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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生产（第2页）

伊格尔顿认为历史真相在文本中处于一种“双重的缺场”状态，文本生产的对象不是历史真实，而是意识形态，历史真实在意识形态中已经被“隐藏”，而意识形态在文本及其生产中又被“隐藏”，造成了历史真相在文本中的“双重的缺场”，由于客观历史真实的“双重”缺场，文本与社会真相之间的直接联系被切断，因此，在文本生产中，意识形态成为文本进行加工与改造的原料，各种意识形态在文本的生产中纠结，互相影响与争斗，共同推进文本生产的完成与意识形态的生成与变化。

在意识形态与文本的生产中，一般意识形态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对其他意识形态形式与文本的内容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以此保证文本生产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审美意识形态对于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其通过情感倾向与感情因素来影响作者与读者的意识形态选择，作者意识形态尽管发挥作用，但受到多种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社会阶级、性别、民族、宗教、地区等”①。由于作者人生经历、阶级地位、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模式的不同而有差异，又因在文本生产中受到一般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的压力而不能直接表达出来。

文本作为各种意识形态争斗的主战场，在受到各种意识内涵影响的同时，也会受到一般生产方式和文学（文本）生产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在这些因素的互相作用下最终形成自身的文本意识形态。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作为文本生产的本质，既充斥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是一种相互协作、相互影响的生产过程。通过文本生产过程，伊格尔顿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生成关涉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指出意识形态内部也充满各种斗争与矛盾。这种冲突性也表明，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生产不是一种行之有序的主导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而是异质性与冲突性共存的动态过程，文本内部各种意识形态处于矛盾统一的情形之中，并充满各种空白与断裂，这也正是反抗与斗争之所在。

作为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文本消费处于各种意识形态不断的斗争当中，包含着不同的阶级利益与冲突。各种文本与意识形态“是由不同符号系统的共存而传达给我们的象征性信息，这些符号系统本身就是生产方式的痕迹或预示”①。由于文本包含意识形态的内涵，阅读者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肯定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自觉地接受某种意识形态的内容。伊格尔顿认为，文本阅读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决不是对已制作好了的产品进行单纯的‘消费’，而是必须作为文本的一种实在进行的再生产加以研究”②，即在文本阅读中还要生产意识形态的内涵。

文本消费不仅是一种单向性的阅读与接受过程，还是一个通过阅读创造意义的过程，由此生成不同的读者意识形态。社会现实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意识形态的象征性与扭曲性，文本内部各种意识形态的共存性与冲突性，读者审美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决定了对于同一文本，不同的读者会体验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生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内容。尽管读者意识形态会受到一般意识形态的压制和制约，但它仍会显示出自身的创造性与革命性，从而与主导意识形态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伊格尔顿认为正是在这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异质化的关系中，读者才能逐渐认识到文本背后包含的历史真实。

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的生产归根到底要受物质生产的制约与影响，“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①。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文本解读必然也会受生产方式的制约。伊格尔顿指出：“解读，就是在对本文的确乎是物质性的东西进行特殊的思想生产的过程中去消费本文中那个确乎是物质性的东西。”②因此，国内有学者从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中去寻找物质性元素，来说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基础与元素，以此论证意识形态是一种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伊格尔顿的原意。

伊格尔顿从文本生产的物质性方面揭示意识形态生产与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他深入文本生产内部探析意识形态生产的复杂过程，同时还解释文本解读过程中意识形态生产的庞杂性。伊格尔顿的这种考查方式阐明了意识形态生产的动态性与复杂性，“文本并非形式主义眼中的那种封闭的、静态的审美客体，而是一个动态的、进行的、开放的、具有实质内容的‘生产’过程”③。既然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共处于文本生产当中，是同一过程的两方面，那么，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实的生产实践要比单纯文本生产更加复杂，其内容更具有流动性，并且处于不断的生成与变化之中。

（二）文本生产的要素

既然文学文本的主要属性、基本内容和重要价值都是社会性的，那么文学文本的生产也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之下进行的，受到社会历史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与其他生产方式具有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他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①。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文本生产不仅仅是文学文本自身的生产过程，而且是一个系统性的生产过程，它包含六个主要的范畴：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和文本。其中，前五个范畴是文学文本生产的外部要素，这五种要素相互作用，共同从外部建构了文学文本，文本则是文学生产的内部要素，也内在的包含了其他五种要素的内容。这六个理论范畴相互制约、彼此影响，参与到文学生产的各个过程中去，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但是其各自作用又有所不同，并且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关系，它们之间的地位在不同的条件下也是不同的。

生产方式是指人类主体获得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方式，它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伊格尔顿这里，一般生产方式是指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它不仅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是其他生产，特别是文学艺术生产的前提。在一般社会生产方式的内部，伊格尔顿又提出了文学生产方式的概念，用来阐述文学艺术的生产问题。文学生产方式指的是文学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在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统一，它是一般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并受到一般生产方式的制约。

伊格尔顿提出文学生产方式的概念，目的是为了考察文学文本生产的社会性和系统性，一方面突出了文学文本生产的物质性特征，揭示了文学文本生产的基础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生产。另一方面文学文本生产也是客观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文学文本生产既体现了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如文学文本载体的变化就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又体现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文学文本生产中同样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思想观念，这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具有一致性。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文本生产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共同发展的结果，也是上层建筑互相制约的结果，这就进一步坚持了文学文本的社会性和物质性。

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是由一套相对一致的价值、表征和信仰等‘话语’构成，它们在物质机构以及与物质生产相关的结构中实现，并反映了个体与其社会状况的经验性关系，由此能够保障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真实’的误识”①。与一般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一般意识形态，一般意识形态由一套系统性的价值符号构成，是个体对社会状况的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认同与体验关系。任何社会形式都需要有自己的一般意识形态以维护其存在，一般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形态中占支配地位的所有意识形态的综合与用以维持社会结构的各种社会观念的整体，而不是各种意识形态的抽象或典型代表。伊格尔顿提出一般意识形态主要是为了区别于其他特殊的具体意识形态，也是为了给所有意识形态形式提供一个总的名称。在文学文本理论中，他主要描述了审美意识形态和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是指文学艺术在审美表现过程中显示的意识形态内涵，其包含着审美的功能、意义以及价值的意识形态判断等因素，审美意识形态表明审美中浸透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巧借审美传达出来。借用审美意识形态，伊格尔顿否定了文学艺术中审美的先天性和形式性，肯定了文学文本审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作者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一般意识形态在个人身上的独特体现，是文本作者凭借其主观能动性对一般意识形态进行改写包括无意识的改写，它是由作者本身的性别角色、阶级地位、国家地区以及文化观念等各种因素所决定的思想观念。伊格尔顿提出作者意识形态既肯定了文本主体对文学文本的个人影响，又强调了社会因素尤其是意识形态对文学文本的重要作用。

文本是文学艺术生产的最后作品，是上述五种文学文本生产范畴或社会因素互相影响、彼此斗争与融合的产物。因此文学文本不是孤立的东西，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综合体，它是包括作者本身因素在内的各种社会因素共同创造的结果，是社会历史和作者个体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文本在质料上表现为一定的物质形态，在形式上也体现了特定的风格，这与一般生产方式和文学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文本有自己的内容和意识形态内涵，需要人们去解读。文本“并不是从《贝奥武甫》直到弗吉尼亚·沃尔夫的某些作品所展示的某一或某些内在性质，而是人们把自己联系于作品的一些方式”①。这也说明，文本的内涵并不是文本所展示的物质性的载体，而是其背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联结和意义挖掘。

伊格尔顿认为，文本及其生产总是处在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的缠绕之下，这种影响既是有意识的，也是不自觉的或是无意识的，而这种无意识具有更大的作用，“作为一首诗，它当然不知道自己是某种意识形态危机的产物，如果它知道，它就不存在了”②。尽管受到上述五种因素的制约，文本的内容或文本意识形态却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它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定性，“文学文本意识形态不是作者意识形态的表达，它是对一般意识形态进行美学加工的产品，正如一般意识形态本身是由与作者自身经历相关的多元因素所生产、影响”③。文本意识形态利用美学的方式区别于其他的意识形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隐藏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内涵，也远离了作者意识形态，从而成为一种貌似无政治性的文本存在，静静地等待读者的阅读和挖掘。

文学文本生产的这六个理论范畴之间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文本的内部构成与外部要素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伊格尔顿将这些因素的关系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力图找出它们之间的真正秘密用以确定文本的建构过程与方式，所以我们“有必要发展一种方法，凭此可以严密地说明文学作品的结构，并使它们的准确的连接方式得到检查”①。伊格尔顿认为这就是分析考察文本生产的目标之一，“批评的任务就是分析生产文本的这些结构的复杂的历史联系”②。而这些联系中，最主要的就是文本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在这一点上，伊格尔顿并不同意阿尔都塞和马舍雷的观点，阿尔都塞指出，“艺术使我们看到的，因此也就是以‘看到’‘觉察到’和‘感觉到’的形式（不以认识的形式）所给予我们的，乃是它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在其中、作为艺术与之分离开来并且暗指着的那种意识形态”③。马舍雷则认为，文学文本的虚构“通过洞察幻觉的缺陷并改变我们同意识形态的关系而使幻觉处于不确定状态”④。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和马舍雷坚持文本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认为文本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对立性的关系，他们都认为文本与意识形态在形式上是分离的和互相否定的，尽管文本背后充斥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但这不是文本的应有之义。而伊格尔顿在借鉴吸收他们思想的基础上，认为文本与意识形态是一种复杂的建构性关系。他认为，一般意识形态和一般生产方式对文学生产方式有重要的作用，从而影响文学生产方式的内容和形式，“一般意识形态通常包括某些一般因素或结构，所有的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将在特殊历史阶段对文学生产方式的特点产生重要影响”①。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本的内容，将意识形态镶嵌进文本之中。伊格尔顿还认为，在文本生产和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线性的简单决定关系。他指出，“生产以一种双向运动与文本的意识形态共同存在并超越它，这种运动被由意识形态决定的生产技术的美学逻辑和决定美学方案的意识形态需要所建构”②。正是在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中，文本与意识形态共同作用于对方，互相影响和渗透，文本产生了，文本意识形态随之产生了。

此外，文本之外的这五个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以是双向的，它们之间是一对多、多对一的复杂关系，并且互相改造和促进，“一般生产方式、文学意识形态与一般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及文学生产方式之间的双向连接是可能的，例如，一个一般意识形态范畴当可以被审美意识形态改变成为某种文学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成分时，又可以与一般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发生冲突，它本身还是对这种社会关系的重现”③。对伊格尔顿而言，文本生产的这六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这也决定了文本的复杂性和文本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一般而言，文学文本就是在这些因素的互动中逐渐被建构起来的，但是在产生的过程中，文本不是一个被建构的产品，它也具有主动性和张力，通过建构过程对其外部的各种要素发挥作用。伊格尔顿指出，文本既内在的隐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其生产的同时也进行着意识形态的生产，即文本生产也“是意识形态的某种生产”①。这就揭示了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对与其相类似的戏剧生产的分析予以揭示，“文学文本不是意识形态的表达，意识形态也不是社会阶级的表达。文本是某些方面类似于戏剧生产的意识形态生产”②。这也就说明，文学文本既区别于意识形态的生产，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共同导致了文本意识形态生产的复杂性和间接性。

伊格尔顿重点探讨了意识形态与文本之间的双向同构关系，“这里所讨论的确实是一个双向关系，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不仅是客观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被文本自身‘主观地’炫耀、隐藏、暗示或者神秘化”③。文本生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意识形态生产，意识形态的内容制约了文本生产的内容，但是文本也具有自己的能动作用，它能够将意识形态的痕迹消除，隐藏起来，从而以更加隐蔽的形式践行意识形态的功能。

意识形态决定文学文本的题材和内涵，“意识形态内容的形式，也就是意识形态问题构成的范畴性结构，对文本形式有一个决定性的效果，不仅决定文学体裁”④。首先，文本的形式和题材都受到意识形态内容的制约，文本要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生产的过程都受到社会条件和思想观念的影响，这些社会条件和思想观念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其次，文本对于意识形态也具有建构性的功能，“文本作为一种结构建构自身，为了根据它自己的相对自律性重新建构意识形态，通过美学生产加工并重铸它，它对意识形态进行解构，同时基于它自身意识形态效果的需要它又被解构到各种程度”①。文本对于意识形态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文本尽管不是直接的意识形态生产，但是却是在间接地、以象征性的形式生产或再生产意识形态，也可以说生产一种变化了的、变形的意识形态，文本在生产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反对明显的意识形态内容，但为了意识形态的效果又需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去容纳意识形态，最终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保持了一个适当的关系和距离，这种神秘化的生产形式对于意识形态的传播与认同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是一种生产，将已经生产出来的某些关于真实的再现形式生产成想象的客体。”②文学文本将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现实的歪曲反映所产生的思想观念显示在物质载体上，作为一种好像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存在，使人误认为其是真实的东西。

因此，文本对意识形态的重新建构需要文本以自己的形式对意识形态进行化妆和变形，意识形态范畴通过形式的变形实现了向一般社会生活材料的转化。这种转化使得意识形态深藏于文本的结构之中，并借助于文本的无功利性和无政治性悄然地行使着自己的政治功能，扰乱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用以维护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权威。

文学文本的六个要素互相影响、共同促进，建构起了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形成了文本意识形态，并与其他要素进行复杂而多向的互动，共同组成了文本生产和再生产系统性的动态过程。伊格尔顿系统考察了文本生产的内外因素及其建构作用，论证了文本生产与一般社会生产、意识形态、文本作者以及社会审美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结构，并且在时间维度上处于系统性的发展过程之中，这也就充分说明了文本生产的复杂性、非线性和整体性。

伊格尔顿的文学文本生产理论主要是由三个层面和六个要素组成的，这三个层面和六个要素是文学文本生产中的重要的构成因素，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在互相影响、彼此制约中动态地建构着文学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文学文本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其基本属性即社会属性具有意识形态内涵，意识形态内在地统摄着文学文本生产的逻辑和过程。这种文学文本理论坚持文学文本生产中诸多层面互相叠合、互相阐发的整个互动过程，强调文化生产和社会关系与整个生产、生活方式的联系，突出了文学生产中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及其建构，因此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具有整体性特征，内在地体现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文学文本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文学生产方式决定于一般生产方式。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生产既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具有物质性，“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它也是一种制造业”①。既然是一种制造业，那么肯定受到社会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与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具有一致性。伊格尔顿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例子进行了具体说明：“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一种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印刷、出版和发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生产方式，再生产出占主导地位的一般生产方式，但也合并作为一种关键成分的次要生产方式。文学生产者本人的手艺人方式，他象征性的出卖他的劳动产品而非劳动力给出版商，以交换生活费用。”②在这里，伊格尔顿用文学文本生产的过程连接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学文本生产蕴含着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从而体现了生产的系统性和社会性。

伊格尔顿进一步阐述了文学文本生产与其他生产的关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关系，艺术将世界的一切都看作对象，但它本身是一种商品”。这说明了文学生产的社会性和物质性以及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文学艺术从本身的生产性质来说，是一种立足于生产性质的意识形态。二者相互渗透，形成完整的艺术形态”③。这又说明了文学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同质性结构，二者共同形成了一种艺术的内涵。同时，伊格尔顿也强调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性作用，“人类的物质生产隐约占据着人类历史……政治、法律、文化和社会观念都不得不拜倒在它的脚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增强自身合法性的工具”①。实际上，伊格尔顿在赋予文学艺术生产独立性的同时，又将其拉回到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中，并在物质生产方式的整体性中规定了文学文本生产的整体性特征。

伊格尔顿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文本生产就是意识形态生产，意识形态概念就是文学文本的核心内涵，以此为基础，伊格尔顿从意识形态审视了文学生产的过程，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统摄各种文学生产要素的系统性的理论观点。

关于文学文本生产的三个层面，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文学文本生产的核心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传播，意识形态体现为各种社会思想观念和经验认知，其对象是社会大众，因此文学生产必然针对社会性的群体，并且受到社会性群体历史条件和自身素质的制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文学文本的形式和内容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学内容本身就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内涵，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方式表达和显现。伊格尔顿特别指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学文本形式同样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它们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①。这就否定了文本形式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文本形式就代表了某一形态的社会意识形态，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文本形式，虽然它们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实际上，伊格尔顿同样视文学形式为意识形态的内容，强调了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形式的影响和文学形式对于意识形态的附属性质。文学形式在强调独立性的同时，内在地蕴含着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内容。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文本的价值也是意识形态的意义和效果，“文学价值是由一种文本的意识形态挪用和作品的‘消费性生产’，即阅读行为所产生的现象。它总是关系的价值：‘交换价值’。‘价值’的历史，是文学意识形态的实践的历史基础——这种实践绝不是对已经制作好了的作品进行单纯的‘消费’，而是必须作为文本的一种确实在进行的生产加以研究”①。文学文本的交换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解读，这种价值实际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容，对于文学价值的消费同样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常识和思维方式，这同样属于意识形态的内容，并且这种消费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变化。

关于文本生产的六个要素，伊格尔顿认为，这六个要素中，意识形态同样是其基础和核心内容，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这六个要素之间互相影响、彼此制约共同构建了文学文本与文本意识形态。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就是要分析在复杂的意识形态生产实践中各种因素的相互渗透和作用，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核心的要素进而连接其他相关的社会因素，论证了文学生产方式与一般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以及作者意识形态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联系，从而说明文本生产的复杂性和总体性，关于具体内容，前面已有具体阐述，在此不再赘言。

可见，在伊格尔顿的文学文本生产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是核心和本质，伊格尔顿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论述了文学文本的社会属性、内容与形式、文学文本的价值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阐明了文本生产六个要素的互动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因素之间通过意识形态成了一个有机相连的系统，从而使得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特征。

在文本生产理论中，伊格尔顿阐明了文学文本生产中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揭示了在文学领域中意识形态生产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伊格尔顿认为，要想更深入的理解意识形态，不但要考察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而且要考察意识形态的功能，鉴于此，伊格尔顿又提出了“修辞学”的批评理论，以便更生动地揭示文学意识形态的社会效应和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