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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娱乐节令和宗教活动（第2页）

端午，即五月五日。端午与夏至有密切的联系。周处《风土记》载：“仲夏端五。端，初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在时人心目中，夏至是“阴阳争、死生分，血气散”的季节交换时间。由于夏至的存在，整个五月都被看做不吉的时期。汉魏之际，应劭著《风俗通义》，内中有很多“恶五月”的民谚：“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房，令人头秃”，“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王充在《论衡》中也说过：民间“讳正月、五月生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已举之，父母祸死”。为什么时人对五月如此忌讳？显然与季节转换有关。五月正处春夏之交，蚊蝇蜂起，百病丛生。古代医疗水平很低，人们不能适应季节交错，易于死人，所以不能不对五月产生畏惧心理。端午立节的主要目的是逐疫，所以人们在这一天要佩戴五彩丝，在门上挂避瘟的饰物。端午作为恶月恶日，人们没有任何游乐庆贺的心情，相反倒是害怕冲撞了邪恶与瘟病，故整日小心翼翼。南北朝时期，防病水平提高，人们对端午的恐惧心理开始有所减弱。到隋唐时，端午则逐渐演变成以娱乐为主的节日。

前面已经讲到，在江南有端午进行龙舟竞渡的习俗。竞渡也是一种祭祀水神的活动，人们借此乞求水神保护，以期风调雨顺。除屈原外，当时端午受祭的名人还有伍子胥、勾践等人。时人认为，含冤而死者，戾气深重，祭祀他们可以平息戾气，防止危害活人。

粽子是端午日最为人熟知的食品。《荆楚岁时记》：“民斩新竹笋为筒粽，楝叶插头，五彩缕，投江以为避水厄。”在《续齐谐记》中，梁人吴均明确讲用于纪念屈原的投江之物有粽子。粽子，古称角黍。它本是祭祖的供品，后来人们不断加以改进，添入各类果实、草药，使之成为美味的小吃。

七夕，即七月七日。这原来是古人的曝日。七月骄阳似火，人们选择这一天将家里的衣服和书籍，拿出来在阳光下曝晒，以杀死虫蠹。汉魏之际，司马懿称病不应曹操的征辟。后来曹操探知他曾在七月七日曝书，遂再下辟书。司马懿欺瞒不住，只得被迫应召。晋代有个叫郝隆的名士，看见邻居七月七日晒衣服，便躺在地上晒肚子。别人很奇怪，他回答说是晒腹中之书。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见同族中人晒锦绣衣服，便“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133]。

牛郎织女的神话，浓缩了人们对小农经济下男耕女织生活方式的向往，而七夕相会又或多或少透露出了古代社会男女自由交往的某种信息。

中元节，即七月十五日。魏晋南北朝是道佛两教发展兴盛的时期，两教都把七月十五日规定为隆重的节日。道教有天官、地官、水官三尊神。七月十五日是地官到人间分判善恶、拘索坏人性命的日子。在这一天祭祀地官，要请道士作法事，才能免除自身罪恶，并超度十方孤魂野鬼。而同一天佛教徒举办的是“盂兰盆会”。“盂兰盆”为梵语音译，意为解救倒悬。说的是佛祖弟子目连不忍母亲在地狱受倒悬之苦，听从佛祖指示，陈设百种美味大会，供养十方僧众以超度亡魂。西晋时僧尼已开始在此日举行超祭活动，到梁武帝时大规模的“盂兰盆会”则经常举办。至于民间，中元节也已渐成习俗。《荆楚岁时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

重阳节，即九月九日。古人认为九是阳数之极，所以把九月九日叫做“重阳”。《风土记》和《续齐谐记》都记载有重阳节登高、饮**酒和插茱萸的习俗。九月为深秋，天高气爽，大自然景色已濒临凋敝，此时登高望远别有一番滋味。古人看重**，是因其有傲霜独放的气质，认为常服它可以轻身益气，故**酒也就成为重阳节必备的饮料。魏晋时期，名士常把**作为互赠的礼物。陶渊明曾在九月九日送**给为他备酒的王弘。至于茱萸，据《齐民要术》卷四讲是一种“增年益寿，除患害”的常绿小乔木，“悬茱萸子于屋内，鬼畏不入也”，“茱萸叶落井中，饮此水者，无瘟病者”。可见重阳节插茱萸，目的是为辟邪去病。

九月是丰收的季节，人们在重阳之日往往互赠食物。有的地方赠物是粽子，而大多数地方则互赠重阳糕。此糕在南方被称为“粉饼”，北方则作成枣糕。重阳糕，除用于馈赠外，还可以之祭祖。

腊日，起源很早。据《风俗通义》记载，腊日在夏称嘉平，殷称清礼，周称大蜡，汉代改为腊。腊月在每年十二月，具体日期因朝代不同而有区别。汉代朝廷定腊日为冬至后第三个戌日。在民间起初是腊月初八，后又有以腊月廿四日为腊日的。

腊日祭神意在为迎接新春作准备，“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腊”字又与“猎”字通，“言田猎取兽以祭祀其先祖”[134]。总之，腊日是一年之中最隆重的大祭之日。腊祭的范围很广，包括土地、祖先和百神。首选祭祀的是土地神和四方神，次之为与农业有关的神物，如猫虎、水墉、昆虫等，最后是祖先和户、灶等神灵。人们聚集在一起，将丰盛的祭品奉献众神，请求他们保佑来年的丰收。在祭祀之后，人们开始享受丰盛的宴席。从汉代起，腊日活动往往要持续几天。腊日前已开始摆放供品，腊日当天实行大祭，第二天迎神下界并向尊长敬酒，第三天再次献祭，时称蒸祭，隔日还要去坟茔祭祀亡灵。腊日经常要举行大傩仪式以驱逐瘟神，叫做“逐除”。南朝时，江南人仍以“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其日并以豚酒祭灶神”[135]，节日气氛十分浓郁。

人们都希望在腊日这一天与家人团聚。《华阳国志》记载，江源令王长文可怜囚徒，想发恻隐之心让他们在腊日回家探视一下。群吏担心囚徒逃走，则纷纷劝阻。囚徒知道后，非常受感动。《梁书》也有建安太守何凤，每逢腊日即放囚徒回家过节的事例。

除夕是一年之末，所以又称“岁暮”、“岁除”。时值新旧两岁更替之际，以此为节有辞旧迎新、去邪接福的意义。据《荆楚岁时记》载，迎新的活动早在岁前开始。“岁前又为藏驱之戏，岁暮，家家具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开宴前，举家要向祖先灵位行大礼，然后以长幼之序向父老行辞岁礼。未婚男女可以从长辈那里得到压岁钱，时称“押祟钱”，取其有镇压邪魅之义。年饭要剩下一部分，称为“宿岁饭”，“留宿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有的地区还在这一天进行镇宅活动，以驱除灾祸，具体形式是在宅院四角各埋一块镇宅石，以弹压鬼祟。北魏时，官方借“岁除”之机，大行傩礼以炫耀武力。傩礼设南北两军，北军为骑兵阵，南军为步兵阵，两军击鼓鸣金，作战斗状，结果总是北胜南败。北魏借此傩戏表明一定要灭掉南朝统一全国的决心。北魏灭亡后，这种傩戏一直延续下来，只是具体形式略有变化。北齐傩戏杂用鞞角，是当时胡汉文化互相融合的反映。

三、宗教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盛行的自然崇拜和鬼神迷信，严格地说不能算是宗教活动。因为它们零散、杂乱，没有系统的神学理论和固定的宗教戒律、组织和仪规。当时只有佛道两教才有规范的宗教活动。

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佛教初入中原，只被上层社会认定是一种方术而已。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汉族地区转向全面兴盛，佛教活动成为当时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戒出家，是佛教徒以求解脱专事修行的一种重要活动。汉代禁止汉人出家，其后虽间或有出家者，但只是追求外形相似而已，并未能履行严格的受戒手续。这种情况，到曹魏时期才有改变。《高僧传·野柯迦罗传》讲：“魏嘉平中，来至洛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僧众，未禀归戒，正以翦落殊俗身，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于是“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是为《僧祇戒心》，并创建羯摩律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以后汉人受戒出家受到限制，凡出家者皆应有严格的手续。初入寺的少男为沙弥，少女为沙弥尼，只受十戒。以后需受具足戒，依据的是《四分律》，其中比丘戒250条，比丘尼戒348条。出家人在学戒完成后，才能正式取得僧尼资格。

居家礼佛是居士的佛事活动。笃信佛教但不出家而为佛寺著录的人被称为居士。居士在家礼佛，虽不必受足戒，却一定严格遵守“五戒”和“十善”。五戒即不杀、不盗、不**、不欺、不饮酒。“十善者，身不犯杀、盗**；意不嫉、忌、痴；口不妄言、绮语、两舌、恶口。”[136]五戒是行动手则，十善是道德信条。因此《奉法要》讲：“五戒检形，十善防心。”南北朝时期，在家礼俗的善男信女很多。《续高僧传》中讲梁代高僧慧约佛法高超，“道俗士庶，咸希度脱，弟子著录者，凡四万八千人”。居士除每日礼佛外，还要在斋日过特定的宗教生活。居士的斋日是每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或正月、五月、九月的一日至十五日。“凡斋日，皆当旦日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后，甘香美味——不得尝。洗心念道，归命三尊（佛、法、僧）。悔过自责，行四等心（慈、悲、喜、舍）。远离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挞骂詈，乘驾牛马，带持兵仗。妇众则兼去香花脂粉之饰，端心正意，务丰正顺。”[137]

讲经说法，是传播宗教思想的活动。佛经本是用梵文写成，译成汉文才能为汉族人接受，因此精通梵文与汉人的西域僧人便纷纷致力于译经事业。东汉以迄三国，译经数量不多，质量也不高，多为梵文节抄本，对于许多佛教专有名词、术语的翻译晦涩欠通。然而自西晋以来，大量佛教开始被翻译过来，到南北朝末期，共译出佛经近千部，几乎囊括大小二乘、空有、性相、经、论、律等不同体系的经典。同时译文质量有很大提高，对佛教经义也能详加考辨，力求用准确而生动的汉文加以表述。由于佛教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译经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如后秦国主为支持鸠摩罗什译经活动而建立了多处大型译场。类似例证已在前引述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东晋时期，南渡的北方高僧在与崇尚玄学的名士交往过程中，又把玄理援入佛学。这样就为佛教的中国化准备了条件。南北朝时期，讲经说法已成为佛教活动的重要内容。《高僧传》中常见某些高僧在讲经说法时，僧俗弟子听众有成千上万之多的记载。如南齐时法通有“白（俗）、黑（僧）弟子七千余人”。梁代僧祐每讲律学，“听众常七八百人”，“凡黑白门徒一万一千余人”[138]。《洛阳伽蓝记》讲，北魏洛阳秦太上君寺“常有大德名僧讲一切经，受业沙门，亦有千数”。南朝时，不但僧人参与讲经，而且皇帝也被卷入进来。中大通五年（533年），梁武帝在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讲《金字摩诃波罗经》。听众“自皇太子、卫侯以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其僧正慧令等义学僧镇座一千人”，“其余僧尼及优婆塞、优婆夷众、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王使、于阗国使、北馆归化人，讲肆所班，供帐所设，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139]。可见声势之大。

布施投献，是僧侣为维持和扩大寺院经济来源，要求社会各阶层捐献不动产与浮财的宗教活动。当时参与布施投献的信徒，几乎囊括了社会各阶层，上至皇帝后妃、达官贵人，下至庶民百姓。投献物有土地、房屋和钱币、贵重物品等。《续高僧传》讲西魏文帝于京师立大中兴寺，特赐“昆池云南，置中兴寺。池之内外，稻田百顷，并以给之，梨枣杂果，望若云合。”南朝梁武帝一次赐给大爱敬寺寺田八十顷。梁中书令徐勉将自己田产中大部分施舍给宣武寺。无论南方北方，达官富室舍宅为寺的都很多。至于一部分百姓，则往往“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140]。南朝佞佛最厉害的梁武帝多次向寺院布施钱财。前讲中大通五年的那次四部大会，“皇帝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皇太子舍“三百四十三万”，六宫舍“二百七十万”，“朝臣至于庶民，并各随喜，又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141]。梁武帝还四次舍身为寺奴，每次要朝臣以“亿万钱”将其赎回。北朝高齐竟将国库的三分之一施舍给寺院。寺院为获布施，还鼓励僧人焚身。有关僧传记载了很多僧人焚身以求布施之事。如刘宋竹林寺释慧益烧身，“帝亦续至，诸王后妃，道俗士庶，填满山谷，投衣解宝，不可胜计”[142]。北周僧崖烧身，“于时人物喧扰，施财山积”[143]。在讲经中途，僧侣有时也会突然鸣刹注疏，强索布施，少者十万，多者百万。东晋画家顾恺之就是在瓦官寺听讲时注疏百万的，到寺僧隔日去家勾疏索钱时，他因无力偿还只得去寺中作画。

建造佛寺更是佛教的重要活动。佛教初入汉地，只有少数寺院，供西域来华僧侣及商人参拜或作译经之所。西晋造寺之风渐开，曾陆续建寺180所，东晋猛增至1768所。南北朝时，此风甚盛。社会各阶层竞相筹资建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前面已有详述，本处只略作勾画。据任继愈《中国佛教史》提供的数字，当时南朝刘宋有寺1913所，南齐2015所，梁2846所，陈1232所。北朝北魏有寺13727所。北齐、北周统计数目不全，仅齐都邺城有寺4000所，北周931所。这些寺院都建造的十分讲究。《洛阳伽蓝记》讲，北魏都城“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横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南朝梁武帝敕建大爱敬寺，也是“结构伽蓝，同尊园寝，经营雕丽，奄若天宫。中院之去大门，延袤七里，厩庑相架、檐霤临属，旁置三十六院，皆设池台，周宇环绕”[144]。难怪来自西域的胡僧见了北魏永宁寺后，“自云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145]。与南朝重视佛理的阐扬相比，北朝不尚空谈，追求的是功利实效。在广建佛寺的同时，为使礼佛功业长久保存，北朝上下则大兴依山凿窟之举。从现在已知的情况来看，北方中原的广袤地带以及塞外、西北、新疆地区皆有北朝佛教洞窟的遗存。其中著名的有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洛阳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是现存由皇室经营的第一所大石窟，现存主要洞窟45个，小龛1100个，造像5万余躯，皆为北魏前期之作；龙门石窟现存窟龛2000多个，造像10万余躯，其中三分之一为北魏所凿。

舍身与放生，是佛教教义互相冲突的两种宗教活动。佛教主张信徒为佛可舍弃世间的一切，包括肉身。南北朝时期，舍身表现为或舍身为寺奴，或燃臂照佛，甚至焚身礼佛。但佛教又主张不杀生，对众生皆持慈悲之心，应该想办法解救有生命之虞的动物，这就是放生。北齐皇帝高洋信佛，禁止杀牲祭祀，禁止百姓捕鱼蟹，甚至限止烧荒，以防止昆虫为火所伤。既然一方面主张爱惜生命，那么为什么另一方面又鼓励万物之灵的人自残轻生呢？这不能不说是南北朝时期佛教活动的矛盾之处。

东汉后期，道教初具规模。进入魏晋南北朝，道教流派很多，信徒甚众。

魏晋时期的民间道教，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太平道教和五斗米道两支。两派的宗教活动形式大体类似。《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张）角为太平道，（张）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遍：其一上云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于。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为五斗米师。”后张鲁割据汉中，“增饰（修）之教使作义舍，以肉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会，春夏禁杀，又禁酒。”此外，还有男女合气之术，即所谓“黄书合气三五九七男女交接之道。四目两舌，正对行道，在于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妇，唯色为务，父兄立前，不知羞耻，自称中气真术”[146]。

与民间符箓派道教不同的是在上层社会流行的丹鼎派道教。汉末魏伯阳作《参同契》已讲过，这种炼丹服食之法。称服食之后，加之行气导引，能“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成为神仙。丹鼎派也崇信符咒，《抱朴子》一书载有很多符图和咒语，如自来符、金光符、太玄符、黄帝符、延命神符、九天发兵符、消灾符、治百病符、厌怪符以及六甲秘咒、三五禁法等。

（1）奉道受戒的活动。据寇谦之假借老君名义所撰《老君音诵戒经》称，凡欲信道的男女皆可由已入道的人向道官转述受戒的要求。受戒仪时，入道者始向《戒经》行八拜之礼，由戒师传戒。然后受道者复述所授内容，完毕之后再行八拜之礼，就算正式受戒入道了。

（2）求愿活动。求愿活动有两种。一种为斋会求愿，即是举行斋会来祈求消灾。上斋行会七日，中斋行会三日，下斋行会一夜一日。斋会方法是：素饭菜，断房室，勤修善行，并向香火行八拜之礼，说明求愿内容。斋后请道首（师君）用餐。一种是烧香求愿。求愿者先在家中的靖舍烧香、行八礼、九叩头、三搏颊，然后求愿。一愿一上香，一斋日分六个时辰上香。

（3）为亡灵祈请活动。师君道民有死亡，七日办完丧事。为亡灵祈请时的斋会要散其生前的财物，然后主人称官号姓名向无极大道禀启，多次上香，为亡灵解罪。所有与会者都要八拜、九叩头、九搏颊，三遍而止。

（4）消灾活动。道民有人得病，师君在靖舍燃香。道民在舍外叩头，把病状写在纸上，请求宽恕，然后按照定规行礼。

（5）“三元会”活动。南北朝每年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为三会日。这三天道民需在所属的“治”（当时的一级教区）举行集体斋会。首先各呈章籍（祈祷词），排队行八拜、九叩头、九搏颊之礼。仪式之后，道众互相祝贺。

（6）宥过活动。道民有错，举行斋会祈请宥过。祈请者八拜、九叩、三十六搏颊，共三次。然后手捻香入炉，并诉说罪状，请求宽宥，与会者则为其证明。

南北朝时，道教徒进行宗教活动十分神秘和庄严，并绝对服从教规戒律。每种教仪最后一句都有“明慎奉行如律令”的话，表示对教规有如奉行法律和法令一样。

注释

[1]参见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7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世说新语·文学篇》。

[3]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