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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史出发（第2页）

在明初，粮长负责为朝廷征解税收。当时的朝廷位于南京，而粮长的设立，主要设在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方。用梁方仲的话来说，粮长就是个“民征民解”的税收制度。因为这是个间接的税收制度，税收的中间人——粮长，得到很大的好处：依赖包庇税收，粮长可以发财。但是，及至明中叶，朝廷设在北京，粮长的作用从解运转移到征收，原来的粮长家庭，再不为税收而烦恼；同时，伴随科举制度之重新建立，粮长逃离粮长职责而做绅士去了。随后，一方面是“粮长的阶级分化”，另一方面是通过一条鞭法，“民征民解”的税收方式变成了“官收官解”。其中，商业发达以及白银流通量的增加影响这个过程的发展。这几句话还不能充分显示出梁方仲的功力。若深入研读其《明代粮长制度》一书，就会发现，他是把这个过程联系到乡村里的变化。从一条鞭法运行开始讨论，徭役折银缴纳，原来由地方负责的事务改为以货币缴纳，一方面减轻地方人员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增加了衙门财政。也“由于充当粮长的已经不纯粹是少数的真正大户，它已转变为全体粮户的负担，所以自明代中期，东南诸地纷纷设立‘义田’或‘役田’，以其收入来补助粮役的费用。”[21]有些地方，这些“义田”变成把粮户的负担转嫁到佃户身上的工具。粮长脱离税收任务变成“大户”，是明中期短暂的发展。后来，是在税收增加的情况下，税粮随田征收。这样一来，整个明代税收的发展，可以说是从赋役到货币，也是从分化到全面税收增加。

刘志伟叙述梁方仲的治学方法，说：“研究者重视典章制度的考析，重视弄清有关制度的内容和本义，并不意味着只是以厘清制度沿革为研究目标。我们综览梁方仲先生的论著，许多都是从制度考析入手，去说明社会现实之情况的。”[22]他点出了传统制度史与社会史的分别。社会史的出发点，需要超越典章制度的描述。需要把制度实实在在连贯到地域、时间的应用。也因为制度的应用，永远不可能生硬配套，而是某个地域、某个时间的特定人群活动的演绎，因此，实际的历史需要从对不同时期的演变的比较归纳出来。梁方仲描述由粮长变过来的大户，有很大程度就是傅衣凌的“乡族”，就是明代中期的宗族的开始，所以也回应了弗里德曼和傅衣凌的论点。明初的里甲，中期的大户，后期的乡绅，就是一个这样的过渡。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美国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施坚雅和弗里德曼的人类学、中国的傅衣凌与梁方仲，不约而同地在重要论点上的衔接，可以回应中华帝国的大一统的建立与维持，包括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建立等问题。市场、控产、税收是地方与中央的重要联系。但是法律的应用，尤其是在中国历史的传统内，宗教与礼仪的应用，也是地方与中央的重要联系。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在方法上与田野经验配合，作地域性的考察，然后通过地域比较以探求通论，在这方面，与人类学者和与傅衣凌提倡的传统有共同点。

总之，我们有很多同行还是以为地方史的研究，就是记录地方风土的演变。其实，地方史很大的部分，是关注地方与外界，尤其是与国家的互动。套用郑振满讨论华南研究的话：

所以我们还要超越“华南研究”，但已有的研究结果已经在一点点、一步步地揭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社会”有它自身内在的机理和逻辑。在这样的眼光之下，我们就会看到，可以有西方的城邦国家、代议制国家，可以有巴厘岛的剧场国家，也可以有传统中国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形态，就会有不同的社会形态，“国家社会”关系的模式只能由它自身的历史经验来解释。[23]

如果说，长期以来，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在很基本的层面，塑造了地方社会的主要形态。那么，再次引用郑振满的话来概括我们的关怀并结束此文应当是十分恰当的：我们最终问的，不是地方社会性质的问题，而是“宋代的中国是什么？明代的中国是什么？清代的中国是什么？”之类的问题。

[1]原文为中文，载《东吴历史学报》，卷14，2005年，第21～36页。

[2]Fraeayiurya”，WorldPolitics7。3（April1955），pp。419-433。

[3]HoPing-ti，TheLadderofSuImperialewYork：biaUyPress，1962；g-li，TheeseGentry：StudiesonTheirRoleiuryeseSociety，Seattle：UyofWashingtonPress，1955；g-li，TheIheeseGele：UyofWashingtonPress，1962；HsiaoKung-，Rurala：Imperialtheury，Seattle：UyofWashingtonPress，1960。

[4]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9年。

[5]Luco，“‘Classeslaborieusesetclassesdangereuses’danslaeimperialeauXIXesieales：E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17。6（1962），pp。1175-1182。

[6]G。WilliamSkiingandsocialstrururala，PartsⅠ，Ⅱ，andⅢ，”JournalofAsianStudies24。l（Nov。1964），pp。3-44；24。2（Feb。1965），pp。195-228；24。3（May1965），pp。363-399；G。WilliamSkiheLateImperialford：StanfordUyPress，1977，尤其第3～31页，第253～351页，第521～553页。

[7]例如，ArthurSmith，VillageLifeina，AStudyinSociology，EdinburghandLondon：Oliphant，AndersonandFerrier，1900，p。50。

[8]MauriceFreedman，LineageanizationierndoyofLondon，AthlonePress，1958；MauriceFreedman，eseLineageay：FukienandKwangtung，London：AthlonePress，1966。

[9]DanielKulp，tryLifeinSoutha：TheSoilism，Vol。1，PhenixVillage，Kwangtung，ewYork：TeachersbiaUy，1925。

[10]Han-sheng，AgrarianProblemsighai：Kelly&Walsh，1936。

[11]PatriciaEbrey、JamesWatsoneds。，KinshipanizationinLateImperiala，1000—1940，Berkeley：UyofiaPress，1986，pp。1-15，“introdu”。

[12]Frederi，StraheGate：SocialDisorderinSoutha，1839—1861，Berkeley：UyofiaPress，1966。

[13]PhilipKuhn，RebellionandItsEeImperiala，MilitarizationandSocial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ss：HarvardUyPress，1970。

[14]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8年；路遥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翁同文：《康熙初叶“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建立天地会》，InstituteofHumanitiesandSogUy，Oalpapersseries3，Singapore，1975；庄吉发：《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

[15]傅衣凌：《中国封建社会和现代化》，《抖擞1980》，收入《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16]例如T'ien-p'eiMeng和SidneyD。Gamble，“Prices，wagesaandardoflivinginPeking，1900—1924，”eseSodPoliticeRevielement，1926；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金陵学报》，三卷，一期，南京：金陵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1933年，第153～216页。

[17]《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前引，第39页。

[18]《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第40～41页。

[19]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4页。

[20]汤明檖、黄启臣：《梁方仲传略》，《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52～373页。又，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导言。

[21]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6页。

[22]刘志伟，前引文，第13页。

[23]郑振满、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期，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