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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中国女性 01（第4页）

她们上班时，邻家没有大儿女的母亲一出门碰上了她们，投在她们身上的目光是很复杂、很微妙的。那一种目光告诉她们，对方们心里在想——盼到哪一天我自己的女儿才也开始上班挣钱呢？她们每月十八元二十几元的工资，对一个平民之家的经济补充非同小可。那时她们嘴上礼貌地问着好，内心里体会到极大的优越感。

如果是星期六，她们也会在厂里换下工作服回家。倘还是夏季，她们往往穿一件“布拉吉”。因为她们自己最清楚，“布拉吉”尤能显示出她们成熟又苗条的“大姑娘”的美好身段。也因为她们明白，一旦做了“小媳妇”，再穿“布拉吉”的机会便少了。“小媳妇”们一般是不公开穿“布拉吉”的。

于是许多母亲的目光，都会追随她们的身影久望，互相询问她们是哪条街上，哪个院里，哪一户人家的“大姑娘”。如果她的容貌比较漂亮，那么她的家便出名了。

女人们每每会情不自禁地这么说：“瞧人家那大姑娘长得喜人劲儿的！”

五十年代的父母，尤其工人家庭的父母，一般认为自己的女婿年轻、健康、英俊、人品好就是女儿的福，当然也是自己的福。健康和人品好是首条，其次是英俊不英俊，至于是工人还是小干部，那倒无所谓。当然，如果前四条“达标”，居然还是位小科长，父母会替女儿高兴得心花怒放。

“大姑娘”们下班一回到家里，放下饭盒就帮母亲们做这做那。她们一般不会因为自己也是挣工资的人了便在家里摆什么资格，要求什么特殊待遇。

她们明白，自己生活在家里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这使她们比从前更体恤她们永远操劳着的母亲们了。回想自己是小姑娘、是少女时，竟不怎么懂得体恤母亲、替家庭分忧，她们每每的心生愧疚，同时心生对她的家的眷眷依恋。虽然它可能很清贫，很拥挤，很杂乱。那一种眷眷依恋又每使她的心情特别惆怅。“大姑娘”们这时望着生出白发了的母亲的目光，是非常之温柔的。

“女儿是娘的贴心袄”——这句话主要指的是“大姑娘”了的女儿们。

吃完饭，“大姑娘”和母亲争抢着洗碗。

“不用你，屋里歇着吧！”

“妈，进屋歇着，就让我来吧！我还能替你几次呢？”

这每每是母女二人在厨房里悄悄的对话。

当母亲的听了，心里一阵热。她感动得想哭。她这时心里边觉得，她将女儿从一个小姑娘拉扯成一个“大姑娘”，所付出的一切操劳都是值得的。她的心满足得快要化了。

“大姑娘”洗罢碗，收拾干净了厨房，进屋又拿起了毛线活儿或针线活儿。如果家是两间屋，“大姑娘”准和母亲待在同一间屋。或对坐，或并坐，或“大姑娘”手里运针走线，母亲陪着一递一接地说话儿，或母女俩手中各有各的活儿……

少年时期的我，常在别人家见到这样的母女亲情图。

“大姑娘”有工资了，她可以用自己的工资买毛线了。她心里有种筹划，那就是要在“出门”前，给父亲织件毛衣，给母亲也织件毛衣，再给弟弟织件毛背心，给妹妹织条毛围巾什么的。“出门”前的“大姑娘”，心里装着每一个家庭成员。她要留下念心儿，延续她对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家的亲情。

“大姑娘”某一天终于是新娘了。男方家里会送她一套料子做的新衣，一般是“哔叽”的，那将是她以后二三十年内最好的一套衣服。

当然还少不了一双皮鞋。那几乎肯定是“大姑娘”生平穿的第一双皮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当年代表一个家庭物质水平的“硬件”。新婚夫妻极少有同时备齐三大件的，往往由“大姑娘”随自己的心愿任选其中的一件或两件。

五十年代“大姑娘”的娴静，还与较多地占有她们业余时间的编织与针线活儿有关。那些仿佛是她们的“书”。爱读书会使男人变得娴静，正如编织和针线活儿会使“大姑娘”变得娴静。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较腼腆。

腼腆包含有羞涩的意思在内，但又不仅是羞涩。羞涩形容的是内在的心态，腼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涩是一个发生性的、进行性的词。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羞涩起来。

但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却往往会经常无缘无故地腼腆起来。

比如同院住了多年，邻居关系很好，她们到我家借东西，或春节拜年，也会显出非常腼腆的样子。而我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哥哥是中学生，我是少年，我家简直没有能算得上“男人”的人，她们为什么也腼腆呢？

正由于我家只有小男人，我母亲又特别好客，对“大姑娘”们一向特别亲热，一向特别被她们所敬，故不但同院的，而且连邻院的、一条街上的、乃至前街后街的“大姑娘”们，相当一个时期内，都愿结伴儿往我家聚。有时会在窗前聚七八人之多。就着屋里的灯光，各自手里皆钩着织着，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悄悄地聊，偶尔发出一阵哧哧的轻笑。邻居们都说，我家简直成了“大姑娘之家”了。我母亲也常望着她们说：“我要有这么多大姑娘可美死了！”

连我母亲和她们说话，她们也显出腼腆的样子。

同院有个比我大的男孩子心思不良。按今天说法，可叫作“问题少年”。

有次他问我：“你看她们中哪个漂亮？”

我就指着其中一个说：“她最漂亮。”

他怂恿我：“那你敢走到她跟前去对她说‘我爱你’吗？你若敢，我给你两个玻璃球儿！”

于是，我逞强地走到那一个“大姑娘”跟前大声说：“我爱你！”

不唯那一个“大姑娘”，所有的“大姑娘”们全都倏地一齐红了脸，全都瞪着我呆住了。片刻，这几个伏在那几个身上，一齐笑得前仰后合。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大姑娘”们笑开怀，她们一个个忍住笑，复一齐瞪着我，脸仍红着，都显出一种很美的腼腆。我母亲因那件事狠狠训了我一通，不许我以后再跟那“问题少年”接触……五十年代“大姑娘”们的娴静和腼腆，单就男性对女性的眼光而言，从我这儿讲，在我记忆里永远是优雅的、美的。姑娘大了，如果只“蹦迪”蹦得好，却从不知娴静何意，如果一味现代，从未羞涩过，从未腼腆过，细想想，也够俗得烦人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概难幸免。

老百姓在那三年里见不到奶粉，凭出生证明供应给婴儿的是“代乳粉”，一种接近奶粉的婴乳品。那证明不仅要证明婴儿的出生，还要证明母亲奶水的不足。倘不证明这后一点，也是不卖给的。春节前，每户人家供应几两茶叶，白糖每月每人二两，吸烟的男人每月供应一条烟。

城市人口中，对男劳动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运工、伐木工、煤矿工享此优待）、一般工人三十二斤、脑力劳动者三十斤。家庭妇女们和中学生高中生们一样定量——二十八斤半。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三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许多学生腹中空空地上学，许多学校因而取消了课间操，学生和教师饿昏在课堂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闯中原”或“走西口”……事实上，饥饿从一九五八年起，在有些省份就蔓延着了，也并未能全国齐刷刷地结束于一九六三年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