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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法官将那位年轻的法官扯到一旁去，凑头嘀咕了几句。究竟嘀咕了些什么他也没听清，只隐约听到“打过招呼”“撤得正好”两句。

“那么好吧，你去办理一下撤诉费吧！”

于是那年轻的法官，就不动声色地将诉状还给了他。

“还要交撤诉费？”

他下意识地将一只手捂向衣兜，仿佛怕对方搜他兜。

“怎么？不情愿啊？”——对方又将诉状从他手中扯了回去，似乎要作为扣押物。

“不不，我不是不情愿。真的不是……”

他那只捂住衣兜的手伸入了衣兜，掏出一把零钱，很窘地解释：

“我身上没带多少钱。您看，就这点儿零钱……”

那名老法官本已走出接待室，听到他们的对话又返回来，劈手从年轻的法官手中夺过诉状，沉下脸以训斥的口吻说：“你可真多余！”

他双手将诉状还给王君生，微笑着，非常之客气地安抚道：“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免了免了，这个主我做得了，您快上班去吧！”

王君生离开法院，将诉状丢在车筐儿里，匆匆地往厂里蹬去。经过一只垃圾筒，他一手抓出诉状，扔到垃圾筒里去了。

他想——妈的这件事儿就让它结束吧！他决定不再向其他众邻居们提起或质问。他明白，即使提起，即使质问，他们回答他的话，也必和老张和周亚明是一样的。

一到厂里，他就找到主管厂长，恳求厂里借给他三千元钱。他是位没有“小金库”的丈夫，不给妻子一个说法是不行的。而若给妻子一个说法，只有借钱。

厂长问他借钱干什么。

他支吾了半天，说老岳父病了，得住院。厂长凝视着他大摇其头，说我的副厂长，你难道忘了，你老岳父已经死了两年了，是厂工会帮着料理的后事啊！

他腾地闹了个大红脸，一时吭吭哧哧地不知再说什么好。幸而厂长与他关系不错。厂长说——得，我也不逼你非回答借钱干什么了，只要不是去赌去嫖，不是去花天酒地，我批准财务借你。但只能借你两千元，超过两千元要开会研究，这个规矩你也是知道的……

那一上午剩下的时间里，他就在厂里见谁向谁借钱，吃午饭前，终于借够了一千元。

他并没当天晚上就将三千元交给妻子，怕“任务”完成得未免太快，妻子起疑心，一个星期后才将钱交给妻子。

妻子接钱时眉开眼笑，一边点数一边问他：“顺利吗？”

日子过得拮据，他十分理解妻子对钱那种喜欢的程度和心情。

他皱着眉说：“还算顺利。你别点数，我已经点过了，差不了的。”

妻子却如同没听到他的话，一直点完为止。将钱收好后，絮絮叨叨地竟开始抱怨他索赔太少。

他说：“你当时一开口说了个三千元嘛！”

妻子说：“我当时说的是少于三千元不行！你自己没长脑子呀？数咱家阳光被挡得多，所以咱家有理由要求比别人家多的补偿！”

他火了，吼道：“你还有完没完？”

家里霎时一片静。妻子在那一片静中颇显不安地瞧着他。

儿子出现在小屋门口。

儿子说：“你们整天钱、钱、钱，庸俗不庸俗？”

儿子一说完，清高地转过身去走向大屋。

那一片静持续了很久，似乎具有神圣性，做父母的不敢轻易打破似的。

那一天王君生明白了一条生活原理——钱对一个家庭如果太重要了，这个家庭就没法儿不充满与钱有关的琐碎又庸俗的内容。

从此他中午在厂食堂只买素菜吃。

……

现在，他身上盖着一件厂里发的穿旧了的棉大衣，正仰躺着翻看相册。

阳光是不再赐惠他家这间大屋了，而且永远。若在国外，他想，补偿那就多了去了。他明白，他所招惹的，并不仅仅是那一家房地产公司。在对方背后，还有形形色色的互利势力。他们一起视他为“公敌”，他不忍又能怎么样他们呢？

妻子临出家门，怕他寂寞，将些旧杂志和一只小半导体收音机放在他身边。他说不需要，说想看相册。妻子怜悯地说：“你呀，这就叫老啦。只有老人们才喜欢翻旧相册。”

他伤感地回答：“是啊，我觉得我已经很老很老了，活了一万年似的。”

在那相册里，有一张他的“百日”黑白照。挺大的头，瘦小的精光的身子，如同一条娃娃鱼。算来照片已经保存了四十六年了。他久久端详着自己的“人之初”，仿佛在研究一块古生物化石。他不禁又想，四十六年，无论对于一个民族，还是对于一个国家，该发生多少重大的事件啊！就是近十几年吧，中国“改革开放”了、苏联“解体”了、南斯拉夫分裂了、香港回归了……而时间以生命的形式体现在自己身上，却不仅那么平淡无奇、碌碌无为，甚至充满了屈辱的、畏缩的、拘谨的、苦涩无奈的体验。最令他沮丧的是，抻长脖子踮起脚往前看，所看到的内容依然皆是体验过的内容，一抹亮色也看不到。所看到的比所体验过的分明还要灰暗——那人生的终点尤其灰暗，无非是每月几百元退休金混老等死。那时候的物价将比现在又涨了几倍呢？退休金够自己和妻子吃饭吗？看来只能指望儿子了。可儿子自己也是要组建家庭，也是要当丈夫当父亲负起自己小家庭的经济责任的啊！如果儿子变不成“大款”或小老板之类的富人，如果儿子未来的生活也和自己目前的生活一样灰暗，能赡养得了老爸老妈吗？可不能成了儿子的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