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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代人赋（第4页）

他说：“那也太便宜了吧？”

我又问：“什么意思？”

他说：“如果我当年听了你的规劝，现在又能怎样？一个中国人，如果从二十岁起便将自己永久地、完全地交付给一个单位，到他退休，不过从单位那里得到十几万人民币，合两万多美金。我们的父兄辈不都是这么活过来的么？可一个人最好的四十年生命，难道真的就值两万多美金么？换一种活法的可能性真的就没有么？我们中国人都说活得很累，其实最累的是国家。精疲力竭的国家，终于不得不换一种存在方式了。所以不管是谁，不管情愿不情愿，都必须换一种活法了。”

我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的？”

他说：“从我父亲病退那一年。干了一辈子，以领取的工资而病退。百分之七十当年还是对他的特殊照顾。可靠那每月四十来块钱，我们一家五口怎么生活？我父亲那天一到家里就哭。我躲出家门，躲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也哭了。我对自己发誓——将来我如果不能走一条和我父亲不同的路，我根本就不活到退休那一年……”

他的林肯车将我送回家。我彻夜难眠。

闭上眼睛我仍能忆起当年他家的情形——五口人窘居两间小屋。外间是厨房，搭了窄铺睡人，似乎便是他睡。里外间合起来不足二十平方米。他是长子，上有一姐，下有一弟、一妹。幸而他的母亲是位很善于持家的母亲，缓解了穷困对这样一个家庭的压迫。我也清楚地记得当年他家厨房在哪个位置摆放碗橱，碗橱上放着一个怎样的糖罐。在他家学习的我，隔会儿便借口出去一次，为的是从那糖罐里抠一勺砂糖吃。学校组织春游，他带的饼被我一路吃掉了一半……

他是班里最早的团员之一，一个时期内还担当过我的入团“发展人”。从初一到初三，始终是班干部，他是班里最具凝聚力、号召力的同学之一。对弱小男女生，惯以保护人自居。当年我们之间很要好。

他最大的“毛病”，便是他极其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和“自我证明”意识，以及他那一种凡事都积极到根本不顾别人对他会有何看法、有何想法的“参与”意识。他是我从中学时代到兵团、到大学、到社会所认识接触过的一切人中，“自我表现”和“自我证明”意识最突出的一个。是的，迄今为止，尤其在我同代人中，我没遇到过在以上方面像他那么愿望强烈的人。某些时代，某些活动，无论班级的，抑或年级的，全校的，一开始可能并未将他列入“中心人物”的名单，不知怎么一来，他竟成了“中心人物”之一。他似乎总在以他的行为昭示别人——这件事怎么能少了我呢？那件事我不参与怎么行呢？仿佛别人行的，他都行。别人不行的，他也行。这难免会使他遭到非议、抨击。可他一向不在乎，“一往无前”。至于别人们怎么想、怎么说、怎么看，他仿佛认为那是别人的自由，随别人的便好了。冬季里，刚上了几次滑冰课，他便开始学健将级运动员驰骋冰场的姿态，戴一顶滑冰帽，不顾惜耳朵和脸腮冻得通红，倒背双手，神气活现，屡屡摔倒却无窘色亦无怯色。他爱打篮球，不是校队但极渴望代表学校参加正规比赛的机会。机会一经获得，横冲直撞地来“三步篮”。犯规就犯规，被罚下场就罚下场，反正他体验了参加正规比赛那一种刺激。在我的同代人中，这一个吴振海，当年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标本”。我想当年的时代瞪着他，好比一只母鸡瞪着一只雏火鸡或者雏鸵鸟吧？

而我们传统的社会的综合教育，几乎可说是以限制人的“自我表现”“自我证明”意识为己任的。溯望远久的中国历史链，可发现这一点在古典文化中尤其道貌岸然。《老子》中就一再地说些“自见者不明”之类的话，意谓谁“自我表现”了，就不可敬也不聪明了。《礼记·中庸》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谓在最细小的事情方面，在独处无人的时候，也要行为规不越矩。做到怎样才算典范呢？——“天盖高，不敢不踞；地盖厚，不敢不踞。”意谓天是何等的高，可是一个楷模人物站着不敢不弯腰曲背；地是何等的厚，可是一个希望获得别人尊敬的人，不敢不小步缓行。而老子则干脆沾沾自喜地说“吾有三宝”——“三日不敢为天下先”。

于是，“**”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唯一普遍获准的一次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机会。其表现方式是演习“革命”，其证明内容是“无限忠于”，其理论基础是“造反有理”，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释放、大宣泄。它耗掉了作为每一个单独的人来说，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进行储备的那一种“自我表现”的**。同时严重挫伤了整整一代人将这一种**化为自我实现的冲动，此后十年内他们只能听凭时代的摆布。其中某些人“自我表现”的种种努力，实质上体现为一种低级的本能，一种自我异化，一种自我安抚的虚幻的追求。所以，被这一代人的群体客观上遗弃在城市里的吴振海，二十多年中却不被城市的简单而粗暴的“价值秩序”所降服，甩头晃角地始终予以反抗，其“自我表现”“自我证明”并借以实现自我的强烈欲望始终野心勃勃地保持着中学时代的原生态，使我不能不觉得简直是奇迹，使我无法不对此赞叹和赞赏。对于我的同代人，他这个人具有极其特殊的鉴定价值和研究意义。起码证明了这样一点——在我的同代人中，原本是应该产生许许多多吴振海的。可是于今放眼看去，浮出于社会水面的，十之七八乃大小官员。而社会却终于不得不承认，前一个时代在这方面的“生育”是不够节制的。它不但使它自己尴尬，而且使一代人尴尬。难道不是么？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机关单位要缩编，于是我们同代人中多少人迷惘，茫然，惶惶不知所措。有些人忙不迭地扑通扑通“下海”，但是已比吴振海们晚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于人生而言，有时晚了十年其实意味着晚了一辈子……

一九九二年我回过哈尔滨数次。

我的许多同代人总是问我：“中国今后还会怎样……”——这句话的注脚是——今后我们还剩哪些福利仍有保障？今后我们还将失去什么福利？

我回望我们这一代走过的路，心中不免怆然。

吴振海及其公司的人们也总是问我：“中国今后还会怎样……”——这句话的注脚是——今后我们还将拥有什么样的时机？

想象他当年在哈双公路上“倒煤”而且“倒霉”的情形，心中不禁肃然。

不少哈尔滨人嫉妒属于一种恐惧；它和那种想维护我们对某物的占有欲望相一致。嫉妒使我们去考察疑惑中最微不足道的方面，并把它们作为焦虑的最不得了的根据。

不少我的当然也是吴振海的同代人问——这公平么？

我曾替吴振海回答——是的，这很公平。安于现状的人不必忧患冒险者将承担的风险降临在自己头上，但是也永远没有资格获得冒险者才能理直气壮地获得的一切。如果非说不公平，那么已如昨天时代太褒奖我们而太歧弃吴振海们是一样的。时代仅只能在一点上体现它的公平，那就是给人以普遍的机会。

有了一个“哈克森”，便有二百多哈尔滨人解决了就业问题，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的福利待遇比国家单位还要高。有人说——进“哈克森”那要凭关系！言外之意，仿佛是它的一条罪状。但是，如果哈尔滨有一百家一千家这样的公司，在福利待遇方面与“哈克森”竞争，并且竞争过了“哈克森”，进“哈克森”还要凭关系么？

有了一个“哈克森”，只要它运作着，又将有何止千百人有了干活挣钱的机会？长久的没有这种机会社会将会怎样？

有了一个“哈克森”，至今已有近千户哈尔滨居民住上了楼房。如果一概等待市里解决，又将等待多久呢……

有了一个“哈克森”，去年春节前夕，十几名台商包括一位台湾立法委员，才应邀来哈尔滨考察投资项目……

有了一个“哈克森”，一幢四星级饭店，正在筹划兴建之中。北方的第二大城市，连一幢四星级饭店都没有的话，是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大批吸引外商的新形势的……

今天的中国人毕竟都恢复了寻找时机的本能，但时机注定不属于以下两种人。

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时代像宠爱自己的阿姨一样，将自己轻轻抱起来，让自己骑在时代的颈上招摇过市……

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以什么听来正当的名义，将原先和自己一样，而如今和自己不大一样的成功了的人打翻在地……

我的同代人呵，我的兄弟姐妹，我愿你我他她之中，第一种人少一些再少一些。我愿你我他她之中，第二种人少一些更少一些！

南方和北方都有一种草叫“节股草”。一种生命力极强的草，一节一节地生，一节一节地死，哪怕还有一节不死，它便活着，并且会一节一节地再生。我的同代人呵，我的兄弟姐妹，我们就是那“节股草”似的一代啊！如果说我们已失去了很多很多，那么我们所获得的，则是一种顽强的复苏能力和再生能力。一切附着于我们的浪漫色彩传奇色彩，自甘的苦难和无奈的磨难早已是往事。在我们四十岁的这一年龄，我们除了依赖于我们的复苏能力和再生能力，还能依赖什么呢？让我们彼此呼唤起鼓励起策动起我们的这一种能力吧！

一切感觉才不过是倾斜，是失重，并非那猛烈的拍击造成的真正的阵痛迫临……

我们怵然，我们肃然……

我的同代人哦，我的兄弟姐妹，让我们吸入足够的一口空气和一口勇气，准备做我们这代人的第二次人生拼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