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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外播32（第1页）

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外播[32]

任何文化交流总是双向进行的，文化的传播也是在双向对流中发展，中华文化亦不例外。在中华文化形成的初期，我们的先民因社会生产水平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很难逾越峻岭荒漠、大海汪洋等地理屏障，与其他民族文化广泛地接触和交流。然而当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各种文化之间便开始互通信息，发生直接的接触。中华文化在它发生期基本完成的时候，便与外部文化发生越来越频繁的联系和交往。在这种联系和交往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取长补短，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共同繁荣。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外来文明的积极成果，补充、丰富和发展自己，体现出兼容万方，吞吐百川的博大胸怀；另一方面也把它的文明成果通过各种交流途径向域外传播，对域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显示出它走向世界的开阔品格。在古代，中华文明曾经以一种高势能文化或优势文化不断向域外地区和民族传播，深刻地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形成了“中华文化圈”。鸦片战争以后，中外文化交流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兴起之后，中华传统文化在总体上落了伍，因此在晚清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从中国方面来说文化上的吸收多于外播，以往论者多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然而，既讲文化交流，就必须从吸收与外播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忽视了哪个方面都是片面性的。其实，晚清时期中华文化的外播亦很活跃。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国家被迫开关，华人出洋一度形成潮流，东南亚、南北美洲乃至欧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华人活动的足迹。中国传统文化，诸如语言文字、学术信仰、风俗习惯等，也被带到世界各地，传播着中华文化的文明成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谱写着弘扬中华文化的新篇章。

一、域外汉学研究及其对中国典籍的介绍

鸦片战争以前，欧美国家已经有不少人员来过中国，或多或少地带回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和资料，对中国民族及文化的介绍便在一些国家中开展起来。如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早在1815年（嘉庆二十年）就开设了汉学讲座，汉学家雷慕沙（1788—1832）为首任教授，讲授“欧罗巴中国语研究之起源进步及效用”。此外，荷兰的休尔纽斯、德国的克拉勃罗德（1788—1830）、俄国的夏真特（1770—1853）等，都是欧洲18、19世纪颇著声名的汉学家。介绍中国的著述亦不断问世。在17—18世纪间，影响较大者有3部，即《海外传教士书简集》（共34卷，1702—1776年在法国巴黎陆续出版，其中第16—26卷是关于中国的）、《中华帝国全志》（共4卷，1735年在巴黎出版）、《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论丛》（共16卷，1776—1814年在巴黎陆续出版）。这些著作的出版，曾在法国及欧洲引起轰动。然而，就总体情况而言，鸦片战争以前域外关于中国的介绍不仅数量少，内容浅，而且汉学研究力量薄弱，成果有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大门被打开，与世界各国发生广泛联系。各国的殖民者、冒险家、传教士、商人、旅行者等纷纷来华，以不同的途径获取了更多的资料，为欧美国家的汉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法、英、德、俄、美等国家的官方和民间，为了现实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使汉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得到长足的开展。

王韬像

英国的汉学研究稍迟于法国，但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较快。牛津大学自1876年始设中国语文讲座。12年后，剑桥大学亦设汉学讲座。伦敦大学也附设东方语言学校，曼彻斯特大学有专门讲授中国历史的教授。在伦敦则成立了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并发行学会会报，刊登研究汉学之论文、讲稿、杂记等。其研究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教士，如理雅各、苏熙洵等；一是外交官，如威妥玛、翟理斯等。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苏格兰人，毕业于阿伯丁学院，1837年后始习华语。1839年开始海外传教生涯，先在马六甲居住，任伦敦会在该地办的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随书院迁至香港。19世纪70年代回国，在华时间长达30余年。归国后在牛津大学任教，任该校中国语文讲座的首任教授。作为一名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理雅各的主要贡献是中国古代典籍之英译。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理雅各开始研究和英译中国古代典籍的工作。从1861年出版《四书》的第1卷起，在此后25年间，陆续翻译出版的典籍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春秋》《礼记》《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名著，取名为《中国经典》。其中有的刊于香港，有的刊于欧洲。曾经参与走私鸦片的英商颠地及其他在华外商出钱资助这些译著的出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中国典籍的顺利翻译刊行，与中国学者王韬的大力协助密不可分。1862年王韬避难于香港，与理雅各结识。当时理氏欲将“中国经籍之精微通之于西国”[35]，正着手英译典籍，《四书》英文本作为《中国经典》的一卷、二卷已经在港出版，其他各经籍的翻译工作进展得艰巨而缓慢。王韬经学功底深厚，非一般传教士汉学家能望其项背。更何况他在上海墨海书馆有十几年与传教士合作译书的经历。这样，有王韬的加盟，使理雅各主持的译书工作进度大大加快。经过两人近3年的努力，至1865年7月，《书经》译述宣告完竣，作为《中国经典》第3卷刊刻行世。随后，《诗经》英译本《中国经典》第4卷于1871年、《春秋》和《左传》译本《中国经典》第5卷于1872年相继发行。与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本相比，理雅各、王韬合作译成的《中国经典》，内容相对齐全，翻译水平较高，译文准确，文辞雅达。两位译者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学者。理雅各是当时西方著名的汉学家，通晓汉文和儒经。王韬称他“学识高邃，经术湛深，每承讲论，皆有启发，于汉、唐、宋诸儒皆能辨别其门径，抉择其瑕瑜”[36]。王韬则“少承庭训，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37]时称“人中之龙，文中之虎”。[38]他们所具备的这些主观条件，堪称一流，从而确保了这套译书的质量和价值。正由于此，这套译书出版后受到西方汉学界的高度评价，以至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仍在欧洲被视作中国古代典籍的标准译本。理雅各、王韬对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继王韬之后，辜鸿铭在1898年出版英译《论语》，1906年出版英译《中庸》，也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1818—1895）是英国外交官兼汉学家，曾担任英国驻华公使，参与过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他的政治活动不足为训，但他在汉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则应予重视。他是剑桥大学汉学讲座的教授（1888年），著有《寻津录》《语言自迩集》，编有《英汉字典》。所创汉字罗马字拼音方法，至今仍为研究汉学的外国人所使用。

在德国，东方学虽然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但是东方学中的汉学发展薄弱，只是东方学者所兼任的一个副业，以致有人把德国汉学称为“业余爱好者的汉学”[39]。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德国统一以前。统一以前的德国汉学处于从“兼习副业”到成为独立学科的过渡之中。较有影响的人物有威廉·硕特、G·嘎伯冷兹。威廉·硕特（WilhelmSchott，1807—1889）早年在哈勒学习神学和东方语言，尤嗜汉学。1826年，他写成论文《论中国语言的特点》，并取得博士学位。1832年，硕特出任柏林大学满文、阿尔泰语、芬兰语教授，兼授汉学。1840年，他翻译出版了《御书房满汉书广录》，附加德文解释。此后，他还出版了《中国文学述稿》、《哈拉契丹——西辽》等著作。他以这些成果被誉为“德国学术性汉学的奠基人”。[40]G·嘎伯冷兹（GeVabelentz，1840—1893）也是19世纪德国的著名汉学家。1876年他以翻译和研究中文和满文本的《太极图说》而获得博士学位，曾在莱比锡大学任东亚语言讲座的教授。《中国文言语法》是他的代表作，第一次对古汉语语法作了初步研究，开西方汉学界研究中文语法的先河。德国统一后，加紧了对东方的扩张，汉学研究也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高度重视。1887年10月，柏林大学成立了东方语言研究所，为外交部和商界培养人才。从1887年到1912年，大约培养出480多名掌握中文的人才。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设立东亚语言和历史讲座，著名汉学家福兰阁出任教授。尽管如此，在1912年以前，德国学术性的汉学学科还是人们要求实现的一种愿望，并未从东方学中独立出来。1912年柏林大学设立汉学讲座，成立了汉学研究所，这标志着关于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从普通东方学、亚洲学及普通语言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荷兰学者、莱顿大学高延受聘为首任教授兼所长。

俄国是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很早便与中国建立了外交上的联系。随着沙俄势力的东扩，俄国对汉学的研究也开展起来。鸦片战争以前，俄国的汉学研究以在华传道团为中心。1828年在莫斯科附近的喀山大学设蒙古语讲座，以后又设汉语文讲座。未久，蒙汉文讲座迁移到彼得堡。1899年又在海参崴创设东方语学校，1902年增设东亚学院，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19世纪下半叶，俄国汉学界最有名的学者是瓦西里耶夫（PavlovitchVasilev，1818—1900）。瓦西里耶夫毕业于喀山大学，初治佛学。1840年随第12届东正教传道团来华，1851年返国。翌年任喀山大学满语及汉语教授。1855年任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教授，1886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夫通晓多种东方语言，如汉文、满文、蒙文、藏文及梵文、朝鲜语、日语等，著述颇丰，主要有：《十至十三世纪中亚细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1859）、《元明两代的满洲》（1863）、《中国的穆斯林运动》（1867）、《清初对蒙古人的征服》（1868）、《东方的宗教：儒、释、道》（1873）、《中国文学概要》（1880）、《亚洲的现状·中国的进步》（1883）、《中国的发明》（1900）等。此外，他还编有第一部华俄辞典《汉字检字法》。瓦西里耶夫对中国文化有独到的见解。他一方面高度评价了中国文化，说：“可以确信，中国具有达到思想进步、工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最高点的一切能力。”[41]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传统儒学存在的消极的一面：“当儒家优秀的书籍从研究课题变成祭祀和盲目崇拜对象的时候，就成为有害的了。”[42]此外，伊凡诺夫斯基（A。O。Ivanovshii，1863—1903）也是俄国汉学界有影响的人物。他于1885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通晓汉、满、蒙、藏文字，任教于彼得堡大学。1889年至1891年曾到中国东北作过调查，对中国满族颇有研究，编著有《满洲文献选编》《满洲研究》等书。

美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注意中国及汉学，较欧人为晚。19世纪前半期，仅有一些来华的传教士如卫三畏等，收集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字资料，辑成《中国总论》，对中国作了概要的介绍。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的汉学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成立了研究机构，罗织研究人才，形成后来居上之势。如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等学府，都开设了远东语文科，或中国学课程，聘请国内及国外的汉学家、东方学家执掌教席。如哥伦比亚首任汉学教授为德国学者夏德。与夏德同时在该校讲授东方学的还有德国学者劳佛尔。加利福尼亚大学则于1896年聘请英国传教士、翻译家傅兰雅到该校任教。傅氏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史、日本史、中日语言、文学、政治及社会状况，中国和日本对外贸易，中国和日本的宗教和哲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言文和官话等。借材于域外是美国汉学研究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上述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夏德著有《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1885）、《古代的瓷器》（1888）、《论中国艺术的外来影响》（1896）、《中国的铜镜》（1907）、《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1908）等。劳佛尔著有《汉朝的中国陶器》（1909）、《中国耶教艺术》（1910）、《中国古玉考》（1912）等。《中国古玉考》搜罗中国古玉，旁征博引，以考古方法寻绎古今玉之演进，以玉器为中心资料说明中国古代文明与礼教发展，颇有创获。

除了以上提到的国家外，在瑞典、荷兰、奥地利、匈牙利等国，也都存在着一些汉学研究机构及讲授汉学的学校，集中了一些中国学的专家学者，也是不可忽视的研究介绍中国文化的域外基地。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外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欧美各国普遍加强了对中国民族及文化的研究，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机构的增多以及研究成果的不断告世，使域外汉学有了较快的发展。从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术、宗教、文艺、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少数民族等，既有历史的考察，又有现状的分析，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鸦片战争以前的状况。毋庸置疑，域外的汉学研究机构是晚清中国文化外传的重要途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后的域外汉学机构，主要是属于欧美列强者，大都服务于各国列强的殖民主义侵华政策。它们的研究成果有的能够比较客观地介绍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的则受“欧洲中心”论、种族优劣论的影响，带有深刻的种族偏见。再加上欧美各国的汉学机构、汉学及东方学的刊物数量极少，介绍中国的作品只在少数人范围内流行，中国文化在这些国家的影响极为有限。

二、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外文学交流空前活跃。在此期间，一方面中国引进了大量欧美及日本的翻译小说，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另一方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及晚清时期的作品，不断被人介绍到海外，在欧美、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广为流传，向世界各民族展示着中华文化优秀成果的无穷魅力。

（一）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的传播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十分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学，如诗词、散文、小说尤其受到日本人的欢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仅传入日本的中国明清小说就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等多种，在儒者、町人中流传。近代开关以后，尽管欧风美雨涌入日本，但不少日本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并未减弱。明治初年，江户时代翻刻过的中国小说，仍在继续再版。不少书屋都在经营销售中国书籍。据有关记载表明，从1869年到1886年间日本训点翻刻的中国小说有：

《小说粹言》2册，奚泽主人（沢田一斋）译风月堂版的再刻，须原屋茂兵卫版（1869）。

《妖怪府》1册，加藤铁太郎译，骏骏堂版，《牡丹灯记》等篇训点本（1885）。

《通俗演义三国志》8册，永井德邻和解，须原屋茂兵卫版（1878）。

《第五才子书水浒传》17册，成岛柳北阅，怕悦堂铜版（1883年）。

《原本译解金瓶梅》3册，松村操翻译，望月诚版，依读本体意译（1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