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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批判的实践性视野（第2页）

与威廉斯试图将文学文化与物质文化关联起来走向一种温和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相比较，伊格尔顿更倾向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改造现实秩序的政治要求，社会主义无疑是对珍贵的自由人本主义遗产的扬弃，其批评理论的动机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结构、阶级构成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问题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一方面增加了批判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批判的角度，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新问题，运用新方法，去批判资本主义矛盾的新形式。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英国的新左派，“由于新左派的出现，发展了一种批判的社会主义，它能够使激进的选择得到普及，并鼓励英国左派内的争论，以便组织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②。在这方面，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可以说是深刻地体现了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其理论批判的效果存在问题，即形式方面批判的有些过度，而在内容方面的批判则不够，出现了过犹不及的效果。

意识形态的批判必须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通过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理解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并且在微观层面上把握意识形态的功能及其表现形式。这样才能科学地说明意识形态的本质，进而有效地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且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寻找社会革命的物质基础和力量，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进步。

当代资本主义的渐进发展改变了人们对其的传统认知，遮蔽了资本剥削的实质内涵，消解了人民大众的反抗意识，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性与非正义性，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性并发挥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效力，成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批判，批判什么。

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行机制背后的精神动力，其表面标榜自由民主，实质却是自私自利的精神理念，既忽视人类存在的具体价值，又消弭人类的主体性，它遵从资本剥削的逻辑，严重有悖于人类的理想。霍布斯鲍姆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个人主义由于不完善而不会永久存在，“一个声称只以个人利益为目的世界不是一个完善的世界、而且必然不会维持长久的世界”。麦金泰尔则揭示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反道德性，证实了美德传统与个人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个人主义理念不但不完善，而且具有反道德性，“因此一个只考虑个人利益的世界是不完善的，也不会长久存在”。个人主义与资本逻辑和市场秩序具有内在一致性，它更加关注个人的抽象权利，反对社会大众活生生的现实需求，现实中的个人没有成为独立自主的主体存在，反倒成为资本逻辑的附属品，从而完全丧失了自身的自由与尊严。

资本主义的市场自由是一种经济上的骗局，而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乃是一种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被操纵的、欺骗的交往方式”①。资本主义宣扬的个人主义的独立性、市场秩序的自由性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仅仅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虚假表象，背后恰恰是**裸的欺骗、剥削、压迫人民大众的资本本质。这种资本的逻辑与本质对人类的生存造成重大威胁，具有反人类的本性。吉登斯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贪婪本质造就对人存在价值的忽视，导致人类的危机。安德森与汤姆·奈恩同时看到，资本主义的反人类内涵生成了严重的自然危机与社会危机，逐渐成为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资本主义确实统一了人类的历史并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它造成不平衡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对抗与政治分裂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②。

资本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反人类本性造成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它是一种非正义性的社会存在，而马克思科学论证的社会主义才是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G。A。柯亨指出：“人们无权私自占有生产资料，而资本主义却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这是其不正义之处，也是社会主义者反对市场经济的正义性所在。”①即资本主义的不正义性是因为其存在基础即生产资料允许私人占有并产生剥削，它严重阻碍了平等与自由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正义性则在于能够实现真正的平等，这种真正的平等才能还给人们切实的自由体验，“除非社会里的每个人先享有平等的地位，否则这种相互的自我实现过程就无法真正地出现……只有平等的关系才能创造出个体的自主性”②。即资本主义的正义只是一种有限的、局域性的伪正义，而马克思所宣扬的正义观才应该是科学的正义理论，只有在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中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正义。

所以，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带来的不是自由与解放，而是一场社会灾难，是非正义的。而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正义感是知识分子政治使命的根本属性，揭示社会的非正义是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在这种政治意识的指导下，他们深刻揭示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反人类内涵，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并未脱离资本剥削的基本逻辑，仍是当代社会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知识分子应当清醒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这种反人类的特征，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性本质明晰地展示给世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正义性，以此践行知识分子追求社会正义与人类自由的政治使命。

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危机时，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容置疑地呼吁，当今知识分子既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政治立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也不能一味地对其加以粉饰辩护，完全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之处，而应该在结合具体实际的前提下，深入分析危机产生的具体成因，在现实条件下反思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人类解放途径的多种可能性。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在原则上是正确的，错就错在他对时间的预测”①。面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论预设有所出入的窘境，知识分子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基础上，深入探索这一窘境背后的形成原因并寻找科学的解决路径，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冷静而又坚定不移地重新检验经典思想家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卢森堡和托洛斯基的遗产，力求鉴别、批判和解决他们本身固有的疏忽或混乱。……重新考察历史的全部法则和意义，在现有的水平上使思想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完全适应于现在和未来”②。这种理论上的反思与诘问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与理论智慧是一项很大的考验。

为了科学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危机的成因，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有必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重要思想进行溯源与批判。他们将理论反思的对象指向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试图在重估这一模式的基础上，纠正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中的误区。威廉斯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哲学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中是有机统一的，并非彼此分离对立，只是有些人在理解过程中将二者强行拆分，逐渐导致理解上的片面与僵化，从而滑向“经济决定论”的危险境地，而这种认识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流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抽象理解模式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僵化的思想方式而已。”①麦金泰尔也认为二者不可分离，“创造经济基础的过程，就是在创造上层建筑。这里没有两种活动，只有一种活动”②。汤普森指出，正是由于这种片面的认识，导致形成了僵化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斯大林主义，从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解放的维度，“斯大林主义企图从经济原因中直接推导出一切，并且蔑视人的观念、道德因素的历史作用”③。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宗旨的“经济决定论”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力大为削弱，严重影响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问题的可信度。因此，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代知识分子有责任在重新理解“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前提下批判斯大林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从“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中“挽救”出来，彰显其人类解放的文化伦理维度。

“拉尔夫·密里本德一直致力于证明保有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景的必然性，并通过建构一种替代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社会主义，探寻促进这种制度实现的可能性。”④他认为，“无论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理论比如民主多元论等是多么精巧，但对它最有力的替代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①。马克思主义才应该是建构和解释未来社会的科学理论，它深刻揭示了人类解放的进程，究其本质，它是以实现人类真正解放为目标的理论体系。

理论反思与批判不是目的，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寻求现实政治运动的“新形式与新方向”才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期望，是其政治意识的责任所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反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主张建构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也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形式，这种制度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反对资本主义以解放人民大众，又是一种民主的制度形式，它反对斯大林模式的集权形式以实现自由。因此，英国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致力于证明保有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景的必然性，并通过建构一种替代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社会主义，探寻促进这种制度实现的可能性”②。另一方面又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去积极探索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我们的任务之一是要提示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思想，把他们从爱德华·汤普森所说的‘子孙后代极大的傲慢态度’中解脱出来”③。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视野中，马克思主义本质是一种实现被剥削民众真正解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要坚持这一政治立场，以人类解放为己任，立足于人民大众，追求民主，努力去寻求劳动人民的自由解放路径。

诸如“经济决定论”“机械反映论”“机械理想主义”等理论观点试图用僵化呆板的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因此导致了理论阐释的混乱，未能厘清当代的社会现实状况而趋于独断论，这严重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降低了其批判资本主义的实际效用，忽略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主体能动性。

在当今工人阶级政治意识薄弱的情形下，必须要重新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主动性。由于文化功能的日益凸显，文化伦理与道德意识对人们主体意识的生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历史本身创造的新的社会条件，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与理论重构准备了一个更加全面的社会基础”①。他们试图用道德审美意识来建构工人阶级的主体政治意识，从而塑造社会主义革命的新主体，即具有独立阶级政治意识的无产阶级群体。

阶级问题里的“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被多次提到，但是关于工人阶级如何从“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以及如何习得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马克思并未加以展开。针对这一问题，列宁认为，必须通过“理论灌输”，工人阶级才能成为“自为阶级”。卢卡奇认为，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的自发欲望才会竭尽全力和越来越出于本能地涌向党的方向，涌向自己意识到的方向”②。他们都一致认为单凭工人阶级“自发”的意识不能生成“自为阶级”及其政治意识，因为工人阶级本身无法脱离自身的生产劳动环境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科学规律的发现应该由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去完成，并传授给工人阶级，从而逐渐培养工人阶级自身的阶级意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同感有所增强。同时，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又不断地消解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使得工人阶级逐渐“遗忘”了自身的历史使命。20世纪中叶以来，在工人阶级主体意识衰弱、政治解放意愿不足、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有机知识分子”政治鼓动有所退缩的情形下，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作为有责任担当的知识分子，必须考虑如何重新激励工人阶级的阶级反抗意识，激发他们的阶级主体作用与政治意识，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意识到，其在有关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规定性方面过于重视历史规律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等客观理性层面的内涵，而忽略感性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在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生成中的影响，即旧的阶级意识理论更多地偏重于科学理性的内容，而忽视了道德、经验、情感等感性因素。因此，在他们看来，必须强调重视阶级意识与意识形态中的情感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重新塑造工人阶级情感经历与阶级意识的密切关系，努力提升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

英国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到非理性因素在阶级意识中的重要作用。理查德·霍加特认为，情感是阶级认知的重要因素，“饱含阶级情感的话语——蕴含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等级——有助于建立自我情感并以此感受到自身的存在感”①。汤普森一贯延续着他重视社会经验是阶级意识必要组成、涵盖历史进程全部“基因”的思路，“阶级和阶级意识不能分离，二者既非两个分开的实体亦非前后出现，而应把确定的经验和在观念上处理这种经验看成是同一的过程”②。他认为，不能将阶级与阶级意识简单孤立地分割开来，二者实际上同时形成。麦金泰尔在阶级问题上也同样指出，马克思有时忽视了道德因素的某些作用，但在工人阶级内部，完全可以生成自身的道德内涵，进而构成鲜明的阶级意识。

即使工人阶级在短期内不能发现客观理性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需要独立的知识分子去发现并传授给他们，但是情感、经验以及审美等感性因素存在于工人阶级的生活经历中，并由此生成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与政治意识。英国马克思主义将情感经历、道德因素以及生活体验等内容全部纳入阶级意识的形成当中，并认定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生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可以成为“自为阶级”。缘此出发，就能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塑造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与政治责任感，从而可以及时地发起社会主义运动。这些理论视阈的拓展，为在当时树立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增强复兴社会主义运动的可能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自我意识消沉的低谷期论证了工人阶级情感经历在“自为阶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重新激发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将其规定为走向“自为阶级”的本源，并将当前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这对重新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与政治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开始呈现出远离现实社会运动的态势，逐渐从社会主义现实运动中退回到理论研究后，“不论是正式参加工人阶级政党（卢卡奇、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退出工人阶级政党（列斐伏尔、科莱蒂）、与工人阶级政党进行友好的对话（萨特）、或是明确地断绝与工人阶级正常的任何联系（阿多尔诺、马尔库塞），都同样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群众斗争相结合”①。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及其历史责任则回归到认识论领域，由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者退化为单单启发民众解放意识的知识启蒙者，这也成为当时致使马克思主义陷入理论危机的原因之一。英国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一条身体力行地参与政治运动的实践道路，把“马克思主义总的哲学内容作为一种历史观念提出来；同时，把它扩展到马克思所未曾直接触及的领域”②。

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③思想知识和知识分子只有与群众活动充分结合，才能发挥理论威力，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要走出书斋，切身加入并参与到现实的群众运动中。所以要成为新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①知识分子应促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启蒙民众的革命主体意识。汤普森指出，知识分子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工人运动，与人民、工人阶级重新结合，以推动英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②。霍布斯鲍姆强调，面向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重在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有力手段，又是改造世界的有力方法，那么我们在撰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时也应该遵循同样的原则”③。伊格尔顿认为，理论不能脱离实践，不能远离历史运动的现实。他号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要参与社会实践，服务于社会大众的解放事业，只有将理论应用于社会运动，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出理论的真正效用，才能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真正成为启发他们革命意识的工具，从而履行知识分子自身的政治使命。

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积极投身群众运动，践行自己的政治理念，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指明社会主义方向。他们创办各种杂志刊物，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民族志的理解范式、丰富多彩的文学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并普及给人民大众，以此启发民众的革命意识，其中最富盛名的便是《新左派评论》。这一刊物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新左派评论》的创刊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的总目标就是要培育一种左派文化，这种文化了解自己的过去，又不受其蛊惑；这种文化多才多艺能够在自己的社会主义和其他语境中充分发展，有助于解放并凝聚知识分子能量，发展一种当代的革命政治。”①

在政治运动中，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直面群众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互相启发促进民众革命意识的形成与理论的发展。他们大都有过进行成人教育②的经历，亲力亲为地向工人阶级传授文化知识与革命理想，启发人民大众的革命反抗意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关注学生思潮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表达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情绪，直接体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对“公共知识分子”政治使命的追求。他们参与的社会运动主要有“新左派运动”、核裁军运动（20世纪50—60年代）、学生政治运动（1968年）、女权主义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20世纪70年代）等。在参与群众运动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给了人民大众，启发了大众的革命意识。另一方面吸收了当时的实践经验，深刻地反思了自身的理论局限并促进其发展，从而再次将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之中，进一步指导群众运动，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重新塑造出革命的主体与崭新的革命形势。诚如汤普森所言：“当前的问题不是通过夺取权力而创造一个自我主动性的社会，而是要在当今这个不自由的社会中创造人的这种主动性。”①

虽然伊格尔顿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并作了自己的重新解释和理解，但是从整体上看，伊格尔顿并没有真正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贯彻到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那里有时也只是一种理论资源的方法，而不是一以贯之的思想指导。因此，尽管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提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人的解放的目标，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力量如此强大的情况下，在没有一个统一组织和强大力量的团体的支撑下，他没有说明如何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去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争锋并且获胜，因此其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持，显得说服力不够。

马克思将知识分子视为与阶级利益紧密相关的脑力劳动者，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称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并“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①。在其之前，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一书中主要从道德层面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他指出：知识分子肩负着服务社会与提高人类道德水平的使命，自身也应成为完善的人。而马克思则要求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勇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具体的社会革命中实现自身的政治使命与历史责任，从而将知识分子的使命从费希特的伦理道德层面提升至革命实践的高度。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己任，力图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启发民众的革命反抗意识，寻找出一条走向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道路，其自身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与践行者。他们尤为强调文化的必要功能，重视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逐渐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问题达成共识。在实践过程中，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地践行知识分子政治责任理念，树立其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形象，彰显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政治担当，从而将知识分子的政治使命与各种新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力图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聚合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以此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发展。正如拉尔夫·密里本德所言：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又将社会主义带给了人民群众，以此“帮助人们从被现实迷惑的丛林中找到出路”②。

可以说，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倾向是激进革命的，他处处不忘谈论政治，提出“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性的”命题，而且过于强调政治的效果，试图以“文学的死亡”“审美回归”等激进话语来挽救文学和审美，挽救文学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和批判力，从而打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缺乏马克思主义科学话语绝对支持的前提下，这种观点无疑是偏激的。

此外，伊格尔顿的批评话语过于随意化，缺乏科学的论证和说明，不重视逻辑的周延性，比如“任何东西都可以是文学，而任何被看作不变的、毫无疑问是文学的东西——例如莎士比亚的著作——则可以不再是文学。相信任何文学研究是研究一种稳定的。范畴明确的实体，亦即类似认为昆虫学是研究昆虫的看法，都可以作为一种幻想而被抛弃”①。这一观点无疑随意扩大了文学的外延，使得其文学批评思想显得模糊不清。

强调文化批评成就了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但是过于强调文化批评，认为文化批评可以代替其他批评也成为其理论的被人诟病的地方。马尔赫恩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政治总是不可缩减为文化，即便它完全活动在文化领域中”②。而这种策略将会导致理论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当代激进文化研究的政治姿态最终成就了理论在学术上的神秘化趋向”③。雅各比认为“当代文化政治研究已经变成了一块被专家们耕耘的专业田地”④，或许被耕耘的太多，文学政治批评和文化批判显得过于泛滥，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显然也存在这一方面的问题。

“正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思维范式的不断转化和更新”⑤，思维范式的转化和更新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是一味的追求创新而忽视了方法的内在一致性和逻辑性，则会出现负面的效应，“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走了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①。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强调文化层面的批判，忽视了对于理论观点系统化的整理和逻辑性的完善，导致了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理论无论是在现实性方面，还是在理论性方面，都具有不可避免的矛盾性，或许这正是英国文化学派的共同特征或缺陷。“当前左派有一个习惯——从长计议，忽略国家，寄希望于一个全球整体。这个习惯取代了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信奉……”②或许正是这种取代，使得他们包括伊格尔顿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又在悄悄地破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