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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知青（第3页）

对于少年，明天似乎漫长而遥远，畅想时空广大无边。所以少年不是惯做“昨日梦”的年龄，而是惯做“明日梦”的“季节”。

青年是充满理想、憧憬或欲望、野心的年龄。大多数老年人已完全丧失了对以上诸方面的追求能力和竞争能力。即使仍执迷其中，也毕竟的心有余力不足了。情愿或不情愿地，明智或无奈地进入了人生的“无为”境界。而除了大多数老年人，另外只有大多数儿童类此境界。所以大多数老年人乐于直接地回忆童年和少年，可以叫作“合并人生同类项”。

又，人喜欢回忆自己颇不寻常的经历。不管那是浪漫还是苦难，是人生逆境还是光荣资本。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他们皆从二十七八岁向三十七八岁匆匆地、毫无驻足稍停之机地、疲于奔命地朝身后抛掷着他们的日子，皆不曾从容地消遣过美好的青春。青春对于他们似有若无，青春是他们的昨天，这昨天那么迅速地远离了“现在时”。身在“广阔天地”，他们还不太感觉到那一种迅速，倒是常常觉得度日如年。恰恰是在返城以后，岁月仿佛开始压缩着流逝了。于是大有度年如日之感，几乎皆愕诧于怎么一眨眼就快是中年人了。于是“中年恐惧症”，作为中国的一种“代”的特征，从他们身上表现得格外显明。他们的怀旧，也就常以集体的方式，类似的色彩，并不想掩饰地张扬着。

他们怀旧便是缅怀自己的青春。

他们缅怀自己的青春便是回忆“上山下乡”的岁月。

那岁月里有他们的浪漫，也有他们的苦难；是他们的人生逆境，也常被自己们视为人生资本。

将苦难和逆境中走过来的经历视为人生资本，乃是古今中外人类比较共同的“毛病”。非中国知青一代特有的也不值得投以讽意，更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虽然返城知青们的怀旧等于缅怀青春等于回忆“上山下乡”的岁月；虽然“上山下乡”乃“文革”运动中之运动——却不等于念念不忘地回忆“文革”岁月更不等于缅怀“文革”。

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中国返城知青们，首先被某些中国人故意地，甚至可以说是不怀好意地歪曲了，也简直可以说常常遭到不怀好意、别有用心的诬蔑和诽谤。那某些中国人，首先是些舞文弄墨者。诸如某些文人，某些记者——他们中自以为深刻，自以为敏感，又专好靠了这两种“自以为”煞有介事地经常吹出一串串是非泡沫的人。他们或她们像些雌雄螃蟹，吐沫自娱，总是企图引起世人对自己的注意。世上本无事，也没那么多所谓“热点”“焦点”，有时纯粹是他们或她们搬弄起来的。他们和她们还是这样一些人——保全自己达到谨小慎微的程度，在大是非大事件面前一向畏畏怯怯，噤若寒蝉，这就使自己们的存在根本无法令人重视。但又常常沮丧于此，失意于此。那么只剩下一件事可做，便是搬弄是非借以营造泡沫话题。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中，知青们的集会，往往被他们和她们武断地归结为“红卫兵情绪”。仿佛知青们一集会，“造反”又要开始了，“动乱”又要来了，“文革”又要重演了。由于他们或她们煞有介事的、杞人忧天的、故作深刻和敏感的话语鼓噪，颇影响当局对知青集会现象的正确判断和看法。当局本是对知青集会现象暗觉不安的，加之他们或她们煞有介事的分析，于是难免地布置防范，以应不测。因而知青们的集会，倘规模大了点儿，几乎必有公安部乃至安全部的便衣工作人员密切予以关注。甚至，连国外媒介亦受其迷惑，对中国返城知青的集会，做过多次离题万里的荒唐的报道。他们或她们中，有人自己也曾是知青。按理说对知青的集会现象，他们或她们是最能正确理解，最能正确加以分析的。但他们或她们往往偏不。偏要煞有介事地，故作深刻和敏感地向世人以及当局作莫须有之暗示。我对他们或她们是很厌恶的。而返城知青们集会前、集会中每每自我宣扬的发扬什么光大什么的“青春无悔”之表现，以我的眼看来，其实也带有故作性、表演性。很大的程度上是持一块盾，既保护自己不受莫须有意味的攻讦，也同时向当局和世人作“平安无事”的回答。后来情况有了好转。因为返城知青的一次次集会，从未给社会造成什么不安定。于是，当局和社会对此现象首先充分理解，他们或她们的暗示自然也就不再被理睬……

“黑土地回顾展”后，我常对《北大荒人名录》心怀几分忧虑。反思我当时支持出版的那番言论，觉自己理想主义的可笑。返城知青显然不能成为永久长存的“城市公社”。一本“人名录”也根本不能成为促进互助的什么“宝典”。社会治安问题日渐严峻，险恶案件多多，倘大量流散世间，落入骗子歹徒手中，会不会被利用了呢？这种警惕性也许同样可笑。但据我想来，有比没有好。因而征求我意见要不要再版加印时，我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再其后，内蒙古兵团的知青们，出版了一本《草原启示录》。那也是一本很有价值的知青回忆录。“风云录”和“启示录”，乃关于知青的两本姊妹书。它们的文学性当然会逊于知青小说，但资料价值却远非知青小说可相比。“黑土地回顾展”和“风云录”“启示录”的出版，使返城知青们的集会活动此起彼伏。但都是些小规模、小群体的集会。大约九二年春节前，北京又在工人体育场举办了“老三届文艺汇演”。此次汇演的策划最先由东北农场局宣传队和北京的“北大荒知青联谊会”的知青人士们共同提出。我曾被邀请发表建议。汇演就要租场地，就要租乐器，就要聘请舞台美工，就要制景，就要提前排练……一句话，要钱。策划者们较为乐观，较为自信，甚至较为兴奋。他们说北京有多少北大荒知青？至少十万。半数人看，就是五万。每票百元，便是五百万。再保守些估计，即使有半数人的半数看，一笔回收也是相当可观的。商业运作的色彩，随着人们头脑中经济意识的增长，那么顺理成章地成为许多事情的前提和主导思想。这其实无可厚非。今天除了政府部门组织和在经费上支持的种种义演，已再没有任何非商业运作的演出。但当时我发表了言词较激烈甚至可以说情绪有些冲动的反对意见。我说，卖票我原则上也能接受。但要看谁来演，演些什么，水平如何？靠当年的知青们演，演些知青宣传队当年的节目，水平不难预见。纵然补充新的节目内容，也必是些匆匆编排的节目，水平还是可想而知。水平注定了不高，怎可向当年的知青售票？北京是大城市，数九寒天，又是晚上，返城知青们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看了一场水平不高的演出，而且花了钱买的票，心中会作何想法？我不信他们会带着满足感深更半夜在寒冷中久候公共汽车回家……

策划者们说少演几场行不？票价低些行不？

我说不是少演几场的问题。据我估计，最多只能演一场。第二场就会来者寥寥。返城已经十几年了，别一厢情愿地将知青们集会的心劲儿估计得过高。大家都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当年那份儿知青情结即使不泯，也不必非以这一种方式体现。至于票价，除非以相对的收支平衡为原则。如掺杂获利动机，我肯定是不参与的。也不会为此做什么……

我的激烈言词等于是大泼冷水，气氛为之沉闷。

我说完，也不管别人们的感觉怎样，起身匆匆而去。

后来，他们放弃了策划。可能我的话起了一定作用。尽管我的话当时听来逆耳，但是经他们细细一想，也许认为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大约一个星期后，内蒙古兵团的“首席召集人”马小力和一名似乎是当年插队山西的女知青来到我家。小力是《草原启示录》的总编辑者。她们出示了一份演出策划书征求我的意见。我大略一看，觉得类似我激烈反对过的那一策划。一问，果然便是。原来那一策划被某文化公司接了过去。北大荒知青既放弃了，他们便找到内蒙古兵团的“首席召集人”马小力。出于拓宽对象范围的考虑，将“北大荒知青”主题改为更宽更大的“老三届”主题。

小力沉思良久，也对我直言：第一，此事必做不可。因合同已签，前期经费已投入，有些节目已开始排练。而且已进行宣传，没了退路。第二，预先没想那么多，但认为我的顾虑不无道理。第三，接受我的建议，摈除一切商业目的，以不售票为大前提。至于资金，她负责“化缘”。有多少钱，做多大事。倘出现超支，亦由她尽量解决。倘经费居然还剩余，以某种方式慰问某些知青。

她的当场决定甚合我意，也令我大为感动。于是我表示愿意参加，并做我力所能及之事。实际上小力再没为此事“麻烦”过我，我除了对节目单提出某些调整和补充意见，根本没奉献过时间和精力。只不过届时前去观看了演出。

入场的人比我预料的要多些。演出者们情绪较饱满，观看者们的情绪也较共鸣。谈不上水平，但是台上台下气氛融洽热烈。节目中当然少不了某些“老三届”当年熟悉的知青“革命歌曲”。刻薄之人也当然有理由据此大加嘲讽。但在我看来，那除了是共同的怀旧，娱乐一场，并不说明别的什么。因为不售票，实际上仅仅意味着一些当年是宣传队员的知青，返城十几年以后，在春节之前，向另一些知青表达一种未相忘的情感。

据我所知，许多在环卫单位和殡仪馆工作的知青，以及他们的子女，被特别优待地安排在一等座位。

对于他们，也许只有在这种活动中，才能不花钱而坐一等座位吧？也只有在这种活动中，才能觉得自己和台上的演出者之间有深厚的情感关系吧？

据我所知，最终结算下来，经费还是超支了。所幸超得不是太多。

至于小力怎么堵上窟窿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难得马小力那一种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精神和“一切包在我身上”的气魄。

那一场义务演出的义务主持人是王刚。

它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知青活动。

此后，我有意识地渐渐远离一切所谓知青话题。北京以及其他各城市的知青，也再没发起过算得上任何社会现象的知青活动。传媒中五花八门的话题层出不穷。“花边儿”炒成大块儿新闻的事例比比皆是。中国已进入空前的泡沫话题泛滥成灾的时代。城市人被此泡沫整日淹没其中，谁都烦得要命但是无处逃避。我每每暗自庆幸所谓知青话题的归于寂然。心想这对知青们首先是天大的好事。不是明星，不是演艺圈内人，终于被整体地忘却了，终于不再被整体地说长论短了，也终于都能够面对身为父母身为中年人的现实而“相忘于江湖”，这比总被整体地当成件似有分量其实已毫无分量、不关大多数城里人痛痒之事而一再地旧话重提、老生常谈要强得多啊！

而今年，是“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是知青返城二十周年——会有不甘寂寞的知青发起什么纪念活动吗？我想，肯定不会的。我想，我的大多数同代人，经历了十年的农村“再教育”又经历了二十年的城市“再教育”，对于自己远逝了的昨天肯定早已是欲说还休了。这后十年的欲说还休与前十年的欲休还说心理况味大为不同。并且，也该终于省悟，改写了各自命运的那件三十年前的大事，原来从任何方面都是无须以任何形式纪念的。不管是多少周年，其实对自己们的“现在时”，都已经毫无必要毫无意义了。

由别人们想着，达到的纯粹是别人们之目的。自己念念不忘，继续蚀损的纯粹是自己的心智。我想，即使有人又策划什么活动，那人也许反而非是知青。因为若是知青，当能理解知青们甘于消弭掉知青情结甘于寂寞的心。当然，书还是尽管出，唱片还是尽管制作，专题片访谈录还是尽管拍摄。因为许多人毕竟还得做自己职业要求做的事情。这才是从现在至以后知青话题老生常谈的真相。但是谁若企图使知青话题又热起来，恐怕演习浑身解数也是枉然了。而我此篇，将是我关于知青话题的最后一堆文字。一堆告别式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