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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知青（第1页）

我看“知青”

今轮虎年，是“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

“知青”话题，又被报刊界、出版界重新捡起，颇有纪念一下的意思。

所谓“上山下乡”运动，依我如今想来，其实不过是当年三千万学生的失学“下岗”。这三千万之巨数，接近着如今工人“下岗”的庞大队伍。而“下岗”工人中，又十之六七乃当年的“知青”。对于这些当年的“知青”，命运感慨肯定多多。或者，竟毫无回忆的心情，只不过默默地随时代的巨变沉浮，竭力撑持着自己们剩余的人生。

当年的“知青”，如今年龄最小者，也该在四十五岁以上了；年龄最大者，亦即“老高三”，当是五十余岁的人了。再过七八年，所幸未“下岗”的，也将退休了。正是——“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命达命舛，悟透了，本都没什么可纪念的。

当年的“知青”们，如今构成着中国城市人口中的主要中年群体。他们和她们，在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生活态度，以及家庭观念、物质消费、流行时尚、人际组合的好恶顺逆方面，仍导势渐微地影响着中国当代城市人口中的中年群体。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完全垄断中年群体，在质量上却无疑显示着主要成分。

所以，可以这么认为，中国当代城市中年人们“代”的特征，在诸方面具有“知青”们或曰“老三届”的总体特征。

二十年以前，亦即知青返城初期，这种总体特征极为显明。基本上可以用怨、悲、豪、义四个字来概括。

疲惫地站在城市的人生起跑线上，青春不再，恍如一梦，十之八九几乎一无所有，几乎一切的生存内容从零开始，甘而不怨的太少太少。

“上山下乡”这一场几乎波及、冲击到一切城市家庭的运动，并且，一令既下，地动山摇。一手既挥，无敢抗者。对于绝大多数城市百姓人家的子女，根本没有第二选择。所谓响应号召没商量。对于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子女，被贬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的子女，政治成分被划入阶级另册的人家的子女，尤其不是“上山”不“上山”，下乡不下乡的问题，而是只配上到哪里下到哪里，没资格去哪里的问题。比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二批“知青”，需通过所谓“政审”一关。有“政审”不合格的知青，写了血书以表决心才被批准。更有的硬是追随强去，驱而不离，赶而不返。如此一来，倒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显得很神秘。于是后来报名者较踊跃，仿佛非是下乡，是变相的参军；非是务农，是变相的当兵。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无“炒作”意味儿。但在当年，哪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中其实都没有“炒作”的意识，只不过本能地遵循“政治第一”的一贯原则，一本正经地煞有介事罢了。

“上山下乡”运动的理想色彩彻底剥落后，“知青”们头脑中残存的使命感化为乌有。于是觉得自己既不但是被“撵”下去的，哄下去的，而且简直是被“诓”下去的，难免地悲从中来。怅回首，昨今追求两茫茫。泣忆无数个“客愁西向尽，乡梦北归难”的流放日，“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那悲中，自然还有着不知究竟该向谁倾诉的灰。何况，当初的理想色彩和使命感，在近十年的艰苦岁月中，在仿佛被抛弃了的日复一日的企盼中，本已从他们的心理上精神上瓦解得差不多了。如同鱼市收摊前的活鱼，拨一下虽还能在浅水中游动，扔到案上虽还能剧烈扑腾，但已是鳞败鳍残了……

但是，他们当年毕竟都拥有着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本，那就是年龄。二十六七三十来岁三十多岁的年龄，无论打算对人生做何进取，为时都不太晚。年龄是返城“知青”当年唯一的资本。令全社会不同程度所同情的整代“遭遇”，具有苦难色彩的同时，也便具有了沧桑色彩、具有了坚忍色彩的经历，与上一代人相比磨而未圆似乎仍显得咄咄逼人的棱角，与下一代人并论不卑不亢似乎人生经验极为丰富的成熟，又使“知青”这唯一的资本成为“知青”唯一的傲。此傲不无受过严峻洗礼之意味。在返城初期，“知青”唯靠此傲支撑奋斗精神，保持住心理平衡。

此傲是“知青”的精神味素。

义——这是“知青”返城之初普遍都愿恪守的做人原则。无论兵团“知青”，还是插队“知青”，返城之前他们都必因同命运而相怜，而相助，而相呵护。因为，对于当地人，“知青”是外来者，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倘当地人欢迎并关怀他们，则他们无物以报，唯有奉还感情、奉还以义。倘当地人排斥他们甚而歧视他们、孤立他们、打击他们，则他们相互之间并无任何财富的团结基础，亦只能靠了感情、靠了义而更紧密地凝聚在一起。

义是“知青”近乎发配的命运对他们的启示。他们在很短的时期内便领悟到了这一点。但事实上，当地人排斥歧视甚至孤立打击他们的事件虽有发生，却肯定是极其个别的现象。就普遍情况而言，无论是兵团的老战士，农场的老职工，还是乡村的农民，当年对“知青”们既不但是欢迎的，也是尽可能予以照顾和关怀的。个别事件不但存在，还很恶劣。我们于此强调的是普遍情况。故时至今日，许多知青念念不忘常系心头，谈起来动声动色的仍是与当地人那一份情。彼此的情中也确有桩桩件件感人之事。而当年欢迎过后来又依依相送过“知青”的农民、牧民、山民，忆起从城里来的“学生娃”们，往往也是此情绵绵。他们会牢记着“知青”教师教过他们的子女，“知青”赤脚医生为他们治过病，或为他们的女人接生。即使对于当年表现很差甚至极差的“知青”，他们谈起来时的态度，也如同是在回忆不懂事的孩子的淘气行为或恶作剧，仁义宽厚溢于言表。无论对于当地人还是对于“知青”，往昔的岁月里，都有着“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的情义；有着“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拂火初红”的温馨；有着“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的真挚；有着“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的古道热肠。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当年的南北“知青”。我有充分的根据说，“知青”们最无怨言也最感欣慰的是，当年毕竟和一部分别种样的人民休戚与共过。他们是“知青”们在城市里所接触不到的，完全陌生的。而且，是生活穷苦的，随遇而安的，非常本色的一部分人民。在“知青”们心目中，在今天，对他们身上美好的方面和惰性的方面了解得一样清楚。

用一位“知青”的话说——“唯一不后悔的是，曾和那样的一部分人民在一起过。”

返城初期，“知青”们有一种不习惯。深析之，是一种怕。怕那只无形的，划分城市人命运格局的大手将他们抚散。那只大手是导演城市通俗故事的上帝，它重新定位城市人的命运；它几乎毫无规律地，随心所欲地，完全按照自己好恶抛撒机遇；它嫌贫爱富极端势利眼；它只关照离它最近的人，对离它远的人的存在几乎不屑一顾。迅速被抚散的“知青”经常寻找机会靠拢。只要靠拢在一起便不免地彼此谆谆告诫，一定要“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在城市生存下去。仿佛一旦不再是群体，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安全的。他们希望互相拉扯，希望仍如当年那样互相呵护。因为他们几乎都一无所有啊！然而城市对于他们却另有一番教导。那教导现实得近乎冷漠，全部内容差不多便是“相忘于江湖”。

城市喜欢在个人身上实验奇迹。

城市从不情有独钟地青睐一无所有的没落群体。

于是，十年后，亦即八七年八八年左右，“知青”们的群体本能意识被城市格局这柄篦子一遍遍地篦散了。城市也完成了对返城“知青”们的十年普及性“初级教育”。

怨的情绪在“知青”们胸中自行地淡化了。都明白，怨是最没意义的。掌上厚茧仍在，胸中块垒犹存，只是返城初期幻想青春补偿，总欲引起社会特别关注和特别对待甚至优待的希望，完全而又明智地泯灭了……

悲还多多少少地，时不时地从情绪中流露出来。但已由总体的悲转变为个人的悲了。有人从疲惫中缓过来了，有人仍没缓过来，仍疲惫着，甚至更疲惫了。有人仍沉湎在当年的悲哀往事或个人的悲惨遭遇中不能自拔。那些往事当然确实很悲哀，遭遇也当然确实很悲惨，但虽属知青情结和话语，但似乎已不再能代表总体，而仅仅意味着是个人的了。十年的时间足以消弭许多事物，足以令人忘却许多最初刻骨铭心的记忆。有那种记忆然而境况好了命运之帆重新张扬起来的，渐渐地不悲了。有那种记忆然而境况仍糟着，人生仍寻找不到港湾的，顾不上悲了。终于明白，归根到底，城市不敬重眼泪。他们或她们，尤其她们，开始学会将自己那一种悲严密地封存在内心里，只在特殊的情况下，特殊的人们面前才偶一流露偶一宣泄。返城后的境况不同，使“知青”话语开始多样。有时在同一场合，在昔日朝夕相处的人中，某人欢笑着，某人却在暗暗伤感着。甚至会发生言语冲突、话不投机半句多的现象……

义仿佛变成了空头支票。即使变成了空头支票，相赠予时态度也极为含糊，极为犹豫了。因为，在城市里，在实际的迫待解决的问题方面而非感情慰藉方面，互相帮助显得异常的分量沉重了，沉重得使人轻易不敢承诺了。在都是“知青”的岁月里，我受委屈了、受欺辱了，你挺身而出替我伸张正义、替我抱打不平；你病了，我守侍床前体贴如亲兄弟、亲姐妹是一回事——而且只要想做到，完全可以做到，几乎人人都能做到。但在城市里，替谁解决工作替谁调动更满意的工作，或帮谁的子女报入重点小学、升入重点中学，则非有权力不可。有权力往往也需费些周折甚至费尽周折。无权的、权小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权的考虑到那许多周折态度含糊暧昧犹豫也在情理之中。而此时此刻，哪怕一方一再地表示并未“相忘于江湖”，另一方肯定也似乎品咂出了一丝分明“相忘于江湖”的苦涩。

在这十年中，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哈尔滨的或北京的、上海的，亲登家门或写信向我求助的“知青”为数不少。困扰他们或她们的，无一不是人生的大问题，诸如“正式工作”之“安排”问题、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子女的户口问题、就学问题……而我当时的表现，每每先安慰，后摇头发愁。既同情对方，也同情自己陷入的尴尬之境。登门者、写信者，自然相信会帮助他们的人非我莫属。而且相信，只要我肯帮助，他们的困扰就一定能得到妥善解决。仿佛中国有一个“知青”问题管理部，我是该部部长。如果对方还拎着点儿“意思”，则我尴尬尤甚。我也往往不禁地要说些感情色彩较浓的话语，以图表现并未“相忘于江湖”。但是最终，我所能做的，仅能做的，也无非就是答应替他们给当地的领导写封信，或当即就给我认识过、耳闻过的“知青”出身的官员写封信。他们有的较为满意，有的很不满意，觉得我不过在变相应付搪塞，从此认定我最是一个彻底“相忘于江湖”的无情无义的家伙。而我却常因自己的转嫁“义务”惴惴不安。十年中我开出了不少空头转账支票，每次都难预测那些收到的人对我究竟作何想法。居然侥幸起作用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但极少极少。既是相求者的侥幸，也是我自己的侥幸。

十年中，当年的“知青”在北京有过几次规模较大的集聚活动，影响辐射至天津、上海、哈尔滨。影响最广、策划最成功的一次，当属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黑土地回顾展”。这次活动凝聚了许许多多北大荒知青的热忱参与。许许多多的人为此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

那是无报酬的参与，是完全业余的参与，是完全自愿当成自己的事来做的参与。我认为，“回顾展”收集到的林林总总的“知青”实物，以及“知青”日记和书信，对于以后仍有兴趣继续研究“知青”命题的人，颇有参考价值和认识价值。“回顾展”同时也是一次较成功的“知青文物”征集活动。

“回顾展”的绝大部分文字出自我笔下。姜昆们做了局部的删改补充。出自我笔下的文字，总体调子似太沉重和悲怆。姜昆们加入了些轻松和亮色。我认为他们的删改补充是必要的。否则，“回顾展”也许难以成为事实。

这些文字后来全部收入《黑土地影集》。

“回顾展”之后，出版了两部书。一部是《北大荒风云录》，一部是《北大荒人名录》。我是此两部书的编委之一。但我实际上所尽的编委义务和责任甚少，只看过“风云录”中三十余篇的手稿。此书的编辑原则是——保持原貌，不做任何加工。所改仅仅是错字、白字、病句、不规范的标点运用。

我认为“风云录”是一部从多侧面、多角度反映当年北大荒“知青”生活的难得的纪实书。其纪实性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其中，多数知青第一次写关于自己知青经历的回忆文章，甚至是生平第一次写所谓“文章”，甚至以后再也不会产生写“文章”的念头。他们和她们，将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亲身遭遇，真真切切地，虔诚之至地汇入“风云录”中了。

我认为，我迄今为止的一切知青作品的总和，在诸多意义方面，根本抵不上一本“风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