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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与知识（第1页）

知青与知识

据我所知，“知识青年”之统称，早在“五四”之前就产生了。那时，爱国的有识之士们，奔走呼号于“教育救国”。于是在许多城市青年中，鼓动起了勤奋求学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储备自身知识能量，希望将来靠更丰富的才智报效国家的潮流。用现在说法，那是当年的时代“热点”。许多不甘平庸的农村青年也热切于此愿望，呼应时代潮流，纷纷来到城市，边务工，边求学。

那时，中国读得起书的青年有限。好在学科单纯，且以文为主。读到高中以上，便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小知识分子”了。能读能写，便皆属“知识青年”了。而达到能读能写的文化程度，其实只要具备小学五年级以上至初中三年级以下的国文水平，则就绰绰有余了。那时具备初中国文水平的男女青年，其诗才文采，远在如今的高中生们之上。甚至，也远非如今文科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们可比。

那时，“知识青年”之统称，是仅区别于大小知识分子而言的。是后者们的“预备队”。而在大批的文盲青年心目中，其实便等同于知识分子了。

他们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起到过历史不可忽略不提的作用。虽非主导，但却是先锋，是恰如其分的主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首先实行中学普及教育。文盲青年在城市中日渐消亡，“知识青年”一词失去了针对意义，于是夹在近当代史中，不再被经常用到。它被“学生”这一指谓更明确的词替代。

即使在“文革”中，所用之词也还是“学生”。无非前边加上“革命的”三个字。

“知识青年”一词的重新“启用”、公开“启用”，众所周知，首见于毛主席当年那一条著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

于是一夜之间，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几届城市初中生、高中生，便统统由学生而“知识青年”了。

这几届学生当初绝对不会想到，从此，“知青”二字将伴随自己一生。而“知青”话题成为永远与自己们的经历自己们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中国话题。

细思忖之，毛主席当年用词是非常准确的。在校继读而为“学生”。“老三届”当年既不可能滞留于校继读，也不可能考入大学（因高考制度已废除），还不可能就业转变学生身份，成了浮萍似的游**于城市的“三不可能”的“前学生”。除了一味“造反”，无所事事。

“三不可能”的“前学生”，再自谓“学生”或被指谓“学生”，都不怎么名副其实了。

叫“知识青年”十分恰当。

区别是，“五四”前后，青年为要成为“知识青年”而由农村进入城市；“文革”中，学生一旦被划归“知识青年”范畴，便意味着在城市里“三不可能”。于是仅剩一条选择便是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情愿的欢送，不情愿的——也欢送。

至今，在一切知青话题中，知青与知识的关系，很少被认真评说过。

其实，知青在“前学生”时期所接受的文化知识，乃是非常之有限的；于“老三届”而言是有限；于“新三届”亦即“文革”中由小学升入中学的，则简直可以说少得可怜了。

知青中的“老高三”是幸运的。因为在当年，除了大学生，他们是最有知识资本的人。他们实际上与当年最后一批，亦即六六届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相差不多。因为后者们刚一入大学，“文革”随即开始，所获大学知识也不丰富也不扎实。“老高三”又是不幸的。其知识并不能直接地应用于生产实践，主要内容是考大学的知识铺垫。考大学已成泡影，那么大部分文化知识成了“磨刀功”。而且，与大学仅一步之遥，近在咫尺，命运便截然不同。即使当年，只要已入了大学门，最终是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分配去向的，五十余元的工资并未因“文革”而取消。成了知青的“老高三”，与“老初三”以及其后的“新三届”知青，命运的一切方面毫无差异。他们中有人后来成了“工农兵学员”或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但是极少数。

更多的他们，随着务农岁月的年复一年，知识无可发挥，渐锈渐忘，实难保持“前学生”活跃的智力，返城前差不多都变成了“文化农民”或“文化农工”。

他们和她们，当年最好的出路是成为农村干部、农场干部，或中小学教师。

我所在的兵团老连队，有十几名“老高三”，两名当排长，两名当了仅隔一河的另一连队的中学教师。一名放了三四年牛。其余几名和众知青一样，皆普通“战士”。有的甚至受初中生之班长管束。

我当了连队的小学教师后，算我五名知青教师，二男三女。除我是“老初三”，他们皆“老”字号的高一、高二知青。

我与“老”字号的高中知青关系普遍良好。他们几乎全都是我的知青朋友。在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他们信任过我，爱护过我。我是一名永远也树立不起个人权威的班长，在当小学教师前，一直是连里资格最老的知青班长，而且一直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自行代理排长发号施令的一班长，故我当年经常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有什么心中苦闷、隐私（主要是情爱问题），皆愿向我倾吐，而我也从内心里非常敬重他们。他们待人处世较为公正，在荣誉和利益面前有自谦自让的精神，能够体恤别人，也勇于分担和承担责任。前边提到的那两名当中学教师的“老高三”，一名姓李，一名姓何，都是哈尔滨市的重点中学六中的学生，都有诗才，而且都爱作古诗词。说来好笑，我常与他们互赠互对诗词。有些还抄在连队的黑板报上。讽刺者见了说“臭”，而我们自己从中获得别人体会不到的乐趣。他们中，有人曾是数理化尖子学生，考取甚至保送全国一流理工大学原本是毫无疑问之事；也有人在文科方面曾是校中骄子。

如当不了中学老师，数理化在“广阔天地”是无处可用的知识，等于白学。最初的岁月，他们还有心思出道以往的高考题互相考考，以求解闷儿，用用久不进行智力运转的大脑。

而他们中文章写得好的，却不乏英雄用武之地。替连里写各类报告、替“学毛著标兵”写讲用稿、替知青先进人物写思想交流材料、为连队代表写各种会议的书面发言……包括写个人检讨、连队检讨和悼词。

写得多了，便成了连队离不开的连干部们倚重的知青人物。

于是命运转机由此开始，往往很快就会被团里、师里作为人才发现，一纸调函选拔而去，从此手不粘泥、肩不挑担，成了“机关知青”。

我也是靠了写，也是这么样，由知青而小学教师而团报道员的。也做了一年半“机关知青”。

而“机关”经历，既不但决定了他们后来与最广大的知青颇为不同的命运，也决定了他们与那些智商优异，在校时偏重于数理化方面的知青颇为不同的人生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