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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1页）

结语

前文提过，18世纪初司马灏文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墓地和祠堂仍待修葺。在他所见的石碑中，其中一块记述了1607年康御史捐地30亩，产权归司马露所有。另外只有一块石碑提到该处的重建，那就是1704年由一位河东巡盐御史负责的一次。1746年修缮余庆寺之时，是由僧侣出资。1752年，县令陈佩问及县学附近的废地，被告知祠堂所有产业均属司马氏所有，但这不妨碍他把地拿来给县学学生建房子。[35]1762年，祠堂由余庆寺的东边搬到西边，也是由僧侣出资。司马氏似乎并未在夏县发家；佛寺倒是存留下来了。

司马光墓的历史说明了神龛的发展。这个历史显示神龛在宋元两代由佛寺负责，而明代则成立了对立的建制。明代的发展既有国家的密切介入，也包含了地方宗族的建设，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国家对祭祀儒学大师的规定、豁免力役，以及拨出土地供给祭祀之资，这些都是子孙后代维持宗族结构的条件或诱因。当时的记述，尤其是吕楠的著作，记录了16世纪此地的一些事件，显示宗族建设不局限于名人之后。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山西各个地方乡约的社群安排、族谱的编修，以及严格依照明代法律规定的“家庙”建筑而兴建的祠堂。但是，今天到山西一看，当可发现这些建制无论如何并没有像在华南地区如珠江三角洲那样强大而且风格突出。在司马氏的例子当中，建立神龛的推动力一直以来主要是来自政府的资助；没有地方宗族负担起财政和维修的工作。

祭祠司马光墓的原因是偶发的，因而与外来压力的关系，大于地方力量，几乎每一次均与河东巡盐御史有关。吕楠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河东是16世纪其中一个以设立儒学自豪的地区。当然，河东也是好些信仰的所在地，其中尤以关羽为突出。初步的假设是，司马光祭祀的兴衰基本上与16世纪理学的**有关。而对这个假设的进一步探讨，将可再次验证把地方礼仪的悠长历史并置起来，是否会比“地方”或“大众”宗教所包含的意义，更能扩阔我们对历史进程的理解。

[1]原文为：“ItTakesaSage。。。：NotesonLandaSimaGuang'sGraveinXiaty，ShanxiProvince”，《民俗曲艺》，2001年5月第131期，第27～56页。

[2]《夏县志》（1880），卷3，第55～56页。

[3]《夏县志》（1880），卷3，第21页。

[4]《重修余庆山院碑记》（1746），司马光墓旁，科大卫与陈永升1999年夏季记录。

[5]司马灏文：《祠墓记》，《夏县志》，卷1，第17页下～第19页上。

[6]司马相：《司马文正公积德事状》，司马晰：《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1670），重印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84，1996年，卷8，第20页上～第21页下。

[7]“新科士子往往厕身其间，官阶尽管卑微，却是晋身高位尚佳的一块踏脚石。”CharlesO。Hucker，ADiaryofOfficialTitlesinImperialford：StanfordUyPress，1985，p。245。

[8]王廷直：《重立司马温公神道碑记》，《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4，第4页下～第7页下。

[9]侯均：《司马温公祠堂记》，《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5，第5页下～第6页下。

[10]李稚宾：《司马温公祠堂塑像记》，《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5，第3页下～第5页下。李稚宾在文章开首即指出，祠堂建在县学左方，表明那就是侯均所建的那一座。但他接着说，县里的人三百年来一直祭祀司马光，这可以理解为祠堂屹立当地已经三百年之久。按照侯均的文章，这是不可能的。

[11]《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57页。

[12]根据李稚宾的文章，学校左方是司马光的祠堂，但并无其他详情，这个分歧毋庸深究。

[13]参看《夏县志》（1880），第15页下～第16页上的地图。

[14]姜洪：《迁温公书院记》，《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5，第6页下～第8页下，马化龙关于阳城庙的文章载于《夏县志》卷7。

[15]《夏县志》（1880），卷3；这里有一行文字显示姜洪把萃贤堂的祭祀与墓地上神灵的祭祀区分开来。我的手抄本里有阙文，因而文意不清，我会在下结论之前予以核实。

[16]《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8，第35页上～第38页上。

[17]《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4，第15页上～第18页上有当地人马骙《粹德碑状》一文，文中指在侍御朱寔（实）昌到来之前，另一位侍御丘道隆也曾到来，也希望修复该地。

[18]吕楠：《修复宋相文正温国公司马先生碑记》，《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4，第7页下～第11页下。

[19]朱实昌：《司马故里访碑记》，《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4，第11页下～第13页下。据马骙的文章忆述，当地认为余庆禅院利用司马光得到金牌，而且僧侣在1148年出力修复朝廷的石碑。佛寺得到社群的支持，大于官员的支持，也是可能的。

[20]见eyFisher，Thee，SuandAdoptioofMingShizong，Sydney：Allen&Unwin，1990，此书认为司马光之所以被引述，乃是由于他认为多数人的意见最能代表宇宙秩序的观点。纪念文章着重的不是他的主张，而是他与王安石力抗的性格，以及平民百姓对他的感情。

[21]吕柟：《重建温公祠记》，《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5，第8页下～第10页下。

[22]王诤：《重建司马文正公祠堂书院记》，《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5，第10页下～第12页下，以及王言大：《重建司马温国文正公祠堂书院记》，《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5，第12页下～第14页下。

[23]当地人马峦指司马相到过夏县四次，期间安排了这些事情。但他的功劳却被他后来的失德败坏了。参看，《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5，第20页下～第21页上。

[24]吕楠：《积德之什序》，《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8，第1页上～第4页上。序文题目的意义在文中有解释。巡按沈公举行了一个宴会，司马相在宴上出示了司马光的著作，其中有“积德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沈公为宴会准备了一部纪念诗集，拒用“象贤”和“光裕”（显然是“光前裕后”的缩略）为题，而用了“积德”。他希望司马光的功德会在司马相身上开花结果，遂建议题为“积德之什”。

[25]《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8，第22页上～第26页上。

[26]《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7，第20页下～第23页下。那个画卷于天启（1621—1628）年间刻印在夏县县城祠堂的七块石板上，拓本载于胡聘之撰：《山右石刻丛编》（1899），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卷14，第28页下～第37页下，其所在地载于夏宝晋撰：《山右金石录》（1847），重印于顾燮光辑校：《顾氏金石舆地丛书》，杭州：金佳石好楼，1929年，索引第4页下及正文第8页。

[27]重印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北：庄严文化，1996年的版本系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1607年司马露的增补本。

[28]《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1，第9页上。

[29]《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2。

[30]《夏县志》（1880），卷7，第31页下～第34页上，第38页下。

[31]前引书，卷7，第41页下。《夏县志》，第7页，第30页下提到永乐年间一个五代同堂的解氏，但不清楚是否与解氏有关。

[32]有关此梦的记述，见《重修余庆山院碑记》，1746年。

[33]梁纲：《明故癸酉解元云鹤司马君墓志铭》，约1593年，《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8，第41页上～第54页下。

[34]以上诸事的官方文牍，收录在《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8，第41页上～第54页下。

[35]《夏县志》，卷2，第7页上～第8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