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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商对四方的开辟及与周边部族的文化交流（第1页）

第二节　商对四方的开辟及与周边部族的文化交流

商代是中国氏族封建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中国青铜文化进入辉煌灿烂的时期。商立国几百年间，通过战争、联盟、婚姻、商业和其他形式的往来，在夏的基础上大大拓宽了它的疆域及其与周边政治、文化的交流，使东夷族和中原民族、四方民族的融合进一步扩大，为华夏民族、华夏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夏、商历史上是两个地域上相邻的民族，也有过一个相当长的平行发展的时期，因此从考古文化上说它们的面貌基本相同，政权更迭没有造成考古文化上的迥异和突变。

上文说过，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很多遗址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层位叠压关系。郑州二里岗遗址是1950年发现的，它确切的地层关系证明较安阳殷墟要早，殷墟文化是直接继承二里岗类型的文化发展而来，因此考古工作者一般把商文化分成早晚两个阶段：早期商文化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称“二里岗商文化”；晚期商文化以安阳小屯为代表，称“殷墟商文化”[1]。

二里岗商文化下层的青铜器在特征上与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很接近，种类比较少，仅有爵、斝、盉等几种，纹饰也很简单。二里岗上层出土的青铜器远远超过了二里岗下层，器型较多，除了爵、斝、盉外，还出现了鼎、觚、罍、鬲、卣、盂、盘等，纹饰相当复杂，许多器型和殷墟早期接近。

商早期的城市，现在发现的有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城址是1955年发现的，时代晚于二里岗晚期，周长近7公里，东、南城墙长1700米，西城墙1870米，北城墙1690米，遗址内发现了巨大的宫殿建筑群遗迹，专家认为它是汤所居的“亳”或“仲丁迁慠”的“慠”。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离偃师二里头遗址几公里远的尸乡沟发现了一座较二里岗晚但早于郑州商城的商代城邑，专家以为是商早期太甲时期的离宫或商汤所居的“西亳”。

商晚期的城址，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1928年开始正式发掘的安阳“殷墟”。“殷墟”位于安阳市西北部的洹河北岸，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长约4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洹河将遗址分为两大部分，洹河北岸为宫殿区，南岸为王陵区。宫殿区周围分布有手工业作坊、一般居址和平民墓地。

商的疆域区划，据《尚书·酒诰》有“内服”、“外服”之分。“内服”，即“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殷正百辟”所居的殷商本土，它包括商王畿（卜辞称“大邑商”、“天邑商”）和王畿之外的四土；“外服”，即“侯、甸、男、卫、邦伯”、“殷边侯甸”所居的四方（卜辞称为“多方”、“邦方”）。商时的地域概念多是一些“点”和“族”的概念，那时人们还不会有“经国体野”的地域认识。因此，殷和外服即外族诸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一种以殷为宗主国的不平等的方国联盟关系。这样的认识基本上和殷商时期的考古文化相符合。“殷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文化范围。最内圈，以郑州、洛阳、安阳三点为中心及其附近地区，其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文化面貌也基本相同，这里是商文化的中心区”[2]，或者说是商的王畿地区；商文化中心区即商王畿地区周围“分布着许多与商文化有着渊源关系的文化遗存”，“它们直接来源于商文化，同时也是商文化与周围其他文化交流、传播的中间环节”[3]。这一区域有人称为“商文化亚区”，这实际上属于商代的“四土”。“四土”的分布范围西起关中平原的中部，东到胶莱平原，北起于今北京以南地区，南到江淮一线，这是商代初年对外征伐战争和军事移民拓土开边的结果。这些区域中的方国，或是臣服，或是与之结成不平等的联盟，接受商文化的改造，并“不断地直接同其周围地区古代文化相接触，发生文化的涵化与来借，并通过自身的文化整合，逐渐形成了既具有商文化因素，又有自身特征的地方性文化”；“最外圈，往北包括长城以北辽河上游及河套地区，向西包括河西走廊及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西南包括成都平原，向南到达南岭以北地区，最南可达珠江流域。这些地区的青铜文化与商文化并行发展，在文化特征上既明显区别于商文化又同商文化之间相互交往和影响，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因素，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了一个同一的文化范围”[4]，这一区域学者或称之为“商文化影响区”。“商文化影响区”多是卜辞征伐交战的地区或更远的地区。当然，上边说过，商时的地域概念多是一些“点”和“族”的概念而非现在的地域概念。除了商的中心地区即王畿地区，所谓“四土”、“四方”，往往是服属方国、联盟方国和敌对方国交相接壤、犬牙交错、钩心斗角，不会像文献记载或考古文化体现的那样方方正正、整整齐齐。殷墟卜辞屡有敌对方国侵入“大邑商”的记载，可见当时服属方国、联盟方国和敌对方国交相接壤、犬牙交错的情况。

一、商的“四土”

“四土”即王畿（郑州、洛阳、安阳三点为中心的地区）之外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土地。

北土：商的北土在今华北平原南端，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北省邢台、邯郸以北地区的平原上发现了许多商代遗址，最北的已到达今北京附近和冀北地区的蔚县盆地。

这一地区的商代遗址中，以河北省藁城台西遗址最为重要。1973—1974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近两千多平方米，发现商代居址14座、水井两眼、灰坑234个、墓葬112座，出土商代遗物达3000多件。遗址和墓葬皆可分为早、晚两个时期，大体相当于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到殷墟商文化早期。台西遗址发现的墓葬是安阳、郑州以外数量最多的商代墓葬。墓葬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规模很小，普遍有棺无椁。值得注意的是，台西墓葬中大多有青铜兵器出土，其中最著名的有铁刃铜钺、大型饕餮纹铜钺和戈、矛联装的戟等，大型铜钺是政治和军事权力的象征，因此学者推测台西遗址是当时商北方的一个军事重镇。

东土：甲骨文记载商末曾对东夷发动过数次大规模的辟土征伐战争。目前，商东土最主要的考古发现是山东济南大辛庄、益都苏埠屯和滕县前掌大遗址。

济南大辛庄遗址1955年试发掘，发现有房屋、墓葬、窖穴、水井等遗迹和陶器、青铜器。大辛庄遗址出土的陶器、青铜器有不少与郑州二里岗的同类器物相同，但有些则明显带有岳石文化的特点。可见大辛庄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同时也有不少地方特色。

益都苏埠屯和滕县前掌大遗址都是商代晚期遗址。前掌大遗址的墓葬是殷墟才有醜的“甲”或“中”字大墓，殉葬的陶器、铜器均见于殷墟遗址；苏埠屯两座形制较大的墓葬和车马坑以及大规模的人殉，几可和安阳殷墟的王陵相比。墓内出土的有“亚醜”铭记的铜钺，表明这里应是商代诸侯、方伯的墓地，有专家认为这是薄姑氏国君的墓葬。

南土：文献记载，早在商建国之初，它的势力就南下深入到长江下游的江汉平原。1954—1964年，经过有关方面的多次发掘，在湖北黄陂县叶店村发现了有名的盘龙城遗址。盘龙城遗址是一座二里岗时期的古城遗址。遗址在今盘龙湖滨的一座山丘上，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60米，周长1100米。地面保存了部分城垣，城内发现宫殿基础3座。城外墓葬出土青铜器等殉葬品十分丰富。青铜器形制、纹饰与郑州二里岗出土的铜器非常相似，但陶器与中原地区相比却有自己的特点。这说明盘龙城是商王朝势力向南推进时建立的政治、军事中心，是商早期在南方的一座军事城堡。

此外，江汉平原的湖北江陵、湖南洞庭湖东西两侧都发现了明确具有商文化特点的遗址。不过，它们比盘龙城文化内涵更复杂，多具有商文化和土著文化的结合的特点。

西土：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秦岭脚下的渭河平原发现了若干商文化遗址，其中以老牛坡遗址最为典型。老牛坡遗址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有关部门于1985—1987年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商代墓葬、车马坑、大型夯土建筑和冶铜作坊遗址，还出土了丰富的商代遗物。老牛坡商文化早期与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基本相同，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老牛坡商文化晚期是在早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陶器等明显表现出强烈的地方因素。《后汉书·西羌传》说：“桀之乱，畎夷入居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老牛坡商文化早期与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基本相同，大概跟“成汤既兴，伐而攘之”有关。商晚期，由于周在西方的经营，“三分天下有其二”，商的势力逐渐减弱，本土土著文化影响超过了商文化的影响，所以陶器等明显表现出强烈的地方因素。文献和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关中地区除了表面服属于商的周，还有不少臣服于商王朝的诸侯方国，如崇侯、井方、犬方等。文献记载崇侯的事情最多，有的专家推测老牛坡遗址可能是崇国故址。

相当于老牛坡早期商文化的遗址还有华县南沙村、蓝田怀珍坊、耀县北村等，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的中部以东地区。

二、商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