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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性别（第2页）

作为一个男人的明显优势已经在女人的精神发展中引起了严重的紊乱，以致女人几乎普遍不满于自己的女性角色。女人的精神生活与那些处于被压迫境地而有着强烈自卑感的人有非常相似的运动轨迹，几乎遵循同样的运动规则。所谓女人比男人低劣的偏见使事情更加严重、复杂。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女孩找到了某种补偿，她们通常会将其归功于自己的性格发展，归功于自己的智力，有时候也会归功于自己获得的某些特权。这简单地表明了一个错误有可能会导致其他的错误。这些特权是义务、责任的特殊免除，是奢侈的享受，给人一种处于优势的假象，好像它们所表达的是对女人很大程度的尊重。这里面可能包含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最终总是男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塑造的理想。乔治·桑（GeeSand）曾对此做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她说：“女人的美德是男人的一项绝妙发明。”

总的来说，在反抗女性角色的斗争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女人。一种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朝着积极活跃的“男性”方向发展的女孩。这样的女孩精力极其充沛，野心勃勃，不断为获得生活中值得努力争取的东西而奋斗。她总是试图超过自己的兄弟和男性同伴，选择那些常常被视为男性特权的活动，对运动之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通常情况下，她会逃避所有的恋爱、婚姻关系。如果她建立了婚姻关系，则很可能会因为总是竭力想超越于自己的丈夫而破坏关系的和谐！她可能对任何的家务劳动都非常厌恶。她可能会直接地说出自己的厌恶，也可能通过否认自己有做家务的能力，并不断拿出证据试图证明自己永远都不会具有做家务的能力，从而间接地表现这种厌恶。

这种女性试图用一种“男性”的反应方式，补偿男性态度给她们带来的不幸。这种对女性角色的防御态度是她存在的基础。她一直被人称作“假小子”“女公子”“男子般的”女人，等等。然而，这种称谓建立在一种错误观念的基础之上。有许多人认为，这些女孩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先天的因素，即一种导致她们采取“男性”态度的“男性”物质或分泌物。然而，整个文明的历史向我们表明，施加于女人身上的压力和她在当今必须忍受的压制，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的；它们总会导致反抗。如果这种反抗以我们所说的“男性”方式表现出来，那么原因仅在于可能的性别只有两种。人们必须在这两种模式中选择其一而从之，要么做一个理想的女人，要么就做一个理想的男人。因此，逃离女性角色只能表现为“有男子气”，反之亦然。这种事情的发生并不是某种神秘分泌物作用的结果，而是因为在某个既定的时间和空间，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绝不能忽视女孩在精神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只要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女人与男人的绝对平等，那我们就不能要求她与生活、与我们文明的现实及社会生活的方式完全保持一致。

第二种类型的女人终其一生都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往往表现出几乎难以让人相信的适应、顺从和谦卑。从表面看，她们所到之处都能很好地适应，不管在哪儿，落地就能生根，但事实上她们却往往表现出极度的笨拙和无助，以致最终一事无成！她们可能会产生神经症状，在她们脆弱无力的时候，这些症状会帮助她们求得他人的照顾；她们还借此清楚地向他人表明她们所接受的训练、她们错误的生活方式是怎样时时刻刻地伴随着神经疾病的困扰，从而使她们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她们属于世界上最好的人，但不幸的是，她们体弱多病，不能令人满意地迎接生存的挑战。她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令周围的人满意。她的屈从、谦卑和自我压抑与她们的姐妹（第一种类型的女人）一样，都是以同样的反抗为基础，这种反抗所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这是没有任何幸福的生活！”

还有第三种女人，她们并不反抗女人的角色，但在内心深处却痛苦地意识到，她们注定是低男人一等的存在，注定要在生活中扮演从属的角色。她们完全相信女人的低能，就像她们深信只有男人才有责任去做生活中值得做的事情一样。结果，她们认可了男人的特权地位。就这样，她们加入了赞美男性的合唱团，高声赞美男人是实干家、成就者，并要求给他们特殊的地位。她们清清楚楚地表现出自己的柔弱感，就好像她们希望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并因此而给她们更多的支持一样；但这种态度其实是一场长期酝酿的反抗的开端。作为报复，她们轻松随意地说一句“只有男人才能做这些事情”之类的流行语，便将婚姻的责任推到了丈夫身上。

虽然女人被视为低男人一等的存在，但却被委以大部分的教育重任。现在，让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三种类型的女人在面对这项最为重要、最为艰难的任务时的情况。这样我们同时也能更为清楚地区分这三种类型的女人。第一种持“男性”态度的女人，会专横地对待儿童，动辄处罚，因而会给儿童施加巨大的压力，这些当然是儿童竭力想躲避的。这种教育方式如果奏效，其最好的可能结果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军事训练。儿童通常会认为，这种类型的母亲是非常坏的教育者。她们的喋喋不休、高声训斥总不能收到好的效果，而且还常常会产生这样的危险：女孩子可能受到怂恿，模仿她们，而男孩子则会在以后的生活中一想起来就害怕。我们发现，在受到这类母亲管教的男孩子中，有相当多的男孩会尽可能地避开女人，仿佛痛苦已深植心中，而且，他们不可能对女人产生任何信任感。结果，两性之间出现了明确的分界和隔离，其病理性症状我们很容易理解，虽然有些研究者还在大谈“男性元素和女性元素的比例失调”。

而另外两类女人作为教育者也同样徒劳无益。她们可能非常怀疑自己的能力，以至于儿童很快就会发现她们缺乏自信心，便不再理睬她们。在这种情况下，母亲重新努力，唠叨训斥，并威胁要告诉父亲。但她求助于一位男性教育者的事实再一次暴露了她的自信心不足，并表明她不相信自己能在教育活动上获得成功。她从教育问题的前线上撤了下来，就好像她的责任就是要证明她的观点的合理性，即只有男人才能够从事教育，因而教育离不开男人！这种女人可能会完全逃避在教育上做出任何努力，毫不后悔地把教育的责任推给丈夫和家庭教师，因为她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获得任何成功。

在那些因为某些所谓的“更高层次”的原因而逃避生活的女孩身上，我们甚至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到这种对女性角色的不满。修女或其他从事独身职业的女性，便是恰当的例子。她们用这样一种态度清楚地表明了她们无法与女性角色保持一致。同样，许多女孩年纪轻轻就进入商界，因为这份工作带来的独立，对她们来说似乎是一种保护，使她们可以免受必须结婚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驱动力依然是对女性角色的厌恶。

在一个女孩结婚时，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她自愿承担了女性角色了呢？我们了解到，结婚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女孩对女性角色的妥协。有一个36岁女人的例子就是典型的这种情况。她来找医生，抱怨说她有各种神经性的疾病。她是家里孩子中的老大，她父亲是在年事已高时娶了她那飞扬跋扈的母亲。她母亲年轻貌美，却嫁给了一个老头，这一事实让我们猜想，在父母的婚姻中，对女性角色的厌恶一定发挥了一些作用。她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母亲吵吵嚷嚷地管着家，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要他人服从自己的意志，而全然不管其他人高兴与否。在所有问题上，老头子都被逼得毫无还手之力。这个女儿还提到她母亲甚至不让自己的父亲躺在沙发上休息。她母亲的整个活动都在于坚持实施她认为值得推行的“治家之道”。这些治家之道是这个家庭必须绝对遵循的法则。

一方面，我们的患者逐渐长大成一个非常能干的孩子，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而另一方面，她母亲从来都对她感到不满，并总站在她的对立面。后来，她有了一个弟弟，母亲对这个弟弟倍加宠爱，于是母女关系开始变得令人无法忍受。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就知道，父亲是她的靠山，不管他在别的事情上多么谦卑、忍让，只要女儿的利益面临危险，他就会挺身而出，为她打抱不平。就这样，她开始从心里痛恨她的母亲。

在母女之间这种激烈冲突中，母亲的洁癖成了女儿有利的攻击点。母亲的洁癖已经到了非常迂腐的程度，以至于她甚至要求女仆在碰过门把手后必须把它擦干净。于是，这小女孩故意把自己弄得又脏又乱、邋里邋遢，在家里到处乱走，并瞅准一切机会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她从这些行为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快感。

她形成的所有性格特征，都与母亲对她的期待正好相反。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性格并非遗传而来。如果一个孩子形成的性格特征能把她母亲气得要死，那么，在这些性格特征背后，一定潜藏着一个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计划。母女之间的仇恨一直持续到了现在，那种更为激烈的交战冲突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在这个小女孩八岁时，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父亲永远站在女儿这一边；母亲则整天板着脸在家里走来走去，说着尖酸刻薄的话，强制推行她的“治家之道”，并训斥她的女儿。心怀怨恨又好战好斗的女儿利用挖苦讽刺的话，破坏母亲的活动，让母亲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还有一个复杂的因素是他弟弟的心脏瓣膜病，弟弟是她母亲的心肝宝贝，备受母亲的宠爱，因为弟弟患病母亲对他的关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父母对待孩子的行为一直是对立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女孩渐渐长大了。

接着，她突然觉得自己得了谁都解释不了的神经性疾病。她的病实际上是她被自己反抗母亲的罪恶念头折磨着，结果感到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了阻碍。最后，她突然开始深深地沉迷于宗教，但这并没有让她的情况有所好转。过了些时候，这些罪恶念头消失了。家里人认为是某种药物起了作用，虽然更可能的原因是她母亲已被迫转为守势。但这种神经性疾病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她一直非常害怕打雷和闪电。

这个小女孩认为，电闪雷鸣的出现完全是因为她良心太坏，她总有一天会被雷电劈死，因为她对母亲有如此罪恶的想法。我们能看出这个小女孩当时是多么努力地想摆脱自己对母亲的仇恨。她继续长大，好像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正在向她招手。有一位老师曾这样说：“这个小姑娘无论想做什么，都能做成。”这句话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句话本身并不重要，可能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但对她而言却意味着：“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做成任何事情。”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反抗母亲的斗争更为强烈了。

青春期到了，她长成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女，到了适婚的年龄，成了许多青年追求的对象。但由于她说话非常尖酸刻薄，许多可以建立关系的机会都被她破坏了。她觉得自己只被一个男人吸引，那是一个住在附近的年纪比她大很多的男子，大家都害怕有一天她会嫁给他。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男人就搬走了，而她仍住在那个地方，一直到26岁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这在她的圈子里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没人能对此做出解释，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她的经历。由于从童年开始就一直处在反抗母亲的激烈战争中，因此她总爱争吵，让人无法忍受。发动战争就是她的胜利。母亲的行为经常激怒这个女孩，使她不断寻求新的胜利。激烈的唇枪舌剑是她最大的快乐；她从中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她的“男性”态度还表现为她渴望这样的唇枪舌剑，只有在唇枪舌剑中，她才能战胜她的对手。

她在26岁时结识了一个非常体面的男人，他没有被他的好战性格吓跑，非常诚挚地追求她。他在她面前非常谦卑、顺从。亲戚们给她施加压力，要她嫁给这个男人，这使得她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解释：他令她很不愉快，她想都没有想过要嫁给他。当我们了解了她的性格特征后，就不难理解她的这种反应了，但在抵抗了两年后，她最终接受了这个男人的求婚，并深信她已让他成了自己的奴隶，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他。她在心中暗自希望能在他身上看到她父亲的翻版，他能像父亲一样对她有求必应，百般顺从。

很快，她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结婚后没几天，她丈夫就开始坐在房间里，一边抽着烟斗，一边舒服地读着报纸。他早上去办公室，中午准时回家吃饭，如果到家时饭还没准备好，就会咕咕哝哝。他要求她必须干净、温柔、整洁，还有许多她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无理要求。这种关系与她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她的梦想破灭了。她要求得越多，丈夫就越少满足她的要求；而她的丈夫越是要求她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她就越是不干家务活。她每天一有机会就提醒他，他实际上没有权力向她提出这些要求；同时她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她不喜欢他。但这完全没有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他继续不为所动地向她提出那些无理的要求，这让她觉得自己的未来毫无幸福可言。这个正直、有责任感的男人曾陶醉在谦逊的状态中拼命追求她，但一旦追到手，便不再陶醉忘情了。

现在她能做些什么呢？难道要她和丈夫离婚，回到母亲身边，并宣布自己的失败吗？她没有能力过独立的生活，因为她对此没有任何的准备。离婚对她的骄傲和虚荣来说将是一种侮辱。生活对她来说是一种痛苦：一边是丈夫对她的指责批评，另一边是严厉的母亲不停地告诫她要保持干净、整洁。

突然，她开始变得干净整洁了，一天到晚不停地又洗又擦，打扫卫生。好像她最后终于领悟了，接受了她母亲这么多年来一直反复强调的教导。一开始，看到她不停地倒垃圾，擦拭写字台、橱柜、壁橱，她母亲必定是喜笑颜开，她丈夫也一定因为事情的突然转变而感到很高兴。但她把这样的事情做得太过了。她不停地洗啊擦啊，直到把家里所有能擦的东西都擦一遍，她干得热火朝天，以至于不愿意受到任何人的打扰；而她的这种热情反过来干扰到了其他所有人。如果有人碰了她洗过的某样东西，她就会再洗一遍，而且只有她自己洗才可以。

这种没完没了的擦洗中表现出来的病态，常见于那些对自己的女性角色持不满、好战态度的女人，她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表明自己拥有爱整洁的完整美德，并以此抬高自己，使自己优越于那些不怎么经常擦洗的人。她们的这一切努力在无意识之中都仅仅只是为了把整个家搅乱。有这种女人在的家，可以说是最为混乱无序的。她们的目标不是让家里窗明几净，而是要把整个家搅得一塌糊涂。

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说明对女性角色的认同仅仅只停留在表面。我们这位患者没有女性朋友，跟谁也相处不好，而且从来都不知道为他人考虑，这一切与我们所预期的她可能有的生活模式正好吻合。

今后，我们有必要逐步发展出更好的教育女孩的方法，让她们有更充分的准备，与生活保持一致。即使在很好的条件下，有时候也不可能实现这种与生活的一致，就像上述例子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任何一个具有真正心理洞察力的人都否认所谓的女人低能的说法，但法律和传统一直维护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随时保持警惕，以识别并抵制这方面的整套社会错误行为的技术。我们必须加入这场战斗，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女人有某种过分夸大的尊重，而是因为现有的这种错误态度否定了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逻辑。

五、两性间的紧张状态

所有这些不幸现象的基础都在于我们文明的错误。如果我们的文明带有偏见，那么这种偏见会延伸开来，并触及文明的每一个方面，而且，这种偏见还会在每一个地方表现出来。认为女人低能的谬见及其必然的推论，即认为男人高女人一等，不断地扰乱着两性间的和谐。结果，所有**关系中都出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紧张状态，它威胁并常常完全毁灭两性间每一次幸福的机会。我们的整个爱情生活都被这种紧张状态毒化、歪曲、腐蚀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很少能看到美满和谐的婚姻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觉得婚姻极其困难、极其危险的原因。

我们在前面所描述的这些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儿童充分地理解生活。想想有多少的年轻姑娘只把婚姻当作逃避生活的一个紧急出口，想想又有多少的男女认为婚姻只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因为两性间的这种紧张状态而导致的困难，在今天已占极大比例。这个比例正越来越大，女孩子越来越明确地倾向于逃避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女性角色，男人则越来越想扮演拥有特权的角色（尽管这一行为中存在着许多的错误逻辑）。

同伴关系是真正与性别角色保持一致以及两性之间真正保持平衡的独特标志。两性关系就如同国际关系一样，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隶属服从都是无法忍受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因为错误的态度可能会给双方都带来相当大的障碍。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普遍又极其重要的方面，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牵涉其中。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因为每一个儿童都被迫形成一种贬低异性、否定异性的行为模式。

不言而喻，这就破坏了恋爱关系中的一切坦诚和信任。唐璜（DonJuan）就是这样的人，他怀疑自己的男子气概，因而他需要靠征服来不断地证明自己。两性之间普遍存在的不信任阻碍了所有的坦诚，结果整个人类都蒙受了损失。被夸大了的男子汉理想意味着不断的挑战、不断的鞭策和焦躁不安，其结果自然只能是虚荣、自我丰富和对“特权”态度的坚持；而所有这一切当然与健康的社会生活背道而驰。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妇女解放运动以前提出的目的。我们的责任是在她们为获得自由和平等而努力的过程中支持她们，因为整个人类的幸福最终都依赖于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即女人能够与其女性角色保持一致。同样，男女两性之间关系的妥善解决最终也依赖于这个先决条件。

六、改革的尝试

在为改善两性关系而建立的所有制度中，男女同校教育是最为重要的。这种制度至今还没有被普遍接受；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支持者认为，他们最有力的证据是：通过男女同校教育，男女两性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有机会相互了解，这种了解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种种错误的偏见及其灾难性的后果。反对者则通常反驳说，男孩和女孩在入学时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以致男女同校教育只会扩大这种差异，因为男孩子会感到压力重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学龄期，女孩的精神发展要比男孩快一些。而这些必须时时维持特权并证明自己事实上比女孩更能干的男孩，突然发现自己的特权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一碰就破的肥皂泡。其他研究者认为，在男女同校教育中，男孩在女孩面前会变得焦虑不安，并丧失自尊。

毫无疑问，这些论据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有从两性之间为了赢得“更有才能和能力”的奖赏而相互竞争的意义上考虑男女同校教育，这些论据才站得住脚。如果男女同校教育对老师和学生而言仅意味着这一点，那它就是个有害的东西。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对男女同校教育有更好见解的老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哪个老师认识到这种制度是为两性在以后社会工作中的合作提供训练和准备的话，那么，在男女同校教育上所做的一切都将归于失败。该制度的反对者也将从这种失败中看到其观点的正确性。

[1]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Bebel）的《妇女与社会主义》（WomanandSocialism）和马赛厄斯（Mathias）、马蒂尔德（Mathilde）的《占统治地位的性别》（TheDominantSex）对这一发展过程做了非常精彩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