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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初印象（第1页）

清晨五点半，开往省城的绿皮火车在永丰县站停靠三分钟。林晚照背着半旧的帆布包挤上车时，车厢里已经坐满了人。浓重的烟草味、汗味和煤烟味混杂在一起，但她竟然觉得亲切——这让她想起三个月前从上海来江西的那趟旅程。

那时候她还忐忑不安，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现在，她有了方向。

找到座位，是靠窗的位置。她把包放在膝上，里面装着二十七页的合作方案，还有队里二十多户人家托她买的东西清单。车窗玻璃上凝着水汽，她用手擦了擦，看见站台上送行的人影渐渐后退。

火车缓缓启动，驶出县城。晨光中的田野蒙着一层薄霜，远处的山峦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林晚照靠窗坐着，感受着车轮与铁轨有节奏的撞击声。手腕上的银镯在衣袖下微微发烫，像是在呼应着远方的召唤。

从永丰到省城要六个小时。林晚照没闲着，她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开始梳理这次省城之行的目标：

第一，参加农科院培训，掌握核心技术；

第二，敲定合作细节，争取更多支持；

第三，采购清单上的物品；

第四，打听更多关于农业政策的信息；

第五，如果有可能，接触更多领域的人。

写到这里，她笔尖顿了顿。还有一件没说出口的事：她想看看，这个时代的省城是什么样子。1975年的省城，和她记忆中的那个现代化都市，有多大差别？

火车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光线明暗交替。同座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带着个七八岁的男孩。孩子好奇地盯着林晚照看，她笑了笑，从包里掏出块硬糖递过去。

“谢谢姐姐！”孩子眼睛亮了。

“不客气。”林晚照摸摸他的头。这糖是她从空间里拿的，包装纸已经换成这个年代常见的油纸。

孩子的母亲连忙道谢：“大妹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省城，去学习。”

“学习好啊。”妇女羡慕地说，“我年轻时也想上学，家里穷，供不起。”

两人聊了起来。妇女是去省城看病的，孩子腿上长了个瘤子，县医院治不了。说到医药费，她眼圈红了：“砸锅卖铁也得治，就这么一个娃。”

林晚照心里不是滋味。这个年代，一场大病就能拖垮一个家庭。她想了想，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个地址：“大姐，您去省人民医院找这位周大夫，就说是我介绍的。他是上海来的专家，也许能帮上忙。”

地址是她前世记得的一位名医，这时候应该还在省城。虽然不一定能找到，但总是一线希望。

妇女千恩万谢地收下纸，珍重地揣进怀里。

中午时分，火车停靠一个大站。站台上有人卖盒饭，两毛钱一份，米饭上盖着几片白菜和两片薄薄的腊肉。林晚照买了一份，就着自带的凉白开吃起来。

味道很一般，盐放得重，油水少。但她吃得很认真——这是队里给的差旅费，不能浪费。

下午一点，火车终于驶入省城站。

林晚照背着包下车，第一感觉是人多。站台上黑压压全是人，拎着大包小包，挤着往出口涌。高音喇叭里循环播放着：“旅客同志们请注意，请按顺序出站，不要拥挤……”

她跟着人流往外走，出了站，眼前的景象让她怔了怔。

宽阔的广场，周围是三四层高的楼房，墙上刷着红色标语：“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自行车流像潮水一样。人们的穿着比乡下整齐多了，虽然还是以蓝、灰、绿为主，但补丁少了，款式也多样些。

这就是1975年的省城。比她想象中繁华，但也比她记忆中的城市简陋得多。

按照地址，农科院在城东。她问了路，找到公交站牌。2路车，坐七站，票价五分钱。

车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林晚照紧紧护着怀里的包，里面可是全队的希望。有人挤到她身边，手似乎要往她包里伸，她立刻警觉地侧身，那人讪讪地缩回手。

小偷哪儿都有，哪个年代都一样。

到站下车，眼前是一条安静的林荫道。路两旁是高大的梧桐树，叶子已经落尽，枝干在冬日的天空下画出遒劲的线条。农科院的大门很气派，水泥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院。

门口有传达室，看门的是个戴眼镜的老头。林晚照递上介绍信，老头仔细看了，推了推眼镜：“你就是红星公社来的林晚照同志？”

“是的。”

“张教授交代过了，让你直接去三号楼找他。”老头很和气，“沿着这条路直走，看见红砖楼右拐。”

谢过老头，林晚照走进院子。农科院比她想象中大，像个小型的大学校园。几栋三四层的楼房错落分布，楼间有试验田，这个季节种的是冬小麦，绿油油的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