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新版总序 近代文化三题1（第2页）

我们相信，当下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继承了中国固有文化的血脉，同时又不离世界文明的主潮，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性与世界性。国人的此种文化认同，难道不是合乎逻辑和显而易见的？看不到特殊性与普遍性间存在着的张力和人们在实践层面上的意见分歧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而混淆概念，将之说成百年至今，国人深陷其间，走不出的思想迷津，实际是低估了先人，也将误导今人。

三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雷蒙·威廉斯说：“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其基本成分是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种慢慢地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21]这无疑是十分深刻的论断。

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一些指涉中西文化关系，人们耳熟能详的关键词，如“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欧化”、“西化”、“全盘西化”、“东方化”、“中国本位文化”等等。它们都是近代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产物，记录了其时社会变动与国人文化观念变动丰富的历史信息。

也正因为如此，使用这些历史上的关键词，概念须清楚，即需严格其本来的意义，不能轻易套用，似是而非；否则，便易混淆概念，引起思想认知上的混乱。这可以上述最著名的“中体西用”即“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的概念为例。它常被今人提到，见智见仁，也最易混淆。晚清最初使用这一概念者，固然不止一人，但公认其最终定型并得以广泛流行，却当归功于身居高位的张之洞于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冯桂邠的“以纲常名教为原本，附以诸富强之术”，再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反映了鸦片战争后近60年间，国人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漫长思考，和最终由官方出面形成了总结性、权威性的规范表述。所谓“中体”，指的是以清朝统治为代表的封建纲常名教；所谓“西用”，则是指源自西方的声光化电，主要是工具性的科学技术知识。前者为体，不容改易；后者为用，不妨多多益善。就前者而言，它体现了对戊戌维新思潮的抵拒；而就后者而言，则又反映了对引进西学的某种宽容。时严复批评说，驴有驴的体与用，马有马的体与用；中体西用，恰是以马为体，以驴为用，结果是非驴非马，四不像。严复相信西方文化是以自由为体，以科学为用，其批评自有道理；但也要看到，胡适说的也有道理：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取其所长，去其所短，这里并不一定要强调体用的对接。换言之，非驴非马四不像，正其道也。故评说不容简单化。

不仅如此，中体西用既是晚清思维的产物，有上述自己明确的质的规定性。清朝既倒之后，它成了代表抵拒新知、顽固守旧的贬义词。严格说来，在这之后，再使这一概念必须慎重，不能贴标签式似的动辄以此指斥关涉中西表面相类的各种思想主张；否则，就有失之简单化的风险。这原因有二：其一，因为中体西用说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即所谓体用、道器、本末之思。“体”指事物内在的本质、结构、规律性，即事物自身存在；“用”指其外部联系、功效、运动等等。体是道、本；用是器、末。晚清借此规范中西文化关系，明显有贬抑西学与固守中学之思想取向在；但就其思辨范畴本身而言，它反映了古代先贤对于世界本体论的抽象思辨，范围一切事物的认知，而与晚清自有特指的表述，不可等量齐观。由于该范畴内涵外延都十分广泛，几乎可将一切涉及事物认知关系的判断尽纳其中，而无需顾及质的规范性；故尤其是在论述中西文化关系上，只要你承认或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就很容易被附会说成是“中西体用”论了。例如，十教授的“中国的本位文化”论，一开始就被许多人斥为不脱晚清的中体西用思维，固不待言；就是陈寅恪所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独立之地位”的中西文化主张，又何尝不可冠以同样的帽子呢？而实际上，十教授明明在强调科学与民主，强调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陈寅恪更力主“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哪有固守封建纲常名纲之想！其二，随着民国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所谓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一样，都已在现代性共同的轨道上运作了。其主张容有是非短长，却是与晚清的所谓中体西用论，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这一点却常常被人忽略了。人们往往忽视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动辄给不同的意见冠以中体西用的帽子。有学者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始终没有超越“中体西用”的模式，只是其中的“中体”不断在变而已。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的道统和政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全盘西化’，可以理解为过去中西文化之争的新形态。按邓小平的思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被采用的。这与过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基本相合的。今天中国的主导思想，思维模式仍然在延续着‘中体西用’的模式，只是‘中学为体’之‘体’变了。”[22]这显然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误解。既说近代至今，中体不断在变，那么较之晚清，所谓的中体已非旧物，整个概念的意涵也就改变了，如何还能张冠李戴，谓之曰“中体西用”？要不然，任何发展民族主体性的主张，岂不都免不了被斥为“中体西用”的命运？很显然，此种泛化式的概念运用不可取。

现在再回头看上述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雷蒙·威廉斯的话，我们还应进一步指出，文化观念的变动常常不能不受政治变动的制约。雷蒙·威廉斯所谓文化观念的变动，反映了社会环境变动及其人们对之的反应与重新控制，固然是对的；但这不能全然看成仅是文化本身的现象，就文化谈文化，还当看成同时是政治变动的结果。人所共知，其时邓小平所以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反映了中国政局的变化与执政者的有力应对。它当然会制约文化思潮的变动，在当时就是制约了所谓民主派所鼓吹的“自由化思潮”。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治国理政的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合乎宪法的现代理念，与中体西用渺不相涉。所谓“中体”变化说，更无从谈起，因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来都是我们国家的国策，在当今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态势下，中国坚持理论、制度、道路、文化自信的原则，并没有错。哪里谈得上“中体”又变了，重新走向了中体西用之路？

文化观念反映时代的变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产生的文化观念；即便是一些字面相同的概念，由于时代不同，其意涵相距也往往不可以道里计。这是我们讨论文化问题所不能不注意的。例如，在晚清西学东渐之初，守旧者无不以捍卫固有文化传统为借口，固拒新知；今天我们倡言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助益复兴中华民族之伟业，表面都在强调传统，但二者间之意涵与价值取向，却已有天壤之别，不可等量齐观。故不应该会有这样的误解：我们是在延续中体西用的思维，只是其中的“体”在变。胡适说：“我们有一个妄想，就是要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我们总觉得，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替了思想”。[23]在讨论文化问题上，上述泛化式的概念运用，同样也是在滥用名词，从而“让名词代替了思想”。这实际上何尝不是一种过时了的思维方式？

同时，历史经验也证明，煞费苦心，试图用寥寥数字，化约复杂的中西文化关系和做出标准化的概括，以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总难免简单化，挂一漏万，作茧自缚。在今天，依当代的思维，只就基本的思想主张，作出原则性的表述，可能更合乎科学，也更适用。习近平同志新近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表述就是这样的，它显得更富有时代性，也显得更周延精辟和具有思想指导的意义：“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至于怎样实现这一点，我们不妨参考梁漱溟的意见：心知其意，存乎其人。

郑师渠

2016年10月30日于京师园

注释

[1]本文初刊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这里的文字有所增删，代为序。

[2]瞿林东主编：《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1卷，2、1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

[3]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原道》第1册，1～4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4]《礼记·中庸》。

[5]沈青峰：《陕西通志》卷八十五《艺文一·祭告桥陵文》，雍正刊本。

[6]《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93、94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7]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

[8]胡适：《文化的冲突》，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36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李大钊文集》上，302、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饮冰室合集·文集》（33），40、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影印本。

[11]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12]《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23），21页。

[13]《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23），20、21、35页。

[14]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242、24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15]《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3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6]《中国文化复兴论》，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329页。

[17]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我们的总答复》，《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1935年5月。

[19]许纪霖：《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何在》，“价值中国网”2015年5月5日，转引自《历史与社会（文摘）》，2015年第2期。

[20]转引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汇报》，2016年5月19日。

[21]［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37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2]王桧林：《用世界史的视野观察中国人的中西文化之争》，《三余丛稿——我与中国现代史》（下），64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王先生是文不乏卓见，为说明问题，这里仅是引用其中一个有代表性观点。

[23]《胡适至孙长远》，1933年12月13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2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