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
坟墓的所在地现已按博物馆规格管理,这个地方的主要特征无疑是宋代的,尽管后来经过朝代的改变。墓地整齐地划分为三个部分,左面是坟墓,不只是司马光的,还有他的父亲、兄长和儿子。中间是祠堂。现在所见的祠堂是乾隆时期所建,这座建筑物的兴建记录和一幅图,见于光绪六年刊行的《夏县志》[2]。现在留存下来的是建筑物的内进,但县志的图画显示,这座建筑物按照家庙方式兴建。不过,《夏县志》表明,这座建筑物是1762年由县令建造的,取代较早前位于现时入口处右方的祠堂。[3]祠堂位于佛寺的另一面,见于县志的图画,所在之处现在仍清晰可辨。无论这座建筑物有何特色,这些不同部分的位置配套却有其特性:北宋以来,祠堂往往与墓地毗邻,而称为功德院的佛寺,则获拨地修建,以打理墓地。
那个建筑群虽然有趣,但我得把话题转到那里发现的一块1746年的碑石上面去。这几乎是一块完整的碑石,碑文记载了佛寺的重建,并且简述了司马光死后司马氏的遭遇。碑文说,宋室南渡之时,官员也随行,因而司马氏全族也就迁离了夏县。山西在金朝治下,后历经明而至清初,墓地一直由僧侣打理。其时,迁移到了浙江的司马氏族人,已经不知道墓地的所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御史司马相被派往山西。他在那里听说了那个墓地,便专程前往祭祖。他虽然没有定居夏县,但在临终时吩咐儿子,他的一脉必须有一些子孙回去打理墓地。然而到1567年,才有两个他的后人回到夏县办理此事。他们提出取回墓地的方式十分有趣:他们携带了户口登记记录和一幅画像。县令已拨了地作祭祀司马光之用,而两位后人到来后,县令又在县城建屋给他们居住。此外,出现在夏县的几个人看来相当有出息:两个考中县试,实现了一些当地人梦中的预兆。这就是碑文上所记墓地祭祀的恢复情况。
碑文历述了六代人,也就是一直到清代的故事,以至佛寺的修缮。县令许日炽(按县志为1728年的县令)为这次重修捐出了他的官俸。太谷县县令司马灏文的到访是另一件值得记住的事情,时间不能确定,但不出1728年至1746年。司马灏文在县城捐资修缮纪念司马光的祠堂,并指这可能会稍稍延缓墓地旁祠堂的修缮,却不会影响到佛寺,说服了僧侣为修缮而每年出售小麦若干石,为期五年。售卖共得收入五十两,另一族人司马衍为佛寺看管这笔钱多年,将之累积至一百两。他在那段期间还把邻近晁村的父老拉进来,可是他却没来得及看见工程迅速开展。一个僧侣接手,募捐了三百两,变卖佛寺花园的树又得一百两,完成了重建工作。完成之时,在佛寺立碑为记。[4]
其他记录所载的故事更长。我们且从司马灏文说起,据1746年碑文的记载,他曾到该处,并详尽记述了他的所见。他说,佛寺在那里,需要修葺。那里有好几块石碑,他全给它们起了题,或作了内容提示。那里并不如我们今天所见的整齐。他亲眼目睹了司马光及其父兄乃至几个家人的坟墓,坟墓西面是十一个坟,看来很古旧,而且已经塌陷。由此看来,墓地有一段时间曾为司马氏后人所用。祠堂似乎是一座一进建筑,入口处的牌匾是嘉靖时期一位巡按御史所赠,里面供奉的不是灵位,而是司马光的父亲、三个兄弟、司马光、一子和一孙七个人的人像,都穿官服、戴乌纱。司马灏文所见到的一副对联,印证了这种置于背后的想法:
父子祖孙聚一堂,俨若生前对话;
禴祠蒸尝举三献,依然膝下承欢。
根据司马灏文的说法,祠堂之前可通佛寺。从侧门进入佛寺,有一幢坍塌了的三进房子,里面有一座司马光的石像。房子由金代一位县令所建,他把司马光死时皇帝御赐的碑石残片嵌在墙上。这就是他所说的佛寺的情况。县令许所修建的墙,旁边的一株松树已不知去向,他希望他的亲戚司马衍可以另植一株。墓地并无河流环绕,他付了三十两给邻近晁村的村民挖河,引水流入。他的文章并没有让人觉得那里非常残破待修,但也没有显示那里使用频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