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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朝学校中科举制的萌芽（第2页）

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揽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

这些经过策问而“将擢用”之国子生，应该就是“明经”。此京邑学校之“明经”。又《隋书·循吏梁彦光传》记其为相州刺史之时：

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于是人皆克励，风俗大改。

“及大成当举”，应指依照制度当举为“明经”而升进于朝。此当即州县学校之“明经”。

隋文帝仁寿元年六月下诏废天下之学，诏中言及他曾“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见《隋书·高祖纪》）。“开进仕之路”，即当包括明经之举。数年之后隋炀帝继位，又重作“尊儒重道”之姿态。《隋书·炀帝纪》记大业元年闰七月诏：

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这里要求地方官采访并以名闻的，其对象有“在家”及"见入学者"两类，标准则是“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当即包括“明经”在内。国子等学设课试之法，大约也要贡上“明经”。

隋之明经，如韦云起，“隋开皇中明经举，授符玺直长”（见《旧唐书·韦云起传》）;孔颖达，“以教授为务，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见《旧唐书·孔颖达传》）;又《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十月记北海郡有“明经刘兰成”，胡三省注曰，“刘兰成盖尝应明经科”。由孔颖达“高第”之例，知隋明经之科有策试之法。又《金石萃编》卷五十《韩仲良碑》:“□□学生，仁寿□年被举，授吏部朝散郎。”（“学生”原作“学至”，误。）“学生”前二字或为“国子”之渤。他之被举，大约也是举为“明经”的。隋之明经，大约“在家及见入学者”均可应选。同时隋代诸学是否还可以以其他科目贡士，还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

唐代之中央学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皆可以策试入仕。这六学体制，是在魏、齐、周、隋之间逐渐完备起来的。

国学、太学二学并立，始于西晋。但《通典》卷三十六《职官十八》“曹魏官品”第八品里，已有“国子、太学助教”之职，又有“诸京城四门学博士”之官，其详遽难考知。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迁都洛阳后，诏立国学、太学、四门小学；宣武帝正始四年六月又诏立三学；延昌元年四月“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见《魏书》二帝之《纪》）。是至延昌之后三学始成。又据同书《刘芳传》，国学在宫门之左，太学在西晋太学旧址；小学原欲置于城之四门，以合于“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郊”的古制，后以刘芳议，改与太学同置一处。又同书《儒林传序》记孝明帝神龟中规定，国学以三品之上及五品清官子弟充选；那么太学与四门学生之入学资格，又当较此为低。齐承三学之制，分别有生72人、200人、300人（见《隋书·百官志》）。又《隋书·礼仪志》记北齐学校月旦行“拜礼揖颜”之礼时，国子生“升堂”而太学诸生处于“阶下”，亦见二者身份之别。

史载西魏北周有国子学、太学、露门学等名目。王仲荦谓：“又北周有国子博士、国子生，疑即露门学博士、露门生也。”①此语自亦不误，但亦略欠全面。西魏之初庶事草创，只有太学，又称国子学，二学初为一事。《隋书·高祖纪》:“初入太学，虽至亲昵不敢狎也。”同书《元谐传》:“少与高祖同受业于国子，甚相友爱。”一谓“太学”，一谓“国子”，正见其时“国子”即是太学。至周明帝、周武帝立露门学，露门学相当于国子学，遂与太学两分。又周有小学博士、小学助教，是周国学、太学、小学齐备。

北周又有算生、法生、书生。《通典》卷三九《职官二一》“后周官品”末记：

右按所建六官并徒属及府史杂色职掌人二万一千七十三人。二千九百八十九人诸色官。万八千八十四人府史、学生、算生、书生……（中略）等人也。

“学生”当为国学、太学诸生，算生修习算术，书生修习书法，算生、书生两种都上承北魏。

秦汉统治者以法治国，律学相当普及。魏晋南朝风气变了，律学不绝如缕。律博士及弟子员，始置于曹魏。魏明帝时因卫觊之请而置律博士，晋及宋、齐、梁、陈并承其制。《南齐书·崔祖思传》:“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知其时有律生。又同书《孔稚珪传》记其上疏：“国学置律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上过高第，即便擢用，使处法职，以劝士流。”这一建议在齐“竟不施行”，但梁便于廷尉律博士外别置了胄子律博士。

魏、齐均有律博士，但未见“律生”名目。据《隋书·百官志》，齐律博士四人，属大理寺；大理寺除明法掾外又别有“明法”十人，疑即律生。隋亦有律博士及弟子员，属大理寺。《隋书·刑法志》记开皇之初修成新律：

于是置律博士弟子员，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五年，侍官慕容天远，纠都督田元，冒请义仓，事实而始平县律生辅恩，舞文陷天远，遂更反坐。帝闻之，乃下诏曰：“……其大理律博士、尚书刑部曹明法、州县律生，并可停废。”

由上文“于是置律博士弟子员，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一句可知，“明法”即律博士弟子员。下面有“尚书刑部曹明法”一句，查《隋书·百官志》，刑部无“明法”一职，而大理寺则有“律博士，八人；明法，二十人”。又证“明法”即律博士弟子。是隋州县之律学诸生称“律生”，参与州县之决狱，如辅恩之例；而中央大理寺之律学诸生则称“明法”，参与尚书刑部之决狱，故又称“尚书刑部曹明法”。北齐之“明法”当与隋同。

书学博士始于西晋。《晋书·荀勖传》:“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唐六典》卷二一“书学博士”条曰，“自汉以来，不见其职”，似误。北魏未见书学博士，但有书生。《魏书·术艺江式传》记，“书生五人，专令抄写”;同书《术艺蒋少游传》记其“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又《北齐书·儒林张景仁传》记其“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北齐有“八书博士”，属太常，员二人（见《隋书·百官志》）。北周有书学。《北史·儒林冀儒传》:“教明帝及宋献公等隶书。时俗入书学者亦行束俗之礼，谓之谢章。儒以书字所兴，起自苍颉，若同常俗，未为合礼。遂启周文，释奠苍颉及先圣先师。”“周文”即宇文泰。是其时官府已有书学。

算生及博士北魏已有。《魏书·范绍传》:“太和初，充太学生，转算生。颇涉经史。十六年，高祖选为门下通事令史。”据《魏书·官氏志》太和第一次《职令》，第八品下有尚书算生，第九品上有诸寺算生。《魏书·术艺殷绍传》:“好阴阳术数，游学诸方，达九章七曜，世祖时为算生博士，给事东宫西曹。”《唐六典》卷二一称算生博士“魏晋以来多在史官，不列于国学”。

总之，到隋为止，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并立之制已成，算生、律生、书生都已具备。隋廷加以整理，以国子寺统国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五学，但律学犹属大理。至唐代律学亦移属国学了，遂成六学并立之体制，各有课试授业之法，并可各由相应科目参加科举考试——前三学之学生应试可选择秀才、进士、明经科，后三学则分别参试明法、明字、明算科。

总而言之，北朝学校制度的发展，也为科举制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表现在察举与学校进一步的结合之上以及六学体制的具备之上。这与南朝学校制的那些变化一道，构成了科举制出现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