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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第9页）

袁父又开始踱步。

林超然和袁玥只有默默地看着他。

袁父站到了袁玥身边，命令地说：“坐我桌子那儿去！”

袁玥默默坐过去了。

袁父：“看那种信，恼火、同情、惭愧，我们这种人，太对不起高老师那样的人。她的事，我管了，一管到底！”

林超然和袁玥都喜出望外地笑了。

袁父：“女儿，桌上有笔有纸，我说，你记。替我整理一份建议，明天亲自交给新来的市委书记同志。”

袁玥：“爸，我是您女儿，那不好吧？”

袁父：“没什么好不好的。你亲自交，市委书记会看得更快，那么批示也就快。高老师家的困境，理应尽快得到解决。”

走走停停，越说越激动的袁父。

飞快地记录的袁玥。

望着袁父，认真听他每句话的林超然。

骑着自行车，心中愉快，如沐春风的林超然。

林超然的目光被什么景物吸引，他将车速慢了下来，终于刹住，一脚着地，望着不走了。他看到有一名油漆工，正站在木架上，描刷法院的大徽标。

庄严的法庭。法官及书记员一干人等已就座，旁听席座无虚席。

法官：“下面，请辩护人为被告进行辩护。”

静之从辩护席上站起，从容不迫地说：“尊敬的法官，原告代理律师，首先我坦率承认，我也是受害人之一，我的左肩，也留有被被告所刺的伤疤……”

法官等极为诧异，听众席上也响起一片诧异之声。

听众中的林超然，他像望着一个陌生人一样望着静之。

静之：“我和我的老师同是受害人。我的老师并不放弃作为原告的起诉权，却鼓励我作为被告的辩护人，这起初使我很不理解。当我了解了被告的成长史，并走访了被告的亲人、邻居、中小学老师和同学，我开始理解了。尤其是，当我和我的一个亲人就此事交换过看法以后，我更加理解了。我的那一位亲人，是我所十分敬爱的。他说‘不就是一个小无业青年吗？有什么必要替他进行辩护？’”

林超然感到了意外。

一个个认真倾听的听众。

静之：“他还说‘辩护不就是为了使他的罪行得以减轻吗？犯罪就是犯罪了，如果替每一个罪犯都进行辩护，那又怎么能维护法律的威严？’而我要强调指出，即使此时此刻，那个因为刺伤了我和我的老师，因而站在被告席上的青年，他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罪犯。要等到法官宣读完毕对他的判决，法锤落下，他才成为法律概念上的罪犯。在这一点上，人人平等。现在，我已经与被告之间达成了共识，他以完全的信任委托我替他进行辩护。我的委托人原本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在他五岁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的父亲当年由于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入狱，没有经过今天这样的公开审判，没有人替之辩护，也被剥夺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位不幸的父亲后来冤死狱中，这是我的委托人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获知的。而他的母亲，当年受政治压力的迫使，与他的父亲离婚了，不久也自杀了。这使我的委托人当年成了实际上的孤儿。他在孤儿院度过了四年的成长期，九岁才被舅舅从孤儿院接出。可舅舅当年是极不情愿地对他担起抚养责任的，并且因为他母亲的死而怨恨他的父亲，又由于对他父亲的怨恨而迁怒于他。连他的舅舅，当年也经常斥骂他‘狗崽子’。我的委托人后来的成长期饱受各种歧视，那种歧视不仅经常发自同代人，也经常发自成年人。我的委托人，他的成长期，比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在人间》里所描写的情形还不如……他自卑，从小就背负了有罪感的沉重十字架，没有同情和亲情来温暖一下他幼小的心灵。”

被告席上，那犯了罪的青年，双手捂脸，无声哭泣，哭得伏在了栏杆上……

听众席中，有人流泪了。

林超然不看着静之了，高高地仰起了脸。

静之：“请法官原谅我的辩护词的冗长，不要制止我……”

法官：“本庭允许你充分进行完毕你的辩护。”

看得出，连法官也很动容。

静之：“我要援引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对高尔基说过的话……他泪流满面地读完了《在人间》，见到高尔基时还是忍不住又流泪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上帝啊，你没有成为罪犯，反而成了作家，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啊！’我的委托人，他多么希望同样的奇迹也发生在自己身上呢！他热爱绘画，一心想要考取黑大艺术系美术专业。连续三年，他的绘画专业成绩都过了录取分数线，但文化课的成绩却考得一年不如一年。本届文化课的部分题目，由我的老师所出。所以，这一个对人生绝望到了极点的青年，将我的老师视为报复对象了。事发当日，他喝了一些酒之后，更加丧失了理智。鉴于他认罪态度良好，我请求法官，对我的委托人予以从宽判处……”

坐在林超然旁边的一个男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林超然掏出手绢塞给他。

那男人：“我是他舅舅。”

林超然抓握了他手一下，不无自豪地说：“我是辩护人说的那个，她敬爱的亲人。”

原告代理人：“法官，诚如被告辩护人所述，被告的成长过程实有令人同情的方面。但是，我们都明白的，一个人的犯罪行为，通常是由两种因素导致的。一是主观，一是客观。就本案而言，本人认为，使被告犯罪的因素，不能完全归于客观。他的年龄已经超过了十八岁，他属于具有行为自主能力的成年人了。而且，也正如被告辩护人所言，被告的犯罪动机是出于扭曲的报复心理。并且此种报复心理，在其喝了一些酒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故我方反对从轻判处。因为从轻判处，将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会使类似的犯罪人以为，他们的犯罪行为主要不应由他们本身负责，而似乎应该由时代负责。基于这种对法律严正性的考虑，我方恰恰要求严判。因为只有严判，才能对全社会类似的犯罪潜伏者，起到应起的威慑作用。”

法官：“辩护人，有什么要反驳或补充的吗？”

静之：“有。”

法官：“请讲。这一次，我要限制你的发言时间，不得超过十分钟。”

林超然不再望着静之，抬起手腕，低头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