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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典型的梦(第2页)

这些幼稚偏好的迹象,大部分被人们忽视了。而有些则需要在童年的最初几年中观察到。我的一位熟人的8岁女儿常常在母亲离开餐桌时,宣称是她的继承者:“现在,我就是妈妈了。你还要点蔬菜吗,卡尔?好,那就自己动手吧!”等等。一个非常聪明活泼的4岁小女孩在这方面的心理特征十分明显,曾公然说:“妈妈应该离开了,然后爸爸一定会娶我,我要成为他的妻子。”但是这种愿望在一个小孩心里产生,和她对母亲的依恋并不矛盾。如果一个小男孩,当父亲不在时被允许睡在母亲身边,但一旦父亲回来,他又不得不回到他不大喜欢的保姆或其他什么人的身边去睡,他很容易产生一种愿望:最好父亲永远离开,这样他可以总在最亲爱的妈妈身边。达到这一愿望最明显的方法是父亲死去,因为在孩子的经验中,只有“死去”的人,如爷爷,是永远不回来的。

尽管我们对幼小儿童的这类观察与我的分析完全吻合,但是正在对成年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的医生未必完全相信。在后者的情况中,我们所考虑的梦引入精神分析中,我们不能不把它们看成一种愿望的梦。

一天,我的一位年轻的女病人心情十分沮丧,而且泪流不止。她说:“我再也不想见我的亲戚们了,他们一定认为我很可怕。”接着她又向我讲述了一个梦。那是她4岁时的梦。当然她不明白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一只猞猁或狐狸[107]在房顶上走,突然有什么东西倒下了,或者是她自己倒下了;接着她的母亲被人抬出房子,死了。这时她哭得很伤心。我告诉她,这个梦意味着她小时候曾经希望她的妈妈死掉,所以她的亲戚才认为她可怕。还没等我说完,她又补充了一些有助于梦的解析的材料。“猞猁眼”是在她很小的时候一个街头顽童骂她的话。当她3岁时,一片瓦从房顶上滑落,打破了她妈妈的头,当时就血流如注了。

我曾经有机会对一位经历过几种不同精神状态的妇女做过详细的研究。她一开始处于一种混乱的兴奋状态,对母亲显示出特别的厌恶,只要母亲走近她的床边,她就又打又骂,而对大她很多的姐姐却百依百顺。接着她又处于一种清醒但很冷漠的状态,而且睡眠很不安稳。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了对她的治疗,并分析她的梦。其中大量的梦都或多或少带有伪装,并与母亲的死亡有关。有一次是参加一位老妇人的葬礼,又有一次是她和姐姐都身穿丧服坐在桌子旁。这些梦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在她病情好转一些以后,又出现了癔症恐怖症。在各种恐怖之中最折磨人的是担心她母亲会发生什么事。不论在哪里,她都急于回家,以证实她母亲的确还活着。这一病例,结合我们从其他来源所知道的内容,是非常有指导性的。它展示了心理机制对同一兴奋观念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就如同译成不同的语言一样。在混乱的状态中,我相信,继发性心理动因被原来压抑着的原发性动因推翻。她对母亲的潜意识敌意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运动性表现,当安静下来之后,即反叛被镇压,稽查作用又重新建立起来,唯一敞开的领地是可以使她母亲死亡的愿望得到实现的做梦领域了。当更为正常的状态更坚定地建立起来时,作为一种癔症性逆反应和防御现象又会导致她过度悲伤。根据这种观点,这个患癔症的姑娘又常常表现出对母亲的依恋之情就不难解释了。

通过另外一个机会,我对一位年轻男子的潜意识有了很深的了解,他因患强迫性神经症几乎无法生活。他不敢上街,因为害怕自己会杀掉任何在街上遇到的人。他整天准备各种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以防他被控告与城里发生的谋杀案有牵连。顺便补充一句,他是受过良好教育也有良好道德的人。对他的分析(再顺便提一下,分析使他康复了)表明:这一症状的基础是他有杀害过分严厉的父亲的冲动。令他惊讶的是,这种冲动在7岁时就已经有意识地表达出来,而实际萌发时间比这个时间还要早得多。当他的父亲因病痛苦地死去之后,病人的强迫性自责就出现了,他(当时31岁)采取了一种转移到对陌生人的恐怖形式。他觉得,一个想把自己亲生父亲从山顶上推下去摔死的人,怎么可能尊重那些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的生命呢?所以,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08]。

根据我的经验(这个经验已经很广泛了),在所有后来变成精神神经症患者的儿童的精神生活中,父母起到了很大作用。爱一个而恨另一个是诸多心理冲动中一个基本的构成因素,它在儿童时期形成,而在现在的病症中起主导作用。

我并不相信精神神经症患者在这方面与正常人有多大的差别,比如,我不认为他们可以创造出新的特殊的东西。更有可能的是,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比其他大多数儿童表现出对父母更明显以及更强烈的爱和更深切的恨,这在偶尔对正常儿童的观察中就可以得到验证。

这一发现也被一个古老的传说所证实,但是这一传说的普遍感染力,只有在认为我关于儿童心理的假说同样普遍有效的前提下,才能够被理解。我要讲的是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以及索福克勒斯所写的同名剧本。

俄狄浦斯(Oedipus)是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达的儿子,幼年遭弃,因为拉伊俄斯受到神谕的警告:这个未出生的婴儿,将来会杀死他的父亲。但是这个孩子获救了,长大后成了另一个国家的王子,他对自己的身世有疑问,他也求助神谕,神谕告诉他一定不要回家,因为他注定要杀父娶母。在一条他自认为是离开家乡的路上,他遇到了拉伊俄斯王,由于发生争执而杀了他。他接着去了底比斯国,解答了斯芬克斯之谜,出于感激被底比斯人拥戴为王,并让他与伊俄卡斯达结了婚。他统治底比斯很长时间,而且治理得很好,国家和平安宁,他本人也深受爱戴。而伊俄卡斯达(他不知道是自己的母亲)又为他生了两儿两女。但不久之后,底比斯瘟疫流行,人们又求助神谕,正是从这里开始,索福克勒斯展开情节写下一出悲剧。信使带回神谕说,只要把谋杀拉伊俄斯王的凶手驱逐出境,瘟疫就会止住。

但是他,在何处?我们到何处

去寻找古老罪恶的蛛丝马迹?[109]

这出戏剧主要在于揭露凶手的过程,跌宕起伏,**不断——这一过程与精神分析有密切的联系。他既是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又是被害人和伊俄卡斯达的儿子。他在得知真相后,极为震惊,自毁双目,离家出走,神谕得到了实现。

《俄狄浦斯》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命运悲剧,据说,它的悲剧效果在于神的最高意志与人类无力摆脱命运控制的对照。那些深受感动的观众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人类必须服从神的意志,并认识到自己的无能。现代的剧作家也根据这一原则,通过把类似的冲突编进自己的故事情节里,以达到相同的悲剧效果。但是,观众对那些剧中某个无辜的角色尽最大努力而没能阻止神谕实现的情节无动于衷,所以后来的命运悲剧都没有达到悲剧的效果。

如果《俄狄浦斯》像感动当年希腊观众那样感动当代观众,我们只能做这样的解释:它的感人之处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的意志之间的冲突,而应该在于那些构成冲突的材料的特殊性质。在我们内心一定有一种什么东西,时刻准备承认这种强加到俄狄浦斯命运上的力量,而认为(格利帕译尔的)“女祖先”或其他现代命运悲剧是无稽之谈。而这种因素实际上在俄狄浦斯王这出戏剧中也有。他的命运能感动我们,只是因为那可能也是我们的命运,它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是它使我们把最初的性冲动指向了我们的母亲,而把最初的怨恨和第一个谋害的愿望指向了父亲。我们的梦证实了这一点,俄狄浦斯杀父娶母只是告诉我们,自己儿童时期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但是我们比这位国王更幸运,因为我们成功克制了对母亲的性冲动,忘却了对父亲的嫉恨,没有成为精神神经症的患者。我们的原始欲望在俄狄浦斯身上得到了满足,我们又以整个的压抑力量从他那里退缩回去,从而也压抑了原来心中的那些欲望。诗人展示了过去,揭露了俄狄浦斯的罪恶,同时又迫使我们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这种冲动虽然被压抑下去,但仍然可以发现。我们在剧本末尾的合唱中会看出这种对照:

……看吧,这就是俄狄浦斯,

他解开黑暗之谜,智慧超群,位达至尊。

他吉星高照,光华四射,羡煞世人,

而今蓦然身陷苦海,怒浪排天,难保自身。[110]

这是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骄傲敲响的警钟,警示自以为从童年起就多么聪明多么强大的人类。正如俄狄浦斯一样,我们对这些欲望一无所知,缺乏道德,这一切都是天性强加于我们的,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一回想起童年的一幕,都会无地自容[111]。

在索福克勒斯的剧本正文中明白无误地指出,俄狄浦斯这个传说源于一些古老的梦的材料。由童年早期的性冲动导致了与父母关系的痛苦的紊乱,并以此作为剧本的内容。此时,当俄狄浦斯(尽管他还蒙在鼓里)已经为神谕之事感到不安时,伊俄卡斯达安慰他说这只是个梦,许多人都做梦的,因此,她认为梦是没有意义的:

在此之前有许多人做梦,

梦见与孕育他的人成亲,

尽管他们也曾有过预兆,

却从未因此而心急如焚。[112]

今天,就和从前一样,许多人曾梦到和自己的母亲发生性关系,而且每次谈到这件事,都既气愤又吃惊。这也正是这个悲剧的关键和给梦见父亲死去的一种补充说明。俄狄浦斯的故事是对这种典型梦的想象性反应。正因为即使是成年人做这样的梦,也感到厌恶和恐惧,所以这个传说也一定包括了恐惧与自责。经过对梦的材料不恰当的润饰作用,梦产生进一步的改变,变成了以神学为目的。(参看**的梦)这种企图把神明万能与人类责任心协调起来的努力,同与其他任何事物联系起来一样,注定会失败的。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另外一个悲剧创作,与《俄狄浦斯》一样,植根于相同的土壤中[113]。但是对于相同材料的处理方法已经有所改变,从而揭示出两个相差很大的文明时期,在精神生活上的全部差异。在《俄狄浦斯》中,潜藏于儿童心里的欲望以幻想形式公开表露,并可以如同在梦中一样得到实现。而在《哈姆雷特》中,欲望却受到压抑,就和神经症的情况一样,我们只能从压抑的结果窥知它的存在。奇怪的是,这一更为近代的悲剧所产生的震撼效果,居然与人们始终捉摸不透的主人公的性格并行不悖。该剧以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的犹豫不决为基础,但该剧本身却没有犹豫不决的原因和动机,这令人们以各种方法去解释,却始终没有结果。根据歌德提出的观点(今天这一观点仍然很流行),哈姆雷特代表了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的直接行为能力被高度发达的智慧给麻木了。(他因“苍白的思考而使神情显出病容”)。根据另一种观点,剧作家试图描绘的是一种病态的犹豫不决,可结果却归于“神经衰弱”的性格。不过,从剧本的情节可以看出,哈姆雷特绝不是一个缩手缩脚的人。我们从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首先,是他一时性起,把躲在帷幔后面的偷听者一剑刺死;其次,是他蓄意地十分巧妙地以文艺复兴时期王子般的无情,处死了参与谋害他的大臣。然而,他在完成父王鬼魂托付给他的使命时,却犹豫不决。我们只能再一次把它归因于这项任务的特殊性。哈姆雷特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只是对这件事例外:向那位除掉自己的父亲,并取代他作为国王又娶了她母亲,并表现了实现童年欲望的人复仇。因此,促使他复仇的憎恨心理被内心的自责所代替,出于良心上的顾忌,认为自己也并不比那个杀君娶后的罪犯强多少。这里,我把哈姆雷特的潜意识转换成有意识的言辞表达出来。如果有人认为哈姆雷特是癔症患者,我只能说他就包含了我做的解释。哈姆雷特与俄菲丽娅谈话时所表现出的对性欲的厌恶,也与这种推论相符。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盘踞在诗人心中的这种厌恶心理变得越来越明显,终于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达到**,并充分表现出来。当然,我们在哈姆雷特身上看到的,是诗人自己的心理状态。我曾经读过一本乔·布朗狄斯(GeBrandes,1896)论莎士比亚的一本书,其中谈到《哈姆雷特》写于莎士比亚的父亲去世后不久(1601),也就是在丧父悲痛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由此,我们很有理由推论,他对父亲的童年情感又复活了。我们也知道,莎士比亚自己也有一个独子早夭的经历,他叫哈姆奈特(Ham),与哈姆雷特(Hamlet)几乎同名。正如《哈姆雷特》涉及的是父子关系的主题,《麦克白斯》(几乎是同时期所作)写的是无子嗣的主题。但是,正如所有的神经症症状一样,梦也可以做多重解释,而且,如果要对它们充分理解,也一定要做多重解释,一切有天赋的文学创作也都不是单一的动机和诗人心灵的一次冲动,因此,也不可能只有单一的解释。在我写的内容里,我只想解释有创造性的作家最深层的心理冲动[114]。

它也有助于我们考虑这些梦与焦虑梦的关系。在我们一直讨论的这些梦里,一个受压抑的愿望找到了躲避稽查的方法,以及稽查所涉及的伪装。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在梦中经历一种沉痛的感情。如果稽查作用全部或部分地受到压抑,焦虑的梦就会产生。另一方面,因躯体来源而引发的真实焦虑则促使稽查作用的增强。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稽查作用履行职责以及产生伪装的目的:为了避免产生焦虑或其他形式的痛苦。

前面我已经提到儿童心灵的自我中心性,现在我还想说一下这两个事实间的可能联系,即这些梦有着相同的特征。所有这些梦都带有完全的自我主义倾向,可爱的自我形象在所有的梦中出现,尽管有时已经过伪装。梦中所满足的愿望不可避免地全是自我的愿望。如果有的梦显示出利他主义的兴趣,那肯定是因为我们受了蒙蔽。下面有几个梦例分析,它们似乎与这种论断相抵触。

一个不满4岁的儿童报告说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看见一只大盘子,里面有烤肉和蔬菜,可一下子就被人吃光了——那块肉被整个吃掉,连切都没切。可他却没看见是谁吃的[115]。

在这个孩子的梦中,吃掉这块烤肉的人会是谁呢?他在梦日这天的经历,一定会对我们有启发。前几天,他遵照医嘱只准喝牛奶,做梦那天晚上,他因淘气而被罚不准吃晚饭,他就去睡觉了。他以前也经历过,并能勇敢面对这种惩罚。这一次他也知道什么食物都不会得到,所以决定不说一个“饿”字。教育开始发挥作用,它在梦中找到了体现形式,开始展现一种梦的伪装。毫无疑问,那个想吃掉这盘美餐的人就是他自己,但他知道,父母不会让他如愿。所以,他不像其他饥饿的儿童在梦中那样,大胆地坐在餐桌旁(比较我的小女儿安娜吃草莓的梦)。所以,进餐者就一直是一个匿名者。

一天夜里,我梦见在书店橱窗中看到一套丛书专集。我有买这种书的习惯,这套专集是关于大艺术家、世界历史、名城的册子。这个新集子叫《著名演说家》或《讲演》等,第1卷上写着莱契尔博士的名字。

在分析这个梦时,我觉得我不大会关心莱契尔这个德国国会反对党成员、长篇大论的演说家的声望。事实是,最近我新接受了几个需要精神分析的病人,我每天要同他们谈10~11小时。所以,实际上,那个长篇大论发表演说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还有一次,我梦见一位认识的大学同事(M教授)对我说:“我的儿子,患有近视眼。”接下来的是包括简短的评论和回答的对话。后来的梦又出现了我自己和我的几个儿子。就梦的隐意而言,M教授和他的儿子只不过是幌子,他们的背后是我和我的长子。我把这个梦留给后文,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

下面的梦是一个真正卑劣的自我主义情感如何隐藏在关切背后的例子。

我们朋友奥托看上去病了,他脸色红褐,眼球突出。

奥托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我对他十分感激,无以为报。他多年来照顾我的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病了,他总是很快把他们治好,而且一有机会就给他们买礼物。就在做梦那天,他来拜访我们家,我的妻子说,他看上去很疲倦,而且过于紧张。那天夜里,我就做了这个梦。他看上去像是患了巴塞杜氏症(突眼性甲状腺肿)。无视我的理论的人,对这一梦例都会解释为,我做这个梦表示对他的关心,而且这种关心在梦中得到体现。这不仅与我关于梦是愿望满足这一观点相反,而且同另一个观点——梦是自我主义的冲动也不相符。但是,如果有任何用这种方法解析梦的人好心地向我解释,我对奥托的担心已经注意到巴塞杜氏症,那我会很高兴的。其实,对他的这个诊断没有任何根据。相反,我的分析是从6年前发生的事件上提取材料的。我们一小组人(其中包括R教授)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穿过一个N地的森林,这个森林距我们度假的驻地乘马车要一小时。马车夫不太清醒,在一个堰坝上,把我们连人带车都翻了下去。幸好我们都没有受伤,但不得不在附近的一个旅馆住下。听到事故的消息,许多人都同情地来看望我们。其中一位绅士明显带有巴塞杜氏症的迹象——与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面色红褐,眼球突出,只是没有甲状腺肿。他极力听从我们的吩咐,询问他还能为我们做些什么。R教授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不需要别的,只需要一件睡衣。”可这位绅士回答道:“对不起,我不能借。”说完转身走了。

我继续分析。我想到,巴塞杜不仅是那位发现这种病的医生的名字,还有一位教育家也叫巴塞杜(我清醒时,对此感到不是那么确定[116])。但是,我的朋友奥托也正是我所托付的人,我让他负责照顾教育我的子女,特别是青春期时期(因此想到睡衣)。在梦中把那位高贵的帮助者的病症安排在奥托身上,我很明显是在说,如果我有什么不幸,他就会和L男爵一样,光说不练,对孩子没有多大帮助。这就可以证明,这个梦与自我主义是有联系的[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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