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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蕃部弃儿与河东公敌 仆固怀恩反叛原因（第1页）

五、蕃部弃儿与河东公敌：仆固怀恩反叛原因

关于仆固怀恩叛乱的直接原因，李鸿宾在其《唐朝朔方军研究》中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总结了从传统史书到近人论著的观点，要可分为蕃汉心理隔膜、与辛云京的个人矛盾、承代宗旨意而为牺牲品三类。李鸿宾在认可上述观点的同时，强调必须承认仆固怀恩结党养寇、拒命反叛这一事实。①彼得森的观点也较中允，他认为怀恩因与辛云京关系恶化而“惧怕惩罚”，而他“进攻（太原）之举及其失败促使朝廷加快了对其限制的步伐，而这种限制措置失当”，最终“爱子及地位的丧失使他产生了对唐廷深入持久的仇恨感”。②在吸收前贤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进一步指出：仆固怀恩的种种越位之举加速了原本对其持保留态度的内附蕃部以及与其本无统属关系的河东实权派彼此靠拢；而反仆固氏诸蕃部力量与河东实权派的联合，又在无形中加剧了仆固怀恩对他们的猜疑，使得积累已久的矛盾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榆次兵变无疑成为最终的导火线，使这种矛盾瞬间爆发。随着唐纥关系日趋紧张导致唐室政策改变③，手握重兵而结引回纥的仆固怀恩选择了叛乱，成为河东公敌。

具体来讲，仆固怀恩叛乱的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分析。首先，仆固怀恩出身朔方集团，与安史之乱后实际控制河东的陇右军事集团原本就存在隔阂。章群指出，安史之乱后内调平叛的“朔方军自成一系统，对于已失部众的河陇诸将，自有其排斥性”，加之“河西自北朝以来，保存了中国文化，河陇诸将颇受其沾溉”，与内附不久的蕃将仆固怀恩“地区既不同，习染于中国文化也久暂不一，由此而影响了二者对唐室态度的分歧”。基于这两点原因，作为朔方军队实际统帅的仆固怀恩，遂与当时掌控河东实权的河陇集团将领辛云京等人产生对立。①我们已经知道辛云京与张奉璋间的亲密关系，而云京之崛起与另一位实力派将领张光晟的支持同样密不可分。史书记载了张光晟在王思礼面前力救辛云京的一段公案。②据本传可知辛云京托望河西，实“客籍京兆，世为将家”③，当系借军功迁转而官至代州刺史，一度不被出身河陇、掌握河东实权的王思礼所信任。而张光晟则以骑卒随王思礼出战潼关。天宝十四载（755）封常清败退后，朝廷“以哥舒翰为太子先锋兵马元帅，领河、陇兵募守潼关以拒之”④，翰以思礼“充元帅府马军都将”⑤。此前王思礼为关西兵马使兼河源军使，故知张光晟为王思礼陇右旧部。前述授马之事或有夸大，却据此可知云京乃以结纳思礼旧部而得保其位。《张奉璋墓志》中同样有他早年在陇右参与“复黄河九曲”的战斗并“充关西十将”的记载。从时间及兵种、地点来看，他无疑也是王思礼旧部。张光晟与张奉璋的类似经历表明，因平乱而入关的陇右军事力量在肃代之际牢牢控制着河东局势，纵使身为节帅如辛云京，亦须通过认可这个集团而与身其中。仆固怀恩出身朔方，在安史之乱中长期行营作战，虽然拥兵数万甚至数十万，却缺乏固定的根据地和势力范围，实际控制河东军事的陇右诸将与其既无渊源又不统属。在这种情况下，仆固怀恩的任何越位之举都将招致激烈排斥。

其次，仆固怀恩暗通河北藩镇，触犯了河东实权派的利益。河东、泽潞两镇对由安史降将构成的河北藩镇一直抱持敌视的态度。荣新江指出，安史之乱后唐朝一度出现了对胡化的排斥现象，“这种对胡人厌忌心理的极端做法，就是对胡人的杀戮”。他举张光晟的例子来加以证明，并认为“唐朝军将对九姓胡的憎恨较回纥为重”。①这是大的时代背景，具体到对仆固怀恩叛因的分析上，他与河北藩镇尤其是成德方面的暗通是河东集团最为忌讳的。从地理上来讲，河东、泽潞均与河北紧邻，尤其泽潞辖区与河北藩镇更是犬牙交错，现实的利益冲突尖锐。主帅李抱玉、马燧对回纥、仆固怀恩及安史河北降将的立场相同。据《旧唐书·马燧传》:“马燧字洵美，汝州郏城人……安禄山反，俾光禄卿贾循守范阳。燧说循（归顺）……循虽善之，计不时决，事泄……燧脱身走西山……宝应中，泽潞节度使李抱玉署奏赵城尉。”②可以看出马燧资历较浅，且非军功出身。他的成功在于顺应了代宗初年的河东形势，促成李抱玉对回纥及仆固怀恩的强硬立场。《旧唐书》本传及《资治通鉴》并载有他以军法禁回纥为暴之事，其实正属此类。与此相应，泽潞一镇在李、马二人操纵下对安史河北降将持敌视态度，对其分化离间，其后河北矛盾多由此起。③而抱玉的从父弟抱真，更在仆固怀恩占领汾州后只身逃回京师，首建以郭子仪领朔方而代怀恩之策，促成榆次兵变。①

最后，榆次兵变促使反仆固氏诸内附蕃部向河东军政体制靠拢。榆次兵变后，舍利葛旃率部投靠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史料表明，至大历四

年（769）王缙节制河东时，他已做到了河东节度马军使，地位仅次于左右兵马使王无纵和张奉璋。②葛旃的儿子舍利石铁在贞元年间官至河东节度先锋马军副使③，应即子承父业。而葛旃的两个忘年小舅子李（阿跌）光进与光颜，则后来居上成为晚唐名将，以其蕃部为主的黄头军更是一代劲旅。④他们都是通过河东军政体制而得以发展的。其中葛旃依靠辛云京、王缙的重用⑤，而石铁、光进、光颜三人则依靠马燧，两代人的上下级合作均称默契。尚有一点需辨明者，即上述内附蕃将所统之兵是否即为其本蕃成员?张国刚曾撰《唐代的蕃部与蕃兵》一文，专门探讨这一问题，认为从原则上来讲，所有内附羁縻府州“都有提供军队，帮助朝廷打仗的义务”。上文所引开元四年（716）《移蔚州横野军于代郡制》，张国刚亦曾引用，并结合其他材料指出“各蕃兵主帅既是本族部落主，又是唐朝羁縻府州的都督，同时还率领蕃兵充当边军讨击大使的军职”，“充分反映了蕃兵‘兵牧合一’的部落兵特点”。①章群进而具体指出“阿跌部隶于朔方军，益可证明开元以后将降户编入军伍之说”，不过他认为“光进兄弟自朔方迁徙河东，最大的意义，在说明从此脱离了部落”，或其部落经政治变动后“根本已所余无几人”。②苏航根据太原市阳曲县出土的后晋《何君政墓志》中关于“鸡田府部落长史”的头衔记载，结合本章前引《舍利公墓志》等史料，认为舍利、阿跌诸部是带领其所统蕃部投化河东的，而“鸡田部的南迁，应是其部落首领从军太原的结果”。③综上来看，虽然李光进兄弟所统黄头军是否以蕃部为主，仍存在争议④，但甫迁河东的舍利、阿跌部应该还是保留了其部族势力，并在河东军政体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榆次兵变中反仆固氏诸蕃部选择了与河东实权派联合的立场，随着仆固怀恩发动叛乱，这种联合阵营得以确立，使得他最终成为河东公敌。

这种敌对与孤立在仆固怀恩反叛后得到了进一步反映。《李良金墓志》是其中较为具体地记录仆固怀恩叛乱因由的一方墓志，志主李良金作为仆固怀恩旧将（按：与上文提到的阿跌良臣或说李良臣名仅一字之差，当予注意区分），其经历为理解安史之乱后期的河东局势提供了重要信息。相关志文如下：

朔方节度副使论公遇公而置之幕下。……廿年间，累有迁拜。日者受分符之寄于晋也……虽迫凶徒，而身处唐郊；亦怀王命，而心驰魏阙。间岁职营田之务于蒲也……岂意讼因小史，词忤大臣，苍黄之际，命归不测。……以大历三年七月十一日奄终于河中府，春秋册有七。夫人荥阳郑氏。……中年不幸，先公而亡。以广德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返于晋州官舍，享年卅有一。旋以公即世之岁，十一月廿六日，合葬于晋城东偏。①

志主李良金少以干谒方式投靠朔方节度幕下，在朔方军中征战长达二十年。所谓“受分符之寄于晋”指其任晋州刺史，郁贤皓考证在广德元年（763）。②下文“虽迫凶徒”、“心驰魏阙”等说法暗示志主当时其实效力于叛军，当年年初安史之乱已告结束，考虑到志主此前二十年间始终为朔方军将，而广德元年（763）盘踞晋州的正是仆固怀恩心腹李怀光③，可以确定李良金追随仆固怀恩参与了叛乱。当年其夫人之死是墓志透露出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志称郑氏“广德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返于晋州官舍”，这里残缺的“返”非常关键。李良金该年甫任晋州刺史，按理其夫人自当随居于晋州，但墓志透露出她是从外地回到晋州死去的。这个缺掉的字，推测可能是“卒”、“殡”之类，郑氏应是在外地生病、负伤甚至死亡，然后才返回晋州成葬的。广德元年（763）十一月的时间非常敏感，这正是榆次兵变的前夜，根据我们此前考证，仆固怀恩正向承天军方向发动激烈进攻。郑氏作为女眷而染疴外地，很可能是跟随李良金征战时发生意外。李良金的死因也值得关注。从墓志“心怀魏阙”等说法来看，李良金在榆次兵变后并未追随仆固怀恩叛逃灵武，而是与其顶头上司李怀光一道投靠了唐朝，并得以保留官职。郁贤皓推测其于大历元年（766）卸任晋州刺史，但从墓志题头来看，李良金卒时官职仍为晋州刺史，他卒后并未葬于河中府，而是返还晋州与夫人合葬，很可能是以河中节度营田使之类官职在大历初年“职营田之务于蒲”，晋州刺史作为本官并未去掉。李良金之死系由“讼因小史，词忤大臣，苍黄之际，命归不测”，说明他是因官吏检举激怒上司被处决的。大历三年（768）河中节度使为郭子仪①，至于李良金是否系郭子仪处决，史料不足不便臆断。

另外一方《张嘉庆墓志》同样为河东实权派与仆固怀恩的矛盾提供了关键证据，据志：

赴河湟谒上将王思礼，擢居麾下焉。……恩制超授和众府折冲。遇奸臣乱常，志逾枭镜……皇唐克复。……特经略使、左金吾将军、兼少府监。仆固怀恩鲜卑之族，抑号天骄，早慕皇风，犹罄忠节，同讨凶孽，位总台衡。不有终卒之心，还谋叛乱之志，侵轶郊甸，割剥黎元。皇上轸怀，臣下禀命，出师临敌，公画嘉谋。锋镝未施，已枭魁首，心离众道，终夜有声，燧息川明，烽埃无警。皇上嘉之，授开府仪同三司、太常卿。……以大历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薨于会同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四。以五月九日合树于太原城北义井里之平原，礼也。夫人渤海高氏。桂华早殒，形魂沉埋，权处异方，难归晋国，招魂合榇，同穴禀仪。②

志主张嘉庆早年投奔王思礼，在河湟一带久历行阵，安史之乱爆发后随王思礼入关，叛乱平定后“特经略使、左金吾将军、兼少府监”。这里最关键的信息恰好缺失，单凭此条难以判断他究竟是入职中央还是仍旧外任。这一困惑幸赖墓志关于其卒地及合衬的记载而得以解决。据墓志，夫人高氏早于张嘉庆去世并葬在他处，大历十四年（779）四月十一日张嘉庆卒后，仅隔二十余天后的五月九日即在太原城北与其夫人招魂合衬，实现了形式上的合葬。从“桂华早殒”、“权处异方”的记载来推断，高氏很可能在张嘉庆随军入关平叛前即以盛年卒于河陇。①大历十四年（779）河陇已陷于吐蕃，自然“难归晋国”，而只能用招魂的方式聊存合衬之礼。张嘉庆本是清河人氏，但他晚年已将河东认同为自己的故乡，卒葬均在太原，这说明他不光在叛乱平定后未入职中央，而且很可能在入关后长期供职于河东军事体系。

在此基础上，可对墓志关于仆固怀恩叛乱的翔实记载进行分析。所谓“皇上轸怀，臣下禀命，出师临敌，公画嘉谋”，暗示对仆固怀恩的处理是代宗的旨意，而张嘉庆即参与了谋划。“锋镝未施，已枭魁首”指榆次兵变，魁首即仆固場，他在兵变被杀后“传首京师”②。"心离众道，终夜有声”反映了榆次兵变后仆固怀恩所部连夜溃逃的情景。“终夜有声”典出《左传·宣公·宣公十二年》，当年六月，南下救郑的晋军在黄河南岸的邲与楚军发生了遭遇战，晋军大败，因溃逃争船互相砍断攀缘手臂以致“舟中之指可掬”，而“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③榆次兵变事起仓促，地在河东，事变后仆固怀恩连夜溃逃灵武，墓志用郎之战的典故来做隐喻无疑非常贴切，并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河东军将与仆固怀恩间的严重对立提供了忠实的原始记录。

最后我们不妨补充一件事情。辛云京攫取河东政权一年后的宝应二年（763）七月，李良臣卒于河中治所。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间正好发生如下事件：

中使骆奉仙至太原，云京厚结之，为言怀恩与回纥连谋，反状已露。奉仙还，过怀恩，怀恩与饮于母前，母数让奉仙曰：“汝与吾儿约为兄弟，今又亲云京，何两面也!”……八月，癸未，奉仙至长安，奏怀恩谋反；怀恩亦具奏其状，请诛云京、奉仙；上两无所问，优诏和解之。①

据此来看，辛云京与仆固怀恩两方均在试图拉拢中使。从上文所引《资治通鉴》“怀恩将朔方兵数万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場将万人屯榆次，裨将李光逸等屯祈[祁]县，李怀光等屯晋州，张维岳等屯沁州”的记载来看，其势力密迩良臣所驻河中治所绛州。李良臣为郭子仪旧部②，宝应元年（762）三月郭子仪平定河中之乱后返京，良臣应即留镇河中，直至次年七月卒于治所。良臣以三十六岁壮年卒，结合时间、地点及上年刚刚平定的太原兵变来看，很有可能是死于兵变或战争。宝应二年（763）七月改元广德③，此即张奉璋扼守承天军以绝怀恩父子的年份。仆固怀恩应在该年秋冬时节与张奉璋展开了激战，但如墓志所载以失败告终，“旋有榆次之祸”。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元年七月”条，7145页。]《李良臣碑》所用年号仍为宝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