈创业过程。

她沉默良久，只回答了四个字——“无可奉告”。

她成为女厂长的第一步，是从弹棉花开始的。但这个年利润三百余万的生气勃勃的小厂，却并非从烂棉花中弹出来的。烂棉花中所能产生的最美好的东西，只不过是重新成形的棉絮而已，别无他物。一口铁锅办起一个化工厂之类的报道，那是别人的自豪，不是她的自豪。

没有她的小叔子郭立伟，便没有她的今天，便没有百花玩具厂的存在。几年前她像瞎子，靠一种女人特有的韧**，如同瞎子靠手中的竹竿触触点点地探路。是她的小叔子也是她当年从心灵到肉体都如饥似渴地需要的一个男人执起了竹竿的另一端，她才觉得自己的眼睛能看清生活了。

她是永远也不会将这一点告诉任何人的。

没有隐情的男人是没有思想可言的男人。

没有隐情的女人是没有灵性的女人。

隐情一旦自白于人，心灵中最珍贵的血液便丧失掉了，心灵便成了干枯的东西。

是她的小叔子，在她和马婶弹了三个月棉花挣了一千二百余元钱之后，替她们从银行贷出了三万元钱，帮助她们维修厂房，联络业务，生产起冬季的劳保手套来。

第二年春天，市郊的一家玻璃制品厂看中了她们的破厂房和破院落在市内的占地，提出要和她们交换厂址，宁愿补贴给她们三十万元。

三十万元啊！

不是谁都能经常遇到“财神爷”的！何况“财神爷”自己找上了门！

她们的厂房虽破，院落虽破，却不是她们的。它可以空**在那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颓败，倒塌，变成残垣断壁直至变成一片废墟而无人过问。但要由它获得三十万元的话，过问和干涉的人比那破厂房里的耗子还多。

她和马婶欣喜若狂地先去找街道委员会请求批准。

街道委员会主任回答说做不了主，让她们找公社。

“你们想卖厂房？你们两个女人太见钱眼开了！那是你们家自己盖的煤棚子吗？”

公社负责人对她们大发其火。

对方恼怒的态度使她根本不知如何才能解释明白。

马婶便施展她那“忽悠”的本领，跟随在人家屁股后从这一间屋走到那一间屋，喋喋不休地向人家大谈她们的种种雄心壮志。

最后人家拍起桌子来，指着马婶的鼻子训斥：“你别跟我天花乱坠地吹牛皮！我知道你能‘忽悠’，我可不吃你这一套老娘儿们的伎俩！允许你们借那块地方找点儿活干就不错了！我从开始就不信你们两个女人能创什么业！再多说一句，明天不许你们在那儿干活！”

结果是一套组合家具起了作用。

组合家具被从破厂房内运走后，她的小伟累得吐血住院。

公社的鲜红大印清清楚楚地落在白纸上，又杀出了房地产管理局的几位男女。

他们说：“没有我们盖的公章，光有你们公社盖的公章，你们这张纸还是一张白纸。”

她和马婶诚惶诚恐地说：“那就请你们也为我们盖章吧！”

那几个男女便都笑了起来。光笑不说话，笑得她和马婶如堕五里雾中。

那几个男女见她和马婶不明白的样子，又都庄严起来，各做各的事儿，不再理睬她们。

她们只有讪讪地离去了。沮丧地在路上走着走着，马婶忽然两手一拍，恍然大悟：“嗨，难怪人家笑咱们，咱们真是糊涂哇！忘了给人家带来‘盖章费’了！”

“‘盖章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