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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战国诸子的哲学思想（第1页）

第二节　战国诸子的哲学思想

春秋战国之交的儒墨之争，大略说来，儒墨两家的势力平分秋色。到战国中期，杨朱名家异军突起，打破儒墨对峙的局面，形成了短暂时期的三足鼎立的局面，道家也有一定的发展。战国后期，儒家出现了向法家的裂变，把百家争鸣推向**。

战国百家学派的流传分布有其地域性的特点：儒、墨以鲁国为中心，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传播于楚、秦；道家源于南方的楚、陈、宋；阴阳家则起于北方的燕、齐；法家以三晋为主；纵横家则多出于周、卫商业繁荣的地区。它们承袭各个地区的文化特点，也吸收其他学派的长处，彼此批判辩驳，也互相学习融合，使百家争鸣越来越深入。

一、儒家

战国儒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子思、孟子和荀子。入战国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孙氏之儒等，子思、孟子是战国前期的代表，荀子（即上述“孙氏之儒”，又称孙子）是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

（一）子思的中庸思想

子思是孔子的嫡孙，孔子弟子曾参的学生，现存《礼记》中的《中庸》一篇是子思的代表作。

子思的中庸思想是建立在天命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他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竟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子思认为，人如果能达到“至诚”的精神境界，就可以通过卜筮了解天和鬼神的思想，这是汉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前奏。

什么叫“至诚”呢？子思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可见“诚”就是“中道”——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我们上面介绍过，不过子思的中庸之道比孔子更有发挥。子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在子思看来，中庸是贵族君子才会有的品德，小人是绝对不会有中庸思想的。这反映出子思思想唯心主义的本质，它完全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说话的。

（二）孟子的“仁政”学说和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孟子（约公元前385—前304年），名轲，子思弟子的弟子，思孟学派的主要人物，代表着孔子儒学的嫡传。他一生以学习孔子学说为己任，曾游说齐宣王、梁惠王等，学说精粹都集中在《孟子》一书中。

孟子像

孟子生活在宗法封建向地主封建转变的大变革时代。在政治上，他提倡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在君民关系上，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的观点，主张做君主的一定要注意民心向背，求得人民的支持，不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不过，这也是一种幻想，不可能实现。因为孟子行“仁政”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当时正在逐步没落的贵族宗法封建统治。他主张“行仁政必自经界始”，认为“经界不正，井地不钧（均），谷禄不平”——也就是说不按宗法封建制度行事，就扰乱了社会秩序，这和当时宗法封建向地主封建转变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在当时摧枯拉朽急风暴雨式的兼并统一战争中，急于用武力统一中国的诸侯们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再有他坚持“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8]，主张剥削永恒合理，跟他的“仁政”学说也水火不相容。

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他抽象的天赋道德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有一种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赋本性——“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即同情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9]。从这种“性善”论出发，他认为人要达到仁义礼智的道德标准，只要“反求诸己”即主观地反省自己保持其“浩然之气”即可。如果有了违背封建道德的思想和行为，闭门思过，把那些本身固有但被遗弃了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找回来，也就恢复了人的本性。孟子的这种“性善”论，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虽然他表面上把“性善”说成是人人具有的普遍共同的人性，“人皆可以为舜尧”，但在内心深处、在实践中却认为仁义礼智这些善性只有君子才会有，小人是不具备也不会保存和恢复这些善性的。这就鲜明地标明了孟子学说不容怀疑的阶级烙印。

与“性善”说相一致，孟子还提出了生而有知的“良知良能”说。孟子认为，才能知识尤其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才能，不是后天获得的，而是先天就有的。“人之所不学而能直，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10]正以为人一出生就有“良知良能”，所以他认为研究客观事物和学习知识都是次要的。如果要学习，首要的任务就是向内心探求，扩充或发挥原有的“良知良能”，“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和表面上把“性善”说成是人人具有的共同的人性但在内心深处、在实践中却认为仁义礼智只有君子才会有一样，孟子也认为，“良知良能”只有统治阶级的贵族才会有。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君子”和“小人”、“劳心者”和“劳力者”之别。“先知先觉”的“劳心者”是“君子”，“后知后觉”的“劳力者”是“小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11]，并把这说成是“天下之通义”，可见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完全是为贵族阶级服务的，是为宗法封建制度服务的。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把这些观点看成是维护它们剥削权利的铁券丹书，就是因为这些观点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一点也不含糊。

孟子一生以学习孔子的学说为己任。他对古代的圣人十分推崇，但尤其崇拜孔子，认为孔子是圣人中的集大成者，生民所未有。孟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对名家、农家、墨家的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常以王者师自居，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12]然而，由于他的仁政学说理想多于实际，且有些迂腐，终究不被采纳。孟子的学说虽然当时不被采纳，但他的王政即仁政思想却给了后世思想家很多的启发。孟子的王政思想虽然理想化，但却有利于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因为这种思想统治者可以接受，被统治者也可以接受，对调和阶级矛盾是一剂良药。

（三）荀子的进步史观和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荀子，也称孙卿，战国后期赵国人，主要政治学术活动在公元前298—前238年之间。他曾在齐国稷下讲学，后来做过楚国的兰陵令，主要著作都收集在《荀子》一书中。

荀子生活在战国后期诸侯统一中国的时代，他的思想反映了地主阶级政治经济统一的要求，实际上是在理论上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政权做先期准备。荀子在政治上提倡“隆礼”、“重法”。但他提倡的“礼”，已不是孔孟提倡的周礼，而是经过改造有了新的内容的封建等级制度。荀子认为，“礼”的作用就是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恰当的位置）”[13]，但荀子说的等级不是世卿世禄的宗法等级，而是根据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建立的等级制，“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能属于礼义，则归之于卿相士大夫。”[14]荀子认为礼是法的根本原则，是法的基础，“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他认为法是根据礼的原则来制定的，是为礼服务的。制定法是为了避免争夺，避免造成社会混乱。

荀子像

荀子在历史的传承关系上比较注重现实。他反对像孟子那样言必称三代，盲目崇拜先王。他主张“法后王”，主张从社会现实出发，去考察过去的历史，“以近知远”。荀子主张统治者在物质生活上给人民以必要的宽松，因为他知道人民是有力量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5]，对老百姓压榨过甚就会引起他们的反抗。荀子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等级关系“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事同久”，永远循环往复，是万世不变的。他认为君子生下来就是统治人民的，“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16]；君和民的关系是如影随形的关系，“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17]，因此人民只能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去做而不可稍有违反。这都是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理论。从这些理论看，荀子虽然是儒，但接近于法家和名家。这是他吸收诸家精华对思孟之儒进行改造的结果。

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主张，理论基础是他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相反，荀子认为人生下来性是恶的，“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8]。因为他认为人生下来性就是恶的，所以他认为要建立社会的新秩序，就必须采取强制的手段，使各个阶层就范。“性恶”论也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不过它反对孟子的天赋道德论，提出道德规范礼仪制度是后天才有的，这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荀子也认为人性是超阶级的，“涂（途）之人可以为禹”。然而他又说“性恶”者只有圣人君子才能去掉，这就和孟子“性善”只有圣人君子才能保持的观点归于一途。这说明不管是“性善”还是“性恶”，它们都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

荀子反对“天命”决定人事和“君权神授”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它不因为尧是圣贤就正常运行，也不因为桀是暴君就改变它的运行规律。尧时的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和桀的时候是一样的。尧和桀时的治乱不一样，完全决定于他们的治理措施不同，跟自然界的变化没有关系。

基于以上的认识，荀子对于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也作了唯物主义的说明。“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19]荀子认为，陨星、木鸣这些少见的自然现象，觉得奇怪没什么不可以，但把它说成是上帝的警告，那就是错误的了。“上明而政平，则是（指星坠木鸣等）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如果政治清明，这些奇怪的现象再多，也没有什么伤害；如果政治昏暗，这些奇怪的现象即使一点没有，也没有什么益处。

荀子认为，所谓“天”，所谓“神”，其实都是自然界自身变化的规律。“列星随旋，日月递诏，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20]荀子认为，人只要按照自然变化的规律去行动，就能管理天地，支配万物。相反，则是大凶。

荀子提倡按自然规律办事，但也反对在自然规律面前无所作为，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控制和利用自然规律。“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21]——把天看得很伟大，何如畜养万物来制裁它？顺天行事而颂扬它，何如掌握天命而运用它？期待着四时来往而坐待其成，何如根据四时的变化来利用它？这种朴素的“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古代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反对放弃主观努力而一心等待自然的恩赐，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自然斗争经验的总结。

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荀子强调精神是依赖于物质的。他说：“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克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22]“形具而神生”，是说“神”（精神）是从“形”即人的形体中产生的。他认为人认识事物和掌握技能的能力只有与客观事物的接触才能学会。荀子反对“生而知之”，他认为人的认识首先是通过感觉器官与客观事物接触获得初步认识，最后经过心的思维作用，加以综合分类区别，才能辨别真伪。荀子认为要取得深入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复研究被认识的对象；要克服一些成见的障蔽，必须勤于学习。“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23]他非常重视知识经验“积”的作用，“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24]，鼓励人们要“锲而不舍”，通过不间断地努力去达到认识事物的目的，这都是他治学的经验之谈。

与认识论相关联，荀子在逻辑思想上也有不少贡献。他主张“正名”，“分别制名以指实”，指出如果名实不符，人们的思想就不能明白地表达，事物也陷于困顿。他主张把同一性质、人们的感官反映相同的同类事物赋以共通的“名”。这个“名”要根据事物的“实”来规定，“同则同之，异则异之”[25]。荀子主张“正名”的同时，对名家的“托为奇辞以乱正名”也进行了批判。指出名家的所谓“正名”，实际上是“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用名以乱实”，是借“正名”之名行诡辩之实。

二、道家

道家哲学思想主要是指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传说是“道家”的创始人。老聃曾做过周的守藏史，相传孔子曾向他问过礼。现存的《老子》或称《道德经》，为老子后学所著，成书于战国中期，大约在孟子之后，庄子之前。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发现两部《老子》，均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现存的《道德经》次序相反。

（一）《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和辩证法因素

《老子》思想反映了没落的宗法贵族的思想，它对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非常不满，但又没有力量去阻止它，因此在政治及对人生的看法上都充满了消极无为的态度。

《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自然”。他劝告统治阶级不要以“智”治国，而要“以无事取天下”。所谓“以无事取天下”，即在政治上不要有所作为，不要干涉人民的生活，听任社会处于混沌自然的状态，以达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的“治”的境界。

《老子》理想的社会政治是“小国寡民”，使社会退回到已成为陈迹的氏族社会中去。“绝圣弃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它反对儒家的“仁”，说“大道废，有仁义”；它也反对墨家的“尚贤”，说“不尚贤，使民无争”。这和他“以无事取天下”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

《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是“道”。“道”是先于万物存在并且产生万物的神秘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但它并没有具体的形体，它无声、无臭、无形、无体、看不见、摸不到、听不着，“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因此《老子》的“道”实际上就是“无”、“虚无”。《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和“无”都是抽象的不具有具体物质属性和形象的精神的东西，连《老子》也没法称呼它，只能用“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样的话来神秘地描述它产生物质世界的过程。这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老子》的认识论也是唯心主义的。它完全排斥感觉和实践，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越少”；它认为圣人不用实践就有知识，不用观察就可以作判断。它认为保持内心最大的空虚，保持内心最确实的安静，万物就会呈现在面前，就可以抓住它们的本来状况去认识它们，“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因为它认为人和万物都来自于最高的精神实体——“道”，在“道”那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是合二而一的，因此不用实践，不用感觉，万事万物都能被我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