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第三节 儒家的伦理观（第2页）

（《论语·里仁》）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论语·八佾》）

（孔子）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论语·八佾》）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论语·学而》）

当然，孔子对“礼”也有变通的地方，但这些变通是在不违背等级名分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论语·子罕》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应该看到，孔子的仁、义、礼伦理道德观念具有相反相成又相互依赖的关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相成也。”“仁”和“义”为什么是相反相成的呢？《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就是说，“仁”是“亲亲”，它是有等级关系的以血缘为基础的爱；“义”是尊贤，是以贤能为特点反映对不同阶层的适应性；至于“礼”则是讲究亲疏的远近关系，反映有等差关系的贤能者，这种起调节作用的便是礼。

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据《韩非子·显学》篇说，“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儒家八派所生活的时代并不一致，有早有晚。早的如子张是孔子的入门弟子，晚的则已到战国晚期，如荀子一派即所谓“孙氏（荀氏）之儒”。关于孔子之后的儒家伦理思想，我们这里重点分析一下所谓“孟氏之儒”的孟子伦理观及“孙氏之儒”的荀子伦理观。

孟子的伦理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方面他继承了孔子的仁政思想；另一方面他提出了性善论的主张。

孟子的仁政思想和孔子的“仁”相比，内容更加具体，范围更加广泛。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征，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均见《孟子·公孙丑上》）

在孟子看来，只要君王行仁政，便可以一统天下。因此他的仁政观首先是从君王做起，“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29]；“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30]。君王行仁政，民从而化之，这样天下便太平无事了：“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31]

应该看到，孟子的仁政思想和孔子的“仁”的思想虽有相承关系，但同时也有不同之处。孟子与孔子都讲仁爱之心，但孔子的仁爱是由近及远，有等差关系：“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亲族）不遗，则民不偷”[32]；“君子而不仁者以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33]。因为孔子仁义思想是和礼制观念结合在一起的，于是，“仁”便具有反映等级观念的礼制思想：“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34]而孟子礼制崩坏已成为既定事实，因此在孟子所继承孔子仁义思想中反映礼制等级观念的成分便淡化了，而平等思想更浓厚了。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35]；“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6]；“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37]。从这些话当中可见孟子仁政观中具有民本思想，这与孔子等级化的仁政观是不同的。

孟子伦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便是人性善的观点。他的性善论是从人最平常的恻隐之心推广来的：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公孙丑上》）

正因为人有“不忍人之心”，有“恻隐之心”，有仁义礼智“四端”，而这四端需要发扬，需要扩大，然后才能成为完善的、内容丰满的仁义礼智。他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38]这就是说，尽管人人都有善良的本性，有仁义礼智四种萌芽，如果扩充开来，其品德足以安抚天下；如果不扩充，则仁义礼智的四种萌芽就会萎缩，会干枯，其品德行为连父母的侍奉都办不到，更不用说其他了。另外，他还说：“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39]从这些我们可以知道，孟子所说仁义礼智四种美德是与生俱来，人人有之，说“仁义礼智根于心”[40]，“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41]，但他同时强调环境的影响和教育作用，强调自身的修养锻炼，努力扩充仁义礼智四种美德，这样便可兼善天下，成为理想中的完人。

荀子是战国晚期的大儒。他的伦理思想主要可概括为：（1）性恶论；（2）隆礼尊贤爱民思想。

荀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的性恶论正好与孟子的性善论唱了对台戏。孟子主张人生来性善，荀子却主张人生来性恶。《荀子·性恶》中开头便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就是说，人初生之时本性是丑恶的，而善良等美德是后天修炼而成的。为什么呢？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42]他认为人类一些丑恶的习性，如贪利好财、嫉贤妒能、爱好声色等，而争夺、劫掠、**等罪过就是从这些天生的恶性中发展来的。因此，他反对孟子“性善”论的说法，认为孟子混淆了“性”和“伪”的区别，认为“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43]。“性”是指天性、本性，“伪”是指人学习、改造修炼后而形成的性格。而礼义、辞让、文明的行为都是施行教化教育后的结果。《荀子·性恶》又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文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法。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荀子强调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指出礼义道德等社会规范，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受了教育，思想行为受到陶冶之后才形成的。在他看来，所谓的君子，都是受到老师法度的教化，有深厚的文化积累而且按礼义行事的人；而小人则是那些放纵性情、追求安逸舒适而且违背礼义的人。荀子在提出“性恶”论的同时，指明人的道德品质属性和思想行为都是教化和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这一点是有积极意义的。

荀子还站在君王的角度，提出了“隆礼”、“尊贤”和“爱民”的思想主张。《荀子·天论》篇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即霸”，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1）隆礼。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的不同，荀子时代的隆礼重礼与孔子时代的礼制明显有区别。孔子也讲礼制思想，但是他所讲的礼是贵族阶级内部的秩序和等级关系，而一系列的礼器则是反映这种等级关系，不可越雷池一步；而且，礼只对统治阶级，平民奴隶无礼可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概括。而荀子时代所强调的礼虽纯属文化与道德品质的修养问题了。所以人人可学习礼义。《荀子·王制》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依此可见，在战国晚期，贵族阶层已**然无存，王公士大夫的子孙，不能系心于礼义并学习礼义，就变成了庶人；而庶人子孙，只要认真学习积累文化知识，行为端正，又能认真学习礼义，便可归之于卿相士大夫。因此荀子的礼是为新型的中央集权制下的统治秩序服务的。而且他的“礼”与“法”便产生了联系：《荀子·劝学》：“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性恶》：“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可知在荀子看来，法是由礼派生引申出来的。荀子还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44]；谓礼“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45]，反映了荀子对礼的重视。（2）尊贤。荀子尊贤思想是十分明确的。他认为尊贤是王天下的必要条件，《荀子·天论》谓：“隆礼尊贤而王”；并认为是招致英杰、国家大治的根本。《王制》说：“以善至者，待之以乱。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因此他认为，治理国家便要重视贤能，罢免不能，不管出身如何，只要有贤能，便可重用。《王制》谓：“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儒家在孔子时代重视的是贵贵贱贱礼制等级观念，不大讲贤能问题。在孟子时虽讲尚贤，但认为必须谨慎从事。孟子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46]尽管在他那个时代之前，墨子就早已提出“尚贤”的口号，但儒家由于受礼制等级观念的束缚，不大讲尚贤问题。而到荀子时代则不同了，旧的贵族化的礼制观念已一去不复返了，新的官僚本位化的礼制逐渐产生。于是大儒荀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尊贤的问题。（3）爱民思想。《荀子·王制》曰：

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

荀子认为国君与民众庶人的关系，就好比水与船的关系一样，水可以载负船，也可以使船倾覆；百姓既可以拥戴国君，也可以推翻国君。因此，国君要想保住他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改善政治，爱护人民，用选举的办法选用贤能孝敬者，而且还必须注意孤寡贫穷者的生活问题。这样，庶人才能“安政”，统治者才能“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47]只有平政爱民，国家的政治局面才能平稳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