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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母 亲（第12页）

母亲的眼病更严重了。

“你是她什么人？”

在积水潭医院眼科，医生对母亲的双眼仔细检查了一番后，冷冷地问我。

“儿子。”

“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才来看？”

我无言以对。我知道弟弟妹妹们为了治好母亲的眼睛，已是付出了许多儿女的义务和孝心。我也听出了医生话中谴责的意味。

“眼翳是难以去除了，太厚，手术效果不会理想的。而且也极可能伤到瞳仁……”

“那……至少，是应该植假睫毛的吧？”

可怜的母亲，双眼连一根睫毛也没有了！失去了保护的眼睛常为炎症所苦。

“应该想到的事，你不认为你想到的有些晚了吗？眼皮已经这么松弛了，植了假睫毛还是会向内翻，更增加痛苦。”

“那……”

“多大年纪了？”

“六十七岁了。”

“哦，这么大年纪了……开几瓶常用药水吧，每天给你母亲点几次，保持眼睛卫生……这更现实些……”

我搀扶着母亲，兜里揣着几瓶眼药水，缓慢地往医院外面走。

默默地我不知对母亲说什么话好。十五岁那一年，我去到母亲为养活我们而挣钱的那个地方的一幕幕情形，从此以后更经常地浮现在我脑际，竟至使我对类似踏板缝纫机的一切声音和一切近于褐色的颜色产生极度的敏感。

八岁的儿子，有着比我在十五岁时数量多得多的“书”——卡通连环画册、《看图识字》《幼儿英语》《智力训练》什么什么的。妻的工资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收入阶层”，却很相信智力投资一类宣传。如是等样的书，妻也看，儿子也看。因为妻得对儿子进行启蒙式教育。倘我在写作，照例需要相对的安静，则必得将全部的书摊在**或地下，任儿子“作践”，以摆脱他片刻的纠缠。结果更值得同情的不是我，而是那些“书”。

触目皆是儿子的“书”，将儿子的爸爸的“读物”从随手可取排挤到无可置处，我觉得愤愤不平，看着心乱。既要将自己的书进行“坚壁清野”，又要对儿子的“书”采取“三光政策”。定期对儿子那些被他“作践”得很惨的“书”加以扫**，毫不吝惜。

这时候，母亲每每跟着我踱出家门，站于门口望我将那些“书”扔到哪儿去了。随后捡回，而我不知觉。

一天，我跨入家门，又见满床满桌全是幼儿读物的杂乱情形，正在摆布的却不是儿子，而是母亲。糨糊、剪刀、纸条，一应俱全。母亲正在粘那些“书”。那些曾被儿子“作践”得很惨被我扔掉过的“书”。

母亲唯恐我心烦，慌慌地立刻就要收起来。

我拿起一册翻看，母亲粘得那么细致。

我说：“妈，别粘了。粘得再好，梁爽也是不看的。这些书早对他失去吸引力了！”

母亲说：“我寻思着，扔了怪让人心疼的不是……要不让我都粘好，送给别人家孩子吧！这也比扔了强呀！”

我说：“破旧的，怎么送得出手？没谁要。妈你瞧，你也不是按着页码粘的，隔三岔五，你再瞧这几页，粘倒了啊！”

母亲说：“唉，我这眼啊，要不寄给你弟弟妹妹们的孩子，或者托人捎给他们？”

我说：“千里迢迢，给弟弟妹妹们的孩子寄回去捎回去一些破的旧的画册？弟弟妹妹们心里不想什么，弟媳和妹夫还不取笑我？”

母亲说：“那……我真是白粘了吗？就非扔了不可了吗？粘好保存起来，过几年，梁爽他长大了几岁，再给他看，兴许他又像没看过一样了吧？”

我说：“也可能。妈你愿粘，就粘吧。粘成什么样都没关系，我不心烦。”

于是我和母亲一块儿粘。收音机里在播着一支歌：

旧鞋子穿破了不扔做啥？

老太太老爷子他们实在啰唆。

……

我想像我这样的一个儿子，是没有任何权力嘲弄和调侃穷困在我的母亲身上造成的深痕的。在如今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的对比之下，这一点并不太使我这个儿子感到可笑，却使我感到它在现实中的格格不入的投影是那么凄凉而又咄咄逼人。

对于我的母亲所做的这一切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必庄重。

我认为那是母亲的一种权力。

一种特权。

我必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