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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北胡化说的演进（第1页）

二、河北胡化说的演进

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安史之乱的学术称谓和指涉范围予以辨析。“安史之乱”的提法，在中国和日本学界相对一致，日本学界称其为“安史の乱”，如1898年小柳司氮太编写的《东洋史纲要》下编第十六章题目即为“開元天寶の政治及び安史の亂”①。主要问题在于和欧美学界的对接。目前国内学界不时会将西方学界对此事件的指称译为“安禄山叛乱”，这种直译的方法在无形中使中西学界的研究对象发生了严重偏差。事实上，西方汉学界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从宏观构架上来说仍沿袭了唐代后期逐步形成的定义，即安、史两姓四人的持续叛乱。霍渥士（HenryH。Howorth）在1881年对契丹的考察中，将安禄山与史思明视为前后相继的叛乱，认为后者是对安禄山反叛的仿效（imitate），安、史的叛乱是一个整体。①1923年勒内·格鲁塞（Re）在《草原帝国》一书中也认为，尽管757年两京光复，但唐朝的“内战并未平息”②。蒲立本在1955年出版《安史之乱的背景》时，将史朝义称为“安禄山的最后一位继任者”，而以史朝义北逃的762年作为安史之乱的终结。③同样，戴何都（RobertdesRotours）1962年法文译注本《安禄山事迹》的时间下限至宝应元年（762）十二月李怀仙杀史朝义，包含了完整的安史之乱。④在另一篇论文中，戴何都更是明确指出他所谓“安禄山反叛”（LarévoltedeNganLou-）是从755年到763年。⑤至于李豪伟（HowardS。Levy）的《安禄山传》时间下限止于乾元二年（759），则因为其书是对《旧唐书》安禄山与安庆绪父子二人列传所做的英译⑥，足见欧美学界对于安史之乱和安禄山本人之间的关系区分明确。综上所述，西方汉学界有关“安禄山叛乱”等提法，实质与中国学界所指相同，应翻译并理解为“安史之乱”。

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胡化”论的形成理路予以简要梳理。“胡”在唐代史料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①早在肃宗于灵武即位时，即明确以“羯胡乱常”②指涉安史之乱，此后终唐一朝，“逆胡”、“羯胡”之类词语始终与这场叛乱相联系。这个事情被当作严格的学术问题提出，则源于20世纪初中日学界普遍关注的种族史学术背景。1926年，桑原骘藏发表《隋唐时代入居中国之西域人》一文，指出“从七世纪至八世纪初，东突厥之默啜成为当地新起的扩张势力”，当时“康、安等国人在突厥领土东部多有往来”，并在营州一带商胡中“占据主要位置”。③这篇文章后来被何健民译为中文，名为《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④1930年，冯承钧发表了《唐代华化蕃胡考》一文，认为各族羁縻府之设，使得“柳城胡得为奚、契丹、靺羁、高丽也，亦得为杂胡如安禄山之类也”⑤。1933年，向达发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指出“康国人素以善贾市著称西域”，“北魏、周、齐以来北蕃部族入居中国者亦复不少，北蕃有十二姓，其中即有康姓一部落；柳城康姓，当即此辈”。⑥1943年，陈寅恪撰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当时名为《唐代政治史略稿》），在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陈氏提出其著名的文化种族观，指出“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认为“凡康安石等中亚月氏种人，皆以勇健善战著闻”，具体到这场叛乱来说，则“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本来无与为敌者也”。①

关于桑原骘藏首倡的安史之乱粟特说，这里有三点需要指出。首先，这一说法的提出主要依据传世文献，如都采纳了邵说《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或《新唐书·安禄山传》关于其本姓康的说法，又如，桑原骘藏与陈寅恪均使用了宋庆礼营州招辑商胡一则史料。其次，纯粟特观点，强调河北胡化。这一说法注意到唐代中期中国东北胡人聚居这一现象，并将其与安史之乱的爆发联系起来。例如，陈寅恪即指出“即在李唐最盛”的玄宗朝，士族文化源远流长的河朔地区“胡化亦已开始”这一问题。②最后，也是最需注意者，即这一学说最初恰恰是从它的对立观点衍生出来的，这一对立观点即安姓出自安息说，它首先由中国学者陈垣进行详细探讨。在1923年发表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中，陈垣将宋代的安世通考证为安息人，也就是波斯或帕提亚人。③陈垣将此作油印本寄给桑原骘藏，后者遂于次年发表文章予以回应，其中对于陈垣将安世通比定为安息人的观点不予赞同，并指出“此安姓谓其出于安息，毋宁谓其与安国有关系也。安国即中央亚细亚之布哈拉（Bukhara）地方”，原因则主要在于两者对袄教一信一否的态度。①虽然陈垣的著作并未提到唐代及安史之乱，但他所提出的安姓来自安息的观点，却同样对后来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纯粹的粟特说存在显而易见的弊端，它无法将粟特人的活跃与当时草原主角突厥的历史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解释。②1942年，小野川秀美发表了题为《河曲六州胡的變迁》的专题论文，以突厥汗国的兴衰为视角，对唐五代时期六胡州聚居的粟特人进行了深入研究，文中三个方面与安史之乱有关：其一，安史之乱爆发后六州胡人的叛乱与声援；其二，安禄山等叛军将领与六州胡的血缘、姓氏关系；其三，胡人假子习俗对安史叛军牙兵制度的影响。③1952年，蒲立本发表《内蒙古的粟特聚居地》①，对安禄山家族与六胡州的关系、安禄山名字的粟特来源两大重要问题做出考证。作者在该文中首次提出了“部分突厥化”（partiallyTurki-cized）②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不再如我们一般印象那样作为商人和工匠生活在城市中，而是成为游牧民”，“对于他们来说这无疑是适应其新居地的最自然的方式”，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突厥汗国与粟特胡人互动的影响。他推测安道买为“六胡州蕃部首领”，708年兰池州的建立表明唐朝不再对当地实行直接管理，而“代之以非汉族统领的羁縻州”，并推测原因是在张仁愿建立起北方防御体系后，就不必再“对留在鄂尔多斯的胡人继续实施直接管理”。③小野川秀美和蒲立本的研究极大地深化了学界对于唐前期粟特人的理解，从2000年前后开始，日本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粟特系突厥”这一概念，集中体现在森部丰于2010年出版的《粟特人的东方活动与东部欧亚世界历史的展开》一书中。按照森部丰的定义，“粟特系突厥”是指“突厥化亦即游牧化的粟特人”④，他详细列举了唐前期河北地区所居住的北亚及东北亚民族，对相应羁縻州及其与安史军队族属来源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开元初年，东突厥第二汗国默啜势力减弱，原先从属于突厥的部分契丹、奚转而归顺唐朝，为此唐朝在幽州境内设置了羁縻州。同时随着东突厥第二汗国的崩溃，突厥遗民出现，其中部分迁往河北北部，并在幽州附近的羁縻州安置下来。

不过这些羁縻州成员并不都是突厥人，也包括了粟特系突厥。”①

在有关胡化的学术理路中，还有一个看似细微但属于焦点的问题，即对于安禄山族属的争论。蒲立本提出的“部分突厥化”概念被应用到他关于安禄山族属的探讨中②，并在其随后出版的《安史之乱的背景》一书中得到集中体现。随后发表的李豪伟、戴何都、彼得森（CharlesA。Peterson）的观点，在种族问题上基本沿袭了从桑原骘藏到蒲立本的说法。1995年，意大利学者福安敦（AntoninoForte）出版《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③一书，通过大量金石碑刻材料，证明安世高为安息国王子，并将其后历史中的主要安姓人物通过考证进行了血缘联系，构建出一个从安世高起至唐后期止的完整的安氏家族谱系。在次年发表的《桑原氏关于布哈拉与安姓的谬论》④一文中，福安敦再次重申其观点，并从源头上对桑原骘藏的粟特说予以反驳。福安敦的观点具体到安史之乱上，集中反映在《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附录B《论安禄山之安姓来源》中，认为安禄山是突厥人，被安波注一家收养。⑤对于福安敦的观点，荣新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认为安禄山“为地道的粟特人”。⑥1996年，荣新江撰写了题为《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的文章，经多次修订，最终以《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发表，从名字、家庭、信仰、军队基础等多方面论述了安禄山及安史之乱的粟特属性。①客观而论，尽管后来的学者较多采取了相对折中的态度，认为安禄山兼具突厥与粟特两种特点，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学界仍倾向于安禄山及安史叛军的粟特属性。近年来，钟焓试图以内亚民族的视角来重新探讨六州胡、安禄山乃至安史之乱的问题。在其2005年发表的《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一文中，钟焓强调了“粟特人聚居地带所呈现的粟特—突厥文化共生融合现象”②。此后他又撰写《失败的僭伪者与成功的开国之君——以三位北族人物传奇性事迹为中心》一文，从长时段的历史入手，从草原民族的传说类型分析了安禄山的身世。③到目前为止，学界主流观点仍更为认可粟特说，但不论是当初福安敦的突厥说，还是当下钟焓等人的“内亚化”视角，都预示着这个古老的问题还远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值得学界继续关注和探讨下去。

以上我们梳理了近百年间胡化理论的演变理路。抛开百年间各类学说在背景、视角、依据史料、论证方法诸方面的巨大差异，它们仍存在一个共同的关注点，即安史之乱前夕幽、营诸州大量存在的胡人。族属文化的激烈争论之下，始终暗伏着唐朝自身、唐朝与突厥等北方民族间的政治变动。即以种族迁徙说而论，虽然陈寅恪与桑原骘藏主张幽营胡人自索格狄亚那（即粟特）迁来，小野川秀美则倾向于自六胡州迁徙，但他们都注意到了突厥汗国与唐朝间的政治因素对此产生的影响。①随着中国境内多座粟特人墓葬的发掘，粟特人的生活痕迹和迁徙路线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印证。荣新江指出新出石刻史料对粟特研究的重大意义，对入华粟特人自西往东的迁徙路径进行了详细描述，指出粟特人在河西、两京、六胡州、河北及幽营地区均有分布。②可以看到，胡化问题看似在讲族属，其实离不开唐朝内部以及周边的政治、军事变动，而这也构成了我们随后展开讨论的一个基本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