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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第4页）

听着她俩相互这么说，看着她俩表情庄严地拉钩，婉双手一捂脸，背转过身去——十八岁的婉，此前在品行方面，还从未有过任何需要别人替自己掩盖的污点。两名多好的同学呢！多么温暖人心的一种友情呢！从踏入大学的校门到这会儿，还没超过二十四小时，获得如此友情又是多么值得欣慰呢！可这友情又毕竟包含着护短的成分呀……

泪水从婉的指缝渗出来……

在向全系新生讲述自己来到大学前的难忘的经历时，婉几次泣不成声。不少同学也热泪盈眶。接着就连续出了几期墙报——向解放军学习的专栏、同学之间发扬团结友爱精神的专栏、珍惜大学学习机会的专栏，等等。

大学一年级，对于普遍的新生，似乎意味着是经历了高考“黑七月”之后的一次长期的休假。每一个同学的状态，都是自升入中学以后最放松的。好比非洲草原上的角马们，经过千辛万苦的长途奔迁以后，来到了水草肥美的地方。在“它们”身后的迁途上，留下了一具具同类的“尸体”。所以“它们”在身心得以彻底放松的同时，又无不感到极大的幸运——如果角马们也有类人的意识的话。区别是，对于角马们，一年一度的奔迁，随群到达目的者是绝大多数，牺牲者只不过是少数。而对于从“黑七月”中突围出来的大学一年级新生们，恰恰相反。他们和她们人人都明白，自己们是极少数，“牺牲”在“黑七月”中的同龄人才是大多数。“牺牲”者们虽然不是死了，但却几乎个个都是遍体鳞伤。高考落第虽然并不意味着是人生的毁灭，但却毕竟是人生的重大挫折。是“心口永远的痛”。这“痛”将伴随一生，最后成为无药可根治的神经性的“痛”。

大学一年级新生们既都明白着这一点，那庆幸之感也就当然的起码十倍于到达目的之角马们。他们和她们，吮咂那一份庆幸，如同婴儿本能地吮咂自己的手指。从前看电影少的，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市内看电影；从前看书少的，一有时间就去逛书店。虽然学校的图书馆藏书多多，每天看十本大学期间也看不完。但那不是自己的，是学校的。他们不仅要看书，而且要开始拥有自己喜欢看的书；一入学就急迫地想要证明自己组织能力的，便经常凑在一起策划举办活动，四处打探北京形形色色的名人们的电话号码或家庭住址，一旦打听到了就“宜将剩勇追穷寇”，使某些名人饱受滋扰之苦——对大学新生犯急自己不忍；不犯急大学新生们纠缠不休……

而不爱看电影不爱看书不爱自我表现不爱参加活动的，则每个星期早出晚归游览北京——从市区游览到郊区；从故宫、北海、圆明园到北京那些又古老又很出名的胡同。赵薇便是这样的新生之一。而且从不结伴儿。回校也挺晚。带回各种各样的门票，仔细地夹起来留作纪念。她从不向别人讲她去了什么地方，更不谈她的感受。仿佛游览也是她的一种隐私。

以上都是家庭生活条件优越起码较好的新生们的特点。家庭生活条件很困难的新生，比如婉和姚红，连星期日也是较少迈出大学校门的。他们和她们，清楚北京市里有种种**自己的事物。他们和她们，心理上具有一种本能，害怕被**的自卑。因为他们和她们也十分清楚，那每一种**都是需要钱去满足的。而自己们最缺少的东西从前是钱，成了大学生后仍是钱。与其受**，莫如远避**，不接近它们，不去想它们的存在。婉与姚红在此点上交流过看法。她们并没有相互问很多，答很多，仅仅几句话而已。姚红就是那么想的。婉当然也是。所以她们更愿在星期日享受宿舍里、图书馆里、校园里的处处安静。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看书。校图书馆有那么多书可供她们白看，尤其增加了她们是大学生的幸运感。她们相互坦率地承认，各自上大学前，几乎没看过什么文学方面的书。有的星期天她们也结伴离开校园。却并不进市区去，仅在学校附近的集市上逛逛，花上三元钱你请我，我请你，在小吃摊上喝碗豆腐脑儿，或吃碗馄饨什么的。也舍得钱在地摊上买一元钱挑一件的小东小西，比如梳子、指甲钳、小剪刀之类。婉最没实际意义的一次“高消费”，便是当时一咬牙一狠心，花五元钱总共买了十二个钥匙缀儿。它们是由十二生肖组成的。因为婉一次就买了五元钱的，因为婉掏出学生证给人家看，证明自己是没有收入的大学生，还因为姚红从旁苦苦地坚持不懈地帮着婉砍价——地摊小贩最后也一咬牙一狠心，赔本儿赚吆喝了。婉买它们，纯粹是出于喜欢。因为她长到十八岁以来，只不过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钥匙。那就是开宿舍门的钥匙。婉是属虎的，她仅将生肖牌儿上有虎的那个钥匙缀儿，套在自己唯一的一把钥匙上了。其余十一个钥匙缀儿都收藏起来了，留待日后大学毕业了，带回家去给爸爸给妈妈给弟弟各一个。其余的呢，她想，将来自己会拥有许多把钥匙的，开办公室门的、开家门的、开办公桌的、开家里放存折的小柜的、甚至还会有开汽车门的……

婉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书——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几本三毛的散文集；一套文字很少的，供儿童看的连环画册《毛虫凯蒂》。她喜欢安徒生的童话是因为它们实在是太优美了。上小学时，语文老师操着家乡语调为她们读过《海的女儿》、格林的《石头王子》。她喜欢三毛是因为三毛其实一点儿也不漂亮，从照片上看就那么的不漂亮。而小报上说，三毛本人的容貌比照片更逊一筹。她买下《毛虫凯蒂》是因为它们实在卖得太便宜了，才三角钱一册。买下所有那些书她花了十三元。安徒生童话集和三毛的散文集非常旧了，纸页泛黄了，封面破损了，是十年前的版本。但却并不脏。婉一带回宿舍，立刻就用光滑的挂历页的反面包上了书皮。在洁白的书皮上，婉用秀丽的字体写上了书名。这使两套书看起来像是新生了一样。那套《毛虫凯蒂》就是另一番面貌了。因为是画册，纸页厚，倒没怎么破损。但是有些内页却脏兮兮的，粘着饭粒、油渍、鼻涕疙疤，显然是不懂得应该爱护书的孩子的“再创作”。婉就用一条毛巾浸了清水，逐页地揩干净。

姚红说十年前电视里播放过同名动画片。十年前婉八岁，正是看动画片的年龄。但十年前婉家里买不起电视机。她家的电视机是前年才买的。前年婉已高中了，一心考大学，根本舍不得时间看电视。除了刻苦学习，婉每天起早贪黑地帮家里干活儿。她一心想在自己还生活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多帮父母干活。她对自己能考上大学从未失去过自信。也从未动摇过一定要考的念头。她明白，考上了，她也就几乎不再是家里的成员了，尽管仍是父母的女儿，小弟的姐姐。大学期间，她将不再能帮父母分担辛劳。大学毕业，有了工作，接着有了自己的家庭，显然也不能了。还能做到的恐怕也只不过是经常往家里寄点儿钱。她觉得这对父母太不公平。所以尽管帮父母分担过很多辛劳，却仍嫌自己干的太少了。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或许也就是说，穷人的孩子心里装的家愁多，想要减轻父母辛劳的思虑多吧？……

婉认为，她买那些书所花的十三元钱，是花得最值的钱。虽然认为花得最值，她还是决定那一个月不吃荤菜。而且，她做到了。一直坚持到下月的三号，才买了一盘青椒炒肉丝。

助学金是根本不够每月饭钱的。每月再少也得补五六十元。婉将从家里带来的，和学校发给她的一千元补助金都存上了。她希望能靠这两笔钱细水长流地往每月的饭钱里补。每取出五六十元，她心里就产生一种无名的惶恐。存上的钱都花光了该怎么办呢？婉常想这个问题，又不敢深想。车到山前必有路，反正绝不能向家里写信要钱——这就是她每次想后的结论。

徐小芬和婉以及姚红一样，星期天也是不怎么到校外去的。不留在宿舍里，也不去图书馆。徐小芬常夹着厚厚的笔记本单独躲到某一个教室去。后来她向婉和姚红承认——她在写小说，而且是在写长篇。她的人生理想是当一位女作家。她要求婉和姚红替她严格保密。她俩当然守口如瓶。全系师生至今没有另外的人知道。表面上似乎对“文学”二字反应淡漠的徐小芬，做作家梦久矣了！……

韩芸芸和赵萌都是北京同学。韩芸芸并不经常住校，或者反过来说，经常回家去住。回家去住对她是很方便的事，只要打个电话，小汽车就开进学校，在她指定的地方等着她了。她打电话也很方便，因为她有手机。她是北京某一所深宅大院里的革命前辈的外孙女。她的妈妈爸爸据说也已经是高干了。据说她不姓韩，也不叫芸芸。韩芸芸是她的化名。正如她妈妈的爸爸当年是地下党需要化名一样。都是据说而已。她穿得挺朴素，也不像赵薇似的身上有小姐的骄娇二气。她对老师礼貌。对所有的同学都一视同仁地友好。积极参加系里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但从不过分积极地表现在前头。她在同学中没有朋友。男生女生都对她既客气又敬而远之。她并不在乎在同学中有没有朋友。也似乎从小就习惯了被敬而远之地对待。

大约是婉成为新生的第四天或第五天，韩芸芸整理自己的铺位时，不小心将枕下的手机拂到地上了。她捡起来试拨了一个号码，见没坏，又见同学们都对她刮目相看，便笑了笑说：“我忘告诉你们我有手机了。以后你们谁打电话，随便用好了。往家里打长途也行！只要别用我的手机聊长天就行！……”

婉她们便也都无声地笑。一个个笑得傻傻的，怪怪的。似乎都很感谢她的好意，也似乎都没见识过手机，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因而不明白韩芸芸的话……

她们仿佛互相发誓了似的，以后谁都没用过韩芸芸的手机。

赵萌的父亲是一位中年画家，母亲是小学教师。但是她显然并没从父亲身上袭承了什么浪漫的艺术气质。她对文学、戏剧、影视、音乐，包括她父亲所从事的绘画艺术都不太感兴趣。她基本上属于沉默寡言的人。是女生中除了婉以外话最少的。婉的沉默寡言是由天性所决定的。赵萌却不是。赵萌的沉默寡言分明是后天自我修行的成果。据说她高考的第一志向是北大哲学系。她父母曾竭力反对。她母亲甚至还为此哭过几次。父母都非常困惑——自己女儿的头脑中，为什么会产生出对哲学的爱好？在二十世纪的最末一页，在中国，在许多中国人对许多事情都懒得思考的今天，一个女孩儿几乎是义无反顾地决定了自己将来要当哲学家，多么的令父母迷惘，多么的奇怪呀！在父母的逼迫之下，赵萌按照父母的意愿提前参加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专业考试，而且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她虽然从高一开始便对哲学情有独钟，作文却从初一开始便是佼佼者了。她的作文以思想性的灵敏见长。中学老师和高中老师都一致认为，在她的同龄人中，像她那么肯深入地思考问题的女生实在是凤毛麟角。

中央戏剧学院负责去年招考的老师曾约她的父母面谈了一次，说只要她不改志愿，说只要她在其后的全国文化课统考中分数过线，中戏一定录取她。说低几分也没什么，中戏依然会录取她。说她具有太好的理念分析能力了。说中戏太缺戏剧理论和戏剧批评教员了，后继乏人，打算在这方面对她进行重点培养，保证毕业留校，甚至许诺送她出国留学。说中央戏剧学院将来怎么可以没有戏剧理论权威呢？而就目前看，倘不及时发现人才，倘不重点培养，将来还也许真的就没有了……

不难想象她的父母是多么高兴。这几乎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呀！这几乎和保送没什么区别呀！

可是等父母满心喜悦地回到家里，笑逐颜开地向她报告好消息时，她的反应却相当冷漠。

“戏剧理论？我看已经有太多的中国人善于做戏了，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套戏剧理论，而且他们的那一套戏剧理论比戏剧理论家们还要高明，哼……”

她一说完就走入自己的房间不理睬父母了。父亲久久地站在原地发呆，母亲则追入她的房间，质问她：“你爸爸是画家，你将来是戏剧理论家，对于我们这个家，究竟有什么不好？”

她反问：“我爸爸是画家，我将来是哲学家，对于我们这个家，又究竟有什么不好？”

结果母亲也像父亲一样被反问得久久呆住了。

父亲闯入她的房间接着问：“那……那你还参加中戏的考试！”

她说：“你们逼我去考，我是你们的女儿，我能连那么一点儿面子都不给你们吗？那不太让你们伤心了吗？”

父亲说：“你现在这种态度就不叫我们伤心了吗？”

她说：“我已经给你们面子了。你们为什么就不肯也多少给我一点点面子？”

……

赵萌高考那几天正是例假期，不知怎么了，身体反应强烈，所以考场发挥不好，结果总分低于北大录取线……

她既失去了跨入北大校门的机会，也失去了跨入中戏校门的机会。

对于失去后一个机会，母亲替她懊丧得病了一场，她自己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遗憾。她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立志文秘专业毕业后，考北大哲学系研究生。她枕旁的书几乎全是关于哲学的。从中国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史，从孔孟老庄到尼采、叔本华到当代美国的韦伯。韦伯这个乍听起来仿佛中国农村称谓的美国人的名字，全系的新生是闻所未闻的。是在一次关于社会伦理问题的讨论会上听赵萌说了才知道的。别的同学都在发言中引用中国从前的和现在的国家领导人的话，偏偏赵萌引用的是一位当代美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的话。

那句话是——“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根本不同的基本观点并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这一简单的论点常常被人们所遗忘，现在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每一篇试图探讨理性主义的论文的开头。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由各种各样的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世界……”

可以想见，同学们当时对赵萌是多么的刮目相看。这不仅由于大家从未听说过韦伯，从未接触过韦伯的书，而且更由于大家根本不明白韦伯那些话的意思。大家都默默地自愧弗如地望着赵萌，使原本热烈的讨论在她发言后中断了十来分钟，不能续之踊跃起来……

赵萌发言后，在长时间的沉默中，环视着同学们，脸上浮现出一种惊诧的表情。那一种表情的意思是——怎么？你们真的从未听说过韦伯？你们真的不明白我刚才引用的他的那段话的思想？……

随即她低下头去，看拿在自己手中的一本哲学书。并且，再也没将头抬起来过……

有的同学曾认为她当时脸上那一种惊诧的表情是佯装的，甚至认为具有羞辱大家的意味儿。

至于赵萌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受什么现象或什么人的影响便痴迷于哲学了，以及她当时脸上那一种惊诧的表情究竟是不是佯装的，除了她自己，没有第二个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