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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荒谬的梦梦中的理智活动166（第2页）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梦为它的荒谬辩护的方法。我是在一次就餐时认识M先生的。不久前，他为有全身瘫痪迹象的弟弟做检查。他的怀疑是正确的，检查过程中出现了一场尴尬局面，因为患者无缘无故地谈起他哥哥的童年蠢事。我问起他的生日，并要他做些简单的算术题，以测验其记忆力的缺陷，但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我已经看出，我自己的行为，就像是在梦中的一个瘫痪病人（我对我们处在什么年代都不是很确定）。梦的另一些材料来自另一个新近的源头。我的一位医学杂志的编辑朋友，对我的柏林朋友弗利斯的近著发表了一篇很不友好的“毁灭性”批评文章。文章出自一位缺乏判断力的年轻评论家。我想我有权对此加以干预，并要求编辑消除影响。编辑对发表这篇批评文章深表遗憾，但无法做出任何更正。我于是断绝了与这家杂志的联系，但在断交信中却表达了一个希望，即我们的个人关系不应受到影响。这个梦的第三个来源，是我的一位女患者对她弟弟精神疾病及其如何在狂乱中呼喊“自然！自然！”的描述。医生们相信，这种呼喊来源于他阅读歌德那篇《论自然》的抨击文章，并表明他在自然哲学研究方面的过度劳累。但在我看来，即使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这个词的使用也带有性的意味。至少有一个事实不能否认我这个想法：那位不幸的患者不久就割下了自己的**。发作时他正好18岁。

此外，我朋友那本受到严厉批评的著作（另一位评论家说，“不知是作者疯了，还是读者自己疯了。”）是关于生命的编年资料的，并表明，歌德漫长的一生对生物学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很明显，我在梦中把自己放在我朋友的位置上了。（我想弄清年代）但我像是一个瘫痪病人，而且梦中充满了荒谬，所以梦念是在说反话：“当然啦，疯狂的傻瓜是他［我的朋友弗利斯］，你们评论者才是博学的天才。但为什么不能是相反的呢？”这种颠倒在梦中有大量例证，例如，歌德抨击年轻人是荒谬的，但一个年轻人抨击不朽的歌德则是正常的。又如，我从歌德的卒年算起，对那位瘫痪病人却从他生年算起。［这个梦前已述及。］

然而我也已经表明，没有哪个梦不受到利己主义动机的驱使，所以，对于梦中我把朋友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并代替他的位置，我还必须做出解释。我在清醒生活中的批判力不足以对此加以解释。但那位18岁患者的故事以及医生们对他呼喊“自然！”的不同解释，都暗示我关于精神神经症的性的病因论与大多数医生之间的对立。我可能是在对自己说：“你朋友遇到的那种批评你也可能遇到——事实上，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遇到了。”因此，梦中的“他”可以用“我们”来代替：“是的，你是对的，我们才是傻瓜。”这个梦还暗示，歌德那篇短小精悍的论文使我想起“我正在思考”，因为我在中学毕业时，对职业选择犹豫不决，正是在一次公众演讲中，我听到有人大声朗读这篇文章，才使我决定研究自然科学[181]。

Ⅵ

前面我曾提到过一个梦，其中并未呈现我自己的自我，然而，这个梦仍然是自我主义的。我报道的一则短梦中，M教授说：“我儿子是近视眼……”，我将此解释为一个序梦，意在引出一个我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的梦。以下就是当时没有陈述的主梦，它将荒谬和难解的言语形式引入梦中，对此需要加以解释。

罗马城由于发生了某些事，必须把孩子们转入安全地带并顺利完成了。随后，梦境变成了在一个古式双扇大门（梦中觉得是西恩纳的“罗马门”）前，我坐在一个喷泉边，悲痛欲泣。一位妇女——侍女或是修女——带来两个男孩并交给他们的父亲，这位父亲并不是我。其中大一点的孩子显然是我的长子，但没看清另一个孩子的脸。带孩子来的妇女要他与她吻别。她的鼻子红得十分显眼。孩子拒绝吻她，却挥手相别，并对她说“AufGeseres”，然后又对我们两人（或者一个人）说“AufUngeseres”。我觉得这最后一个短语表示了一种偏爱[182]。

这个梦建构于在我看过一出名为《新犹太人区》的戏后产生的纷乱思绪。犹太人问题关系着他们子女的未来命运，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国家，又关系到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使他们能自由地跨越国界——所有这些，都很容易在有关梦念中加以识别。

“我们坐在巴比伦河边哭泣。”和罗马一样，西恩纳以美丽的喷泉而闻名。要使罗马在我的梦中出现，就必须选择一个熟知的地方来代替它。在西恩纳罗马门的附近，有一座巨大而明亮耀眼的建筑，那是曼利柯米欧疯人院。在做梦前不久，我听说有个宗教信仰与我相同的人，被迫在一家公立疯人院辞去辛苦得到的职位。

短语“AufGeseres”（梦中情况使我们联想到“再见AufWiedersehen”）及无意义的反义词“AufUngeseres”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从语言学家那里获知，“Geseres”是一个真正的希伯来词汇，由动词“goister”派生而来，最好译成“受苦”或“厄运”。从俚语用法来看，它的意思好像是“哭泣和哀悼”。“Ungeseres”是我自己杜撰的一个单词，最初引起我注意的就是这个单词，但起初我不明白它的意义。然而，梦结尾处那句说“Ungeseres”表明比“Geseres”更加偏爱的短语激起了我的联想，并同时澄清了这个单词的意义。这种关系同样产生于鱼子酱，不咸的［“ungesalzen”］鱼子酱比咸的［“gesalzen”］鱼子酱更受人喜爱。“将军的鱼子酱”是贵族的虚荣，这背后潜藏着我对一位家庭成员的玩笑性暗喻，因为她比我年轻，所以我希望她将来能照看我的孩子。这也符合以下事实，即我家另外一位成员——我们精干的保姆，在梦中表现为那位侍女或修女。而且，在“咸—不咸”和“Geseres-Ungeseres”之间没有任何过渡观念，这可以从“发酵—不发酵”［“ges?uert-u”］的关系中得到理解。在逃离埃及时，以色列人来不及使生面发酵，他们就在复活节这天，吃未发酵的面包来纪念这件事。这里我想插叙一些我在这部分的分析过程中突然产生的联想。去年复活节，我和柏林的一位朋友来到陌生的小镇布累斯劳。我们在街上散步时，有一位小姑娘问我去某条街怎么走，我只好说不知道。随后我对朋友说，“但愿这位小姑娘长大后，能有更好的眼力来选择指路人。”不久，我看见一个门牌上写着“海罗德诊所。就诊时间：……”我说，“但愿这位同行不是儿科医生。”同时，我的朋友谈起了他关于两侧对称的生物学意义的观点，并说道：“如果我们能像独眼巨人那样，在前额中央有一只眼睛……”这便引起了序梦中那位教授的话“我儿子是近视眼……”，于是，我就理解了“Geseres”的主要来源。M教授的这位儿子，现在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多年以前，当他还是中学生时，得了一种眼疾，医生说正是这种眼疾引起了他的焦虑。他解释说，只要眼疾只限于一侧就无碍，但如果波及另一只眼睛，那就严重了。患病的那只眼睛很快治愈了，但不久另一只眼睛也出现了感染的迹象。这下孩子的母亲急了，就把医生请到他们乡下偏僻的住所。但医生这次持另一种观点，他对孩子母亲大声喊：“你怎么说这是‘Geseres’［‘厄运’］呢？如果一边好了，另一边也会好的。”结果他说对了。

现在，我们对这一切与我以及我家庭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M教授儿子上学时的课桌，后来被他母亲作为礼物送给了我的长子。我在梦中，正是通过他说出告别词的。由这一转换所产生的愿望不难猜出。但梦建构桌子，也有防止孩子出现近视和单侧视力的用意，因此梦中才出现“近视”并提到两侧对称。我对单侧性的关注不只有一种意思，它同时指身体的单侧性和智力发展的单侧性。梦中出现的情境，不正是以荒谬的形式与这一关注相矛盾吗？孩子转向一侧说完告别的话后，又转向另一侧说相反的话，好像是要保持一种平衡。他的行为方式好像是要对两侧对称加以注意！

所以，表现得最荒谬的梦，同时也是喻义最深刻的梦。每个历史转折时期，那些想说些什么却又不能说的人总是自称蠢人。对于那些犯禁的话，听众如果能够认为那只是胡言乱语并能一笑了之，就会很容易宽恕这些冒犯了。那位不得不装疯的戏中王子，其行为正像现实生活中的梦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将哈姆雷特的自白用于梦，在机智和晦涩的外衣之下掩盖着真相：“只是在刮西北风时我才发疯，当风向转南时，我就能分清苍鹰与手锯！[183]”

至此，我已经解决了梦的荒谬问题。梦念绝不是荒谬的——无论如何，正常人的梦念绝不是荒谬的——当梦的工作面临着表达呈现于梦念之中的各种批判、滑稽或嘲弄的任务时，它就制作荒谬的梦，或包含荒谬成分的梦。[184]

我下一步的任务在于揭示：梦的工作不过是将我们已经提到的三个因素[185]以及下面将要提到的第四个因素加以组合而已；它的功能无非是按照它服从的四个条件对梦念加以翻译；此外，心灵是以其全部还是部分官能参与梦的活动，这是个不参照事实而错误地提出的问题。然而，因为在大量梦中，其内容包含做出判断、提出批评、表示赞赏，对梦的某些成分表示惊讶，还出现企图解释和争辩等，所以，下面我必须通过例证，来答复由这些事实所导致的各种反对意见。

［简而言之］我的答复如下：任何在梦中呈现为判断功能的明显活动，都不能被看作梦的工作的理智结果，而只能被看作梦念的材料，它作为现成的结构，而从梦念进入梦的内容之中。我甚至还能进一步引申，即使是醒后对梦的回忆做的判断，以及因梦的重现而引起的情感等，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梦念的一部分，并都应包括在对梦的解析之中。

Ⅰ

关于这种梦，我已经引用过一个显著例证[186]。有一位女患者拒绝把她做的一个梦告诉我，因为“它不够清晰”。她梦见一个人，但弄不清楚是她的丈夫还是父亲。随后又梦见一只垃圾箱［Misttrügerl］，这引起了下列回忆：有一次她刚收拾好屋子，对一个来访的年轻亲戚说，她下一件事是要弄到一个新垃圾箱。第二天早晨她收到了一个，但里面装满了山百合。梦的这一片断是用来表达一个常见的［德国］谚语——“不是长在自己的粪便上”[187]。分析表明，梦念与做梦者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有关，故事讲述的内容是有个姑娘生了一个小孩儿，但不知道这孩子的真正父亲是谁。因此，这个梦的表现已经渗入清醒的思想，即一个梦念成分在对整个梦的清醒判断中得到了表现。

Ⅱ

这是一个类似的梦例。我的一位患者做了一个他认为很有趣的梦，醒来后立即对自己说：“我必须把这个梦告诉医生。”分析表明，很明显这个梦是暗指一种通奸关系。这一关系开始于治疗初期，他还决定不告诉我[188]。

Ⅲ

以下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我和P一起去医院，路过一片房屋和花园，同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经常梦见这个地方。这条路我并不熟悉。他指给我一条路，一拐弯就到了一个餐厅（在室内而不在花园里）。这时我又问起多妮夫人，得知她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后面一间小屋。我走过去，但到达之前看见一个不太清晰的人影领着我的两个女儿；我和她们在一起站了一会，就把她们带走了。我因为妻子把她们留在那里而责备了几句。

醒后我有一种极大的满意感，因为我觉得通过这一分析就能理解“我经常梦见这个地方”的意义[189]。然而事实上，分析并没有告知我这种原因，它向我揭示的是，这种满意是梦念的一部分，而不是对梦的任何判断。我满意的是，我的婚姻为我带来了子女。P的生活经历起初与我十分类似，后来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物质条件都远远超过了我，但他婚后没有子女。引起这个梦的两个事件，虽然不能对梦做出完全分析，却指出了它的意义。做梦前一天，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多娜·A-y（梦中改为多妮）夫人死于难产的讣告。妻子告诉我，为多娜接生的，正是为我们最小的两个孩子接生的那个人，多娜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因为不久前我在一本英语小说中，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做这个梦的第二个原因是做梦的日期，那正是我大儿子生日的前一夜——他似乎有点诗人的气质。

Ⅳ

在做完关于我父亲死后在马扎尔人中起着政治作用的那个荒谬梦之后，我醒来时有过同样的满意感，而且自认为，它是梦中最后一幕伴随而生的情感在醒后的继续。我记起他去世时，躺在**很像加里波第，并因诺言的实现而感到高兴……（梦还有一个后续部分，但我已经忘了）。分析使我能够弥补梦的这一空白，它涉及的是我第二个儿子。我以一个历史伟人［克伦威尔］的名字为他取了教名，这个伟人从童年时起，特别是自从我访问英国后，一直强烈地吸引着我。在孩子尚未出生前，我就已经决定，如果是个男孩，就给他取这个名字。最后果然生了个男孩，让我有一种高度的满意感（由此可见，身为人父的那种被压抑的自大狂倾向是如何以思想的方式传递给子女的。很可能，当在现实生活中成为必要时，这就是那种感情的压抑得以实现的途径之一）。小孩能够呈现在这个梦中，源于以下事实：他具有和濒死老人同样可以被原谅的不幸——在床单上便溺。从这方面看，可以将Stuhlrichter［“主裁判”，字面意义为“椅子+裁判”］比作要在子女面前保持伟大和圣洁的愿望。

Ⅴ

下面我要转而考察在梦中表现的判断，而不是醒后继续或进入其中所做的判断。为了对此提供例证，我可以使用我为其他目的记录的梦例。在歌德抨击M先生的梦中，似乎含有大量判断活动。“我想弄清年代，又好像不可能。”从各方面看，这都是对歌德竟然会对我所认识的一位年轻人发动文字抨击这一荒谬观念的批判。“我想他很可能是18岁”，这尽管糊里糊涂，但听起来也很像是一个计算的结果。最后，“我对我们自己的年代却不是很确定”，也像是梦中的一次疑惑不定。

所有这些，乍看起来都像是梦中做出的判断活动。但分析表明，这些话都可另做解释，从而是梦的解析必不可少的，并消除了梦的任何荒谬迹象。“我想弄清年代”一句将我置于朋友［弗利斯］的位置，而事实上，他正试图弄清人生的编年资料。这就剥夺了这种情况作为反对前面几句的荒谬的判断意义。插入成分“又好像不可能”应属于下面“我想很可能是18岁”的句子。对那位向我诉说其弟弟案例的妇女，我使用了几乎同样的字句。“要说他呼喊‘自然！自然！’与歌德有什么联系好像不可能。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它具有大家熟知的性的意义。”这里确实有一个判断，但不是在梦里，而是在现实中，并且被梦念回忆起来并加以利用。梦的内容利用这一判断与它利用其他梦念片断并没有什么两样。梦中判断赖以呈现的“18”这个数字，却还含有来自真实判断的痕迹。最后，“我对我们自己的年代却不是很确定”，其目的不过是要进一步将我与那位瘫痪病人相等同。在我对他进行检查时，这一想法确曾出现过。

对梦的表面判断活动的解析，可以使我们想起本书卷首为梦的解析工作定下的原则：我们必须把梦的表面连贯性看成非本质的假象，分别追溯梦的不同成分的各自起源。梦是一个聚合物，为了加以研究，我们必须再把它分解成各个片断。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指出，梦中有一种精神力量在起作用，正是这种精神力量，造成了其表面的连贯性，也就是把梦的工作提供的材料加以“润饰”。这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重要力量的表现证据，下文我们将把它作为建构梦境的第四个因素加以研究。

Ⅵ

下面又是一个我已经记录过的梦中发生判断过程的例证。在那个关于市政务会寄来信件的荒谬梦中，我问道：“你是否不久后就结婚了呢？”我算了一下我的生日，当然是1856年，那好像就是紧接信中提及年份的后一年。这一切似乎都是一套逻辑的结论。我父亲是在他发病后不久，于1851年结婚的。当然，我是家中长子，生于1856年，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已知，梦中的错误结论源自愿望满足。其主导梦念是：“四五年不算什么，可以忽略不计。”上述结论，不管其内容和形式多么像是有逻辑的，都可以按照梦念决定的另一种方式进行解释。正是我的同事认为治疗时间太长了的那位患者，决定在治疗结束后立即结婚。我在梦中与父亲交谈的方式，很像是问讯或考试，也使我想起一位大学老师，他总是习惯于记录每位选他课的学生的详细细节：“出生年份？”——“1856年。”“父亲名字？”对于这一项，学生要给出自己父亲带拉丁文字尾的教名。我们学生认为，这位教授从学生父亲教名中做出某些从学生本人姓名中不可能做出的推论。所以梦中的做出推论无非是对作为梦念材料的做出推论的一个重复而已。这里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梦中出现的结论无疑是梦念派生的，但在梦念中，它既可以表现为一段回忆材料，也可以用逻辑的形式把一些梦念联结起来。但不管如何，梦中的结论，都代表着梦念的结论[190]。

由此我们可以继续分析上述梦例。那位教授的问讯，使我想起大学的学生注册表（我上大学时要用拉丁文填写），并进一步想起我主修的课程。医科需要5年才能毕业，这对我来说又太短了。我于是又默默地学了几年。在熟人当中，我被认为是个混子，他们还怀疑我能否及格。之后我决定立即参加考试，而且尽管耽搁了，我还是过关了。这是对梦念的新的强化，从而使我以挑战的姿态面对我的批评者：“虽然你们因为我浪费了时间而不相信我，但我还是及格了。我的医学训练最终也会得出一个结果，过去的事实表明，事情总是这样的。”

这个梦开头几句显然具有论证的性质。这一论证甚至不是荒谬性的，在清醒生活中，也完全可能发生：我收到故乡市政务会的信而颇觉蹊跷，因为：第一，1851年我还未出生；第二，这件事可能与我父亲有关，但他已经去世。这些陈述不仅本身是正确的，而且，如果我真的收到这样的信，我也会做出与此完全相同的论证。前面的分析已经揭示，这个梦产生于内心深处痛苦和嘲弄的梦念。如果我们同时假设，稽查作用完全有理由运作起来，那么我们就会理解，梦的工作自有其动机，以梦念所包含的模式来制造一个对荒谬暗示完全有效的否决。然而，分析表明，梦的工作不能随意制作这种对应，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利用梦念材料。这就好像有一个代数方程式，其中（除数字外，还）含有加、减、根、幂等符号，而有人要抄录这个方程式，却不懂其意义，结果把数字和符号完全混淆了。［梦中的］两个论证可溯源如下：我关于精神神经症的心理学解释的某些基本前提，总是被那些初次听说的人怀疑和嘲弄，每当想起这些，我就非常痛苦。例如，我不得不假定，对那些后来发病的人而言，他们人生第二年甚至第一年的印象，对他们后来的情感生活产生着持久的影响；而且，这些印象——尽管被记忆以各种方式加以歪曲或夸大——可能构成了癔症症状的最初且最深刻的基础。当我就此选取适当时机向患者做出解释时，他们总是以嘲弄的口吻模仿说，可以去寻回他们尚未出生时的记忆。父亲在女性患者早期性冲动中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我的这一发现，自然完全可能也遭到同样的冷遇。然而，我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两个假设是正确的。作为证据，我想起了几个实例，其中，孩子在非常幼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但后来的事件表明，他仍潜意识地保留了很早就去世了的父亲的种种记忆。这种现象不用精神分析是无法解释的。我知道，我的这两个论断所依据的推论，其有效性难免要受到争议，因此，梦的工作利用的恰恰是我害怕受到争议的结论的材料，来得出一个无可争议的结论，这也是愿望的一个满足。

在一个到目前为止，我还很少论及的梦的开头部分，明显有对突然出现的问题的惊讶表示。布吕克老先生一定给我安排了什么任务。真奇怪，这与解剖我自己身体的下部有关——解剖我的骨盆和大腿。我好像在解剖室看到了我的骨盆和大腿，但没有感到自己身体的缺失，也没有感到丝毫恐惧。路易斯·N。在我身边和我一起坐着。骨盆已经被取出，现在既可以看到它的上部，又可以看到它的下部，两部分合为一体了。还可以看到厚厚的肉色凸起（在梦中，它让我想起痔疮）。它背面覆盖着某种像皱折的锡箔[191]似的东西，也必须小心剔出。这时我重获双腿，并在城里散步。但是（由于劳累）我要了一辆马车。让我吃惊的是，马车冲向一座房屋的大门，而大门居然打开了，使马车能够通过，并在另一端转了一个弯后又出来了[192]。后来，我做了一次旅行，穿越一片变幻不定的风景区，有一位阿尔卑斯山向导帮我拿着随身物品。由于考虑到我的双腿，他有时还背着我。道路泥泞，我们靠边行走。地上坐着许多人，像是印第安人或吉普赛人，其中有个女孩。之前我一直感到惊奇，在解剖后，我还能在泥泞的路上走得这么好。最后，我们来到一座小木屋，后面开了一个窗户。向导把我放下，并将原有的两块木板搭在窗台上，作为跨越窗台后那条深沟的桥梁。这时，我真的开始担忧我的双腿。我们没有跨越木板，相反，我看到两个成年男人，躺在墙边的木凳上，旁边好像还睡着两个男孩。好像帮我们跨越深沟的不是木板，而是两个小孩。我在恐惧中惊醒了。

任何对梦中凝缩作用程度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想象，这个梦的全面解释必将占用大量篇幅。幸好此处我只需论及一点，为梦中惊奇提供一例，如插入成分“真奇怪”所展现的那样。梦的起因如下。梦中协助我工作的路易斯·N。女士有次来访时说：“借我点东西看看。”我把赖德·哈加德的《她》递给她，并解释说：“这是本奇书，但充满了隐义，永恒的女性，不朽的情感……”她打断了我，说：“我知道。没有你自己写的东西吗？”“没有，我的不朽之作尚未完成。”“那么，你什么时候才能把你的那些所谓终极解释写出来呢？你说过要写一本连我们都能读懂的书。”她带着讽刺的口吻问道。这时我发现，这不过是有人借她的口，向我发出警告而已，于是我就不再说了。我想，即使我要出版有关梦的书，也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在书中，我势必要把自己的大量隐私性格公之于众。

DasBestwasduwissenkannst，（能贯通的最高真理，）

DarfstdudenBubendoi。（却不能对学生直说出来。）

Ⅷ

在我的另一个梦中，也包含了对梦中出现的事件表示惊奇。这个梦的惊奇，还伴有一种非常明显、牵强附会甚至很明智的解释企图，仅就这一点，即使梦不具备另外两个吸引人的特征，我也禁不住要对整个梦加以分析。在7月18日至19日的夜间，我乘坐南线火车旅行。睡梦中我听到“霍尔松[194]（Hollthurn）站到了，停车十分钟。”我立即想到海参类动物（holo-thurians），又想到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又想到，这就是那些勇敢的人们徒劳地反抗国家统治权力的地方——是的，奥地利的反改革运动——好像是斯蒂里亚或蒂罗尔的一个地方。随后我看见一个模糊不清的小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这些人的尸骨和遗物。我想出去，但很纠结。站台上有妇女在卖水果，她们蹲在地上，举着篮子叫卖。我犹豫着，怀疑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但火车仍没有启动。我突然又置身另一车厢。里面的座位非常狭窄，以至于人的后背紧贴车厢壁。[195]这使我大吃一惊，但又想，我可能是在睡眠状态中换了车厢。这里有人，其中还有一对英国兄妹。书架上有一排书清晰可见，我还看到了《富国论》和（克勒克·马克思韦尔的）《物质与运动》，那是一本棕色封皮的厚书。那个男人问起他妹妹，是否还记得席勒的一本书。这些书有时像是我的，有时又像是他们的。我想以一种证实的口气介入他们的谈话……我大汗淋漓地醒来，因为所有窗户都紧闭着。火车停在［斯蒂里亚的］马尔堡站。

分析还可以得出另一种解决办法。对调换车厢做出解释的企图，在我看来，似乎明显是梦的工作的事情，但实际上，它不是源于我自己，而是源于我的一位患者的神经症。我在别处曾提到一位在现实生活中教养良好、心地善良的人，他在父母死后，开始谴责自己具有谋杀倾向，并因此在生活中采取各种防御措施，而成为神经症的牺牲品。这是一例完全具有自知力的严重强迫症。起初他不敢上街，因为在街上一碰到单身行人，他就抑制不住要弄清他在何处消失。如果有人突然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他就会感到不安，并觉得可能正是他使这个人消失了。除去别的，这背后还隐藏着“凯恩幻觉”——因为“人人皆兄弟”。（《圣经》中凯恩杀死了他的兄弟阿伯尔，即谋杀者之意）由于完成这种任务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足不出户，闭门度日。但报纸不断地把外界谋杀案的消息送到他家，于是他的良心就开始怀疑自己可能就是谋杀案的凶手。如果他确信，事实上自己几个星期以来从未外出，这会使他暂时感到心安，但有一天他又想到，他可能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离开家，并犯了谋杀罪而毫不自知。从那以后他就锁起大门，把钥匙交给管家并严格吩咐，即使他要钥匙，也绝不给他。

我想，提供再多的梦例，也不过是证实，我从上述梦例中所取得的结论，即梦中的判断活动不过是对梦念中某些原型的复现而已。一般来说，这种重复往往不怎么贴切，并且被放入不恰当的背景之中，但偶尔也会像最后一个梦例那样，被使用得十分巧妙，并首先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在梦中有独立的理智活动。从这一点看，我们下面应该将注意力转向精神活动。它虽然并非固定不变地伴随梦的建构而呈现，但只要它呈现，它就负责把同一梦中具有不同起源的各种成分融为一体，从而使梦显得有意义而不自相矛盾。然而在研究这一主题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梦中出现的情感，并将梦中情感与由分析而揭示的梦念中的情感加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