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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蔡四类说的说与未说（第3页）

括号里补充了干支对应的序数日期、官员具体所属与官员的姓氏。长达十多页的裴注是对《文帝纪》扼要叙述的禅让过程细节的补充。这一过程从乙卯（十三日）持续到辛未（二十九日），前后17天，《文帝纪》中只引了乙卯册诏的正文，裴注则详细记录了汉献帝4次下册诏（十三、二十、二十五、二十八日）表示要禅让皇位给魏王，以及魏王3次上书谦让（十八、二十二、二十七日），还有魏国君臣之间的往返讨论（奏与令）。参与其间的魏王、魏国的大臣与汉献帝之间的往来文书，既将乙卯文书称为“玺书”，随后的文书又称之为“册命”“册告”“诏书”“制”，《献帝传》转述时称之为“册诏”，《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则称“册曰”。从往来文书看，曹丕与魏国大臣偏爱使用的称呼则是“玺书”。“发玺书”指“拆开玺书”，在这里表示接受此文书，据《献帝传》，在张音持节带着皇帝玺绶与乙卯文书到魏国后，当时曹丕不在国都邺城，也没有立即拆开文书，尚书令等建议择吉日，设坛场来进行，被曹丕否决，最终是在帐前拆开文书。

不同的称呼侧重不同。“玺书”重在强调文书封缄使用的是皇帝的玺印，“册命”强调了“册封”的意涵，“诏书”则泛指皇帝下发的文书。足见直到东汉末年，对皇帝所发的同一封文书，依然会根据需要从不同角度来称呼。①

东汉时期见于实践与记载的只有“拜皇太子仪”与“拜诸侯三公之仪”②，禅代是王莽代汉之后近二百年未曾发生过的事件，完全逸出了平时皇帝文书使用的常轨，采用的文书与仪式，很多是临时草拟的，当然不可能完全凭空创制，更多的是改用既有的仪礼。文书上亦如是，采用了最高规格的形式，包括使者的身份。③尽管这是一个非常的场合，但其中呈现出的称呼上的灵活性，仍提供了一个反思胡蔡四类说的宝贵契机。

汉魏禅让发生在220年，胡广死后已近半个世纪，距蔡邕死于狱中也近30年，胡蔡四类说成型已历数十年。当时魏王及其众臣下反复使用，且为汉廷君臣所熟悉的“玺书”一称，并未出现在胡蔡四类说中。实际上蔡邕本人对此并不陌生。光和二年（179年），在“戍边上章”中，他写道：

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惟陛下省察。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臣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①

蔡邕清楚存在“玺书”，且保存在东观中，这是当时存档用的。此前他曾在此工作，并参与《东观汉纪》的撰写，上章中他希望自己能重回故地，参阅大臣的上奏与玺书，以便完成夙愿。上述情况不能不让我们重新思考两人所提出的四类说的性质。

除了被有意“舍弃”的“玺书”这种称呼，还需要注意的是胡蔡四类说中强调“书”带来的对"口谕"的排抑。《独断》起首一段如下：

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日制、诏，史官记事曰上……印日玺，所至日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

按照《独断》的体例，后面则是逐一对此段的解释，关于“其言曰制、诏”的解释，今本不存，当是传抄、刻写中脱漏。清人卢文引指出：

制诏：制者，王者之言，必为法制也。诏，犹告也。告，教也。三代无其文，秦汉有也。各本皆缺此条。案卷首一条为纲，下文皆依之申叙。卷首有制诏，在‘陛下’与‘上’之间，此条正与相应。今据李善注《文选·潘元茂册魏公九锡文》引及《太平御览》五百九十三补。②

此说有理有据，可从。关于天子之言曰“制诏”，后文中蔡邕承袭乃师的看法，具体列举了四种“书”，且将其明确表述为通过文字书写下来的“文书”，且各有书写上的特点。实际上，《说文·言部》释“言”为“直言曰言，论难曰语”，东汉王充《论衡·定贤》说“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郑玄在注《礼记·丧服四制》“对而不言”时说“言，谓先发口也”，西晋人杜预承其说，注《左传·昭公九年》“志以定言”时说“发口为言”。今人归纳为本指说话，尤其指主动对人说话①，即通过口头方式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指“文辞”乃是后起之义。我们不能忽略，实际统治运作中，在借助文字传达命令之外，口头方式一直顽强地存在，且本是更古老的方式。湖北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一篇秦律名为“内史杂”，有一条规定：

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②

这是要求有事情一定要用文字形式向上级请示，不能口头请示，也不能托人找关系。此规定意在排除口头等不采取文字方式的请示，这与广土众民的王朝，方言众多的形势有关，同时也与文字可以保证信息不走样有关。此条规定的是下对上的请示，上对下的命令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成文法与文字方式下达的命令（诏书）才可最低限度维持指令的一致性。但在实际统治中，口头传达命令的方式却依然存在，不止见于面对面的商议（各种形式的“集议”③），更见于皇帝委派身边的近臣直接传达口头命令或旨意，以及君臣之间的面对面私密讨论。后两种形式在当时未必少见，但今天只能通过传世文献，通过文字才能捕捉与重建，未免有些更是一个罕见的例子。

侍中“得入禁中”（汉19上739），本身就在皇帝身边工作，常常承担疏通君臣联系的职责。蔡质《汉仪》指出：“侍中、常伯，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仰占俯视，切问近对，喻旨公卿。”①所谓“喻旨公卿”即指此。他们侍皇帝帷幄，经常回答皇帝的问题，即所谓“切问近对”，桓帝时的一件轶事可见他们与皇帝面对面口头交流的频繁。《汉官仪》载：

桓帝时，侍中遒存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与含之。……（存）自嫌有过，得赐毒药，归舍辞决，欲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②

桓帝应该是在与存交谈中难以忍受其口臭，而赐予他鸡舌香。同书又记载：“尚书郎奏事于明光殿……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其下奏事。黄门侍郎对揖跪受。”③这恐怕应是桓帝以后才出现的做法，如果此前已成为惯例，在皇帝侧近的遒存不会不清楚，更不会误以为是毒药，而闹出笑话了。尚书郎要含鸡舌香，当亦是因为他们要经常面见皇帝，口述奏事。

此外，屡见于文献与简牍的“承制诏××”，多半也是口头传达或问询，或根据口头传达来发布文字化的命令。《汉书·萧望之传》载五凤二年（前56年），宣帝认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轻视丞相，对他产生不满，丞相司直鲧延寿借机上奏，罗织了好几件琐碎小事上的问题，第一件就是“侍中谒者良使（承）制诏望之，望之再拜已。良与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谓御史曰‘良礼不备’”。在宣帝免萧望之的策书中，此事被概括为“有司奏君责使者礼”（汉783280—3281，19808、809），良作为使者，代表皇帝，说他“礼不备”等于是在指责皇帝。良承制诏望之，且与望之说话，应就是以口头方式传达宣帝的命令，命令也很可能属于常见的给某人外出签发“传信”之类。现在甘肃敦煌的悬泉置遗址出土了不少汉简，其中有若干由御史大夫“承制”或单独下发的传信，甚至包括萧望之本人签发的。如下例：

五凤四年六月丙寅，使主客散骑光禄大夫扶群承制诏御史曰：使云中大守安国、故教未央仓龙屯卫司马苏于武强，使送车师王、乌孙诸国客，与军候周充国载屯俱，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御史大夫延年下扶风厩，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此处的御史大夫延年是杜延年。这类琐事颇多，且属于例行反复发生的，所谓“承制诏御史”，往往就是皇帝直接派遣身边的近臣向御史（或侍御史）口头传达，如上述，御史在御史府笔录命令，形成“传信”文书交给需要外出的官吏作为凭证。目前简牍与文献所见的承制诏××的官员，均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没有出现负责起草诏书的尚书②，颇值得注意。

文献中的例子也有一些。如《汉书·京房传》，元帝看到京房所上封事中的建议后，派自己的妻兄王凤向京房转达诏令，拒绝了京房的提议：

房未发，上（元帝）令阳平侯（王）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753164）

又如《冯奉世子参传》:

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参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诅大逆之罪，语在外戚传。参以同产当相坐，谒者承制召参诣廷尉，参自杀。（793307）

还有《汉书·孙宝传》:

（平帝）时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车都尉甄邯即时承制罢议者。（773263）

《后汉书·杨厚传》:

厚少学统业，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太白入（北）斗，洛阳大水。时统为侍中，厚随在京师。朝廷以问统，统对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晓读图书，粗识其意。邓太后使中常侍承制问之，厚对以为“诸王子多在京师，容有非常，宜亟发遣各还本国”。（30上1048）

需要注意的是，承制沟通几乎都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来完成，常见的是侍中、谒者，东汉以后宦者渐多。后人批评东汉时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①，亦包含了他们代表皇帝，口头传达命令的一面。《后汉书·郭躬传》载明帝时：

有兄弟共杀人者，而罪未有所归。帝以兄不训弟，故报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误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罪当腰斩。

是通过口头，而非文书了。

东汉时代口头文书交织，且文书称呼不定的现实中，胡蔡四类说的出现，特别是考虑到没被他们放入王言中的文书称呼与“口谕”，他们两位为何做出这些的选择，就值得去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