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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第1页）

结论

限于篇幅和时间，本文把焦点放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但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礼仪转变的广泛影响，还可以把视野拓宽到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地区。例如，在福建莆田，石庭黄氏宗祠就是一所原先建在墓旁的祠堂，到了明代，渐渐变成类似家庙的建筑。[45]山西省夏县司马光家族墓地，至元代，由佛寺打理祭祀，至嘉靖年间，才在墓地附近成立家族。[46]山西省代县鹿蹄间村杨氏（即杨家将家族），现在还存留了嘉靖三十五年（1556）碑记，记录当时族人以历代保存了祠祀、家训、族谱为理由，向官府申请承认他们的家族组织。[47]一直以来，华北建家庙没有南方那么普及。但是，时至现在，华北还保留着在贴在墙上写有祖先名字的纸张前举行祭祖的习惯。细看一下，这些祖先名字，就是写在画出来的牌位里，而牌位也画在一个类似家庙的建筑物里面。（见“河北省蔚县上苏村苏氏祠堂祭祖用图”）由此看来，人们拜祭祖先的仪式，在观念上还是在家庙的规制下举行的。这就是嘉靖年间宗族礼仪的核心改变。

河北省蔚县上苏村苏氏祠堂祭祖用图

宗族发展与地方权力演变是相为表里的两个过程。家族制度当然不是明朝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我们的目的也不是要讨论珠江三角洲地区在明代以前有没有宗族组织的问题，而是在已有的家族组织之下，宗族制的形式以及正统礼仪的普及化的问题。其中牵涉到在宗族组织形成过程中，族与族之间的外在矛盾以及族人之间的内部矛盾等等问题。我们以为，在明代前期，家庙式的祠堂是十分罕见的，族谱的编撰则渐趋普遍化，但这是与里甲登记联系在一起的。明中叶后，地区组织逐渐强化，家庙式的祠堂普及化，地方上的乡族组织以宗族形式来扩张。家庙式祠堂普及化和正统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士人在乡村中的地位合理化的过程。当然，要了解礼仪的演变，不能只从建筑的模式来探讨。礼仪本身的变化，尤其是不同礼仪传统的融合，文字与口述传统的贯通，不仅仅反映皇权与地方的关系，更表达个人对社会、团体的意识。然而，建筑的变化，尽管是外在的表征，观看者也必然会产生一种直接的反应。珠江三角洲从明中叶罕有家庙的环境，到明末清初，“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在建筑上给观看者的印象，不只是以堂皇的建筑显示地方的威势，而且这种显赫威势的表现方式，是合乎皇朝礼制的。地方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成功地改变礼仪，拉近了地方社会和王权的关系。[48]

[1]原文为中文，原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卷第2期，第1～20页。

[2]秦蕙田：《五礼通考》（《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版），卷58，第53页下～第54页下。

[3]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东京：同朋舍，1982年，第三章，《宋代坟寺考》。

[4]朱熹：《家礼》（《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版），卷1，第1页。

[5]司马光：《书仪》（《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版），卷10，第1页、第4页。

[6]《明集礼》（《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版），卷6，第11页上～第27页上。

[7]王圻：《续文献通考》（万历刊本），卷115，第22页上～第27页上；夏言：《夏桂州先生文集》（崇祯刻本），卷11，第70页上～第78页上。

[8]黄佐：《广东通志》，卷48，第28页下～第29页下，《廖德明传》。

[9]黄佐：《广东通志》，卷50，第28页，《林同传》。

[10]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7，《改旧居为家祠堂记》。

[11]《宋丞相崔清献公集》，外集前，第1页上，外集中；第9页上。

[12]李昴英：《文溪存稿》，杨芷华校点，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卷5，第57～58页，《书菊坡先生蒲涧生祠记后》。

[13]《永乐大典》，卷2741，引自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页。以下简称《大德南海志》。

[14]《资治通鉴节要》，引自《宋丞相崔清献公集》，外集中，第11页上。

[15]《宋丞相崔清献公集》，外集后，第15页。

[16]《宋丞相崔清献公集》，外集后，第15页下。

[17]《宋丞相崔清献公集》，外集后，第16页。

[18]《永乐大典》，卷21984，引自《大德南海志》，第159页。

[19]《大德南海志》，第58～59页。

[20]“儒”在元代是户籍类别，不是笼统的称谓。参看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收于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第1～58页。

[21]按：当时元兵还未到达广州。

[22]《大德南海志》，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