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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的权力（第1页）

士人的权力

按照上述那样的案例，我认为地方自主在乡镇史上的重要性是无须怀疑的。要回答的问题，恐怕是乡镇尽管具有自主性，但为什么都这样相似，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在以寺庙和祭祀为基础，而且根基稳固的群体联盟的控制之下，而那些领袖（如上文提到的梅花镇的父老）则包含了国家所界定的公司性格，部分原因可能是经济，乡镇受惠于一个长期的增长循环，这个循环由进口白银带动，而由此强制力役转化为货币税；第二个影响是科举考试的推行、由此而形成的上向社会流动，以及社会地位结构所受的冲击。[10]简言之，可以说从明至清，士人文化从行政城市向外扩展，从登第的核心家庭向下扩展，不只是镇的居民，还有乡村的居民。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梅花的案例中士人的臣服，便是形式大于内容——和平的自主性下，是权力与权力之间，以及权力与国家之间经常的竞争和冲突。

我不想停留在那些已经论之甚详的发展上面，也就是明清时期商业的长足发展，而且这些发展多是在乡镇进行的。尤其在长江下游，乡镇的数目及其人口从15世纪至18世纪有可观的发展。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Rozman）和刘石吉给了我们一些数字，樊树志和陈学文还有其他的学者检阅了书面材料。棉花镇七宝1597年的地方志写道：“商贾云集，士人代兴，是县中大镇之一。”[11]地方记载也承认这样的商业发展及其对聚居模式的影响。在产丝地区杭州，17世纪的地方志论道：

村落与市廛不同，村落聚民，市廛聚货，鸡犬桑麻，视乡井之殷耗，贸迁有无，卜财用之通塞，是在保厘者加意筹之。[12]

与其在乡镇散布的笼统描述上花费篇幅，不如集中于我在（广东）佛山研究中所观察到的发展模式上，亦即由明初建立在里甲户口登记制度之上的乡镇领导，向16世纪以登第士人为本的显著发展。[13]里甲的受命人里长与18世纪的登第士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18世纪之时士人占了上风已经相当明显。珠江三角洲的情形令我省悟到一个观点，即16世纪所引入的相当重要的变革，进入了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我把那些变革描述为“宗族的兴起”，而变革乃是围绕着作为地域制度的宗族而开展，这种制度的中心是按规定样式建造用以表示功名等第的“家庙”。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在16世纪之前没有宗族。相反，为了追溯世系而产生的宗族可能一直存在，但以“家庙”为中心构成地域社区则是16世纪的发展。士人关心科举考试成绩和宗族地位，站出来替官场以及自己的家人和亲族做点事，又奉行按《朱子家礼》而行的礼仪以表达他们的愿望，凡此种种无不表示与旧日的做法脱离。[14]“宗族的兴起”不是乡镇或城市的特色：它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影响到乡镇和村落地域群体呈现出来的方式。16世纪至18世纪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宗族的兴起”为特色，就此而言，乡镇和农村都是在类似的关系中受管治，而且看来并无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