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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黄散看清途的兴起（第1页）

三、从“黄散”看“清途”的兴起

士族势力的兴起，毕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前述旨在保障皇帝专制权威和官僚政治行政的那些选官措施，就不可能彻底贯彻或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与之同时，另一种适应于士族名士的选官途径——“清途”，却迅速发展了起来。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我们业已论及，在汉代，原本就有任子与内侍起家等法，构成了高官权门子弟的特权性入仕途径；但随着察举制的兴盛，这种仕途的重要性便相对下降了。可是自曹魏以降，随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之变动，选官体制的入仕诸途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高门子弟，多已不屑由州郡掾吏之低职入仕迁转。朝廷中的一些郎官、内侍、东宫官之类官职，再次形成了高门子弟习惯性的起家晋升之阶，并被视为所谓“清途”。本来就存身于帝国选官体制之中的“以族取人”因素，由此大为强化。

曹魏时期，所谓“黄散”之官，就已表现出明显的面向高门子弟的倾向。我们以此为例，来分析“清途”的兴起。《初学记》卷十二：“自魏及晋，置给事黄门侍郎四人，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与散骑常侍并清华，世谓之黄散焉。”“黄散”指黄门侍郎与散骑常侍，但散骑侍郎实际也包括在内。黄门侍郎之官名承汉之旧；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则为魏文帝曹丕于延康中新设，采汉之散骑、常侍、侍郎等名目合之而成。“黄散”并称“清华”。

《三国志·魏书·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

诏曰：昔萧何荐韩信，邓禹进吴汉，惟贤知贤也。（王）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

可知这一“清华”之职，最初是为了优宠才士而设。汉代孝廉宿卫为郎，便有使之“观大臣之能”的目的，然后出为令长丞尉。散骑之设亦有同样目的。但使之居而“知指归”的，已是门下，所出据的已是“州郡”了。很快，权贵子弟便纷纷拥入此途。《三国志·魏书·杜恕传》注引《魏略》:

黄初中，（孟康）以于郭后有外属，并受九亲赐拜，遂转为散骑侍郎。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康独缘妃嫱杂在其间，故于时皆共轻之，号为“阿九”。

按《北堂书钞》卷五八引“《魏志》云”中一句作：

是时，散骑侍郎多贵戚子弟，或以高才英儒充其选。

较今本《魏书》所注引《魏略》，多“多贵戚子弟”一句。《书钞》原系此段文字于“皆贵子弟”条下，知编者摘引此文，正为“多贵戚子弟”五字。那么，误衍的可能性就很小，正可补今本《魏书》所引《魏略》之不足。散骑“以高才英儒充其选”应是文帝本意，但不久就出现了“贵戚子弟”充斥其间之局。

“黄散”之官，大致没有具体职事。《初学记》卷十二：“自魏至晋，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章尚书奏事，江左乃罢之。”查《三国志·魏书·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华）表字伟容，年二十余为散骑侍郎，时同僚诸郎共平尚书事。”是散骑侍郎一度确有“平尚书事”之事，然而这实非固定的、明确的职事，乃因时因人而异。故《初学记》卷十二引《魏略》又称散骑常侍“出入侍从，与上谈议，不典事”。《晋书·职官志》及《通典·职官三》亦均言其“掌规谏，不典事”。《晋书·武帝纪》记泰始二年二月诏称侍中、常侍以谏诤为职，应择能正色弼违者为之；然同年九月散骑常侍皇甫陶、傅玄上书谏诤，又被有司奏寝。《北堂书钞》卷五八引《华峤集》:“诏曰：散骑以从容侍从，承答顾问为职，又掌赞诏命，平处文籍。”则其职司又变成侍从顾问、诏命文籍了。可见其并无固定职掌。至于黄门侍郎，据《通典·职官三》称其为“侍卫之官”，实亦无非“从容侍从”而已。

正因为这些门下内侍之官并无固定职掌，所以便被看成“冗散”。《三国志·魏书·杜恕传》注引《魏略》，记孟康为散骑侍郎，“因在冗官，博读书传”。是散骑为“冗官”。又同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记董遇于建安二十二年“被录诣邺，转为冗散”;查同书《文帝纪》，延康中劝进者有“魏王……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等”，知董遇至邺后所转之“冗散”为魏国黄门侍郎。是黄门侍郎亦为“冗散”。

“黄散”既无明确职事，不必烦神劳形，又号为“清华”，故颇为贵势所乐为。后来散骑常侍、侍郎于正员之外又陆续增设员外、通直之名目；常侍、侍郎遂各有正员、员外、通直三种，“凡六散骑焉”。其员额在不断膨胀。《北堂书钞》卷五八引《晋诸公赞》云：“任恺、王俊、齐王攸皆为魏员外散骑常侍。于时公族务在闲任，故置外位。”又《太平御览》卷二二一引《束皙集》:“员外侍郎及给事冗从，皆是帝室茂亲，或贵游子弟。”“黄散”等官鲜明地表现了面向“公族”“帝室茂亲”“贵游子弟”的色彩。

下面我们利用统计分析，进一步说明问题。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列曹魏散骑侍郎23人，除去史传明记或估计黄初前已入仕居官者6人不计在内，余17人。这17人，绝大多数为权贵高门子弟。如钟毓，太尉钟繇子；王肃，司徒王朗子；曹爽，大将军曹真子；何曾，太仆何夔子；夏侯惠，征西将军夏侯渊子；杜恕，尚书仆射杜畿子；夏侯玄，征南将军、荆州刺史夏侯尚子；陈泰，司空、录尚书事陈群子；荀颛，曹操谋臣侍中荀或之子；桓纂，尚书令桓阶之弟；华表，太尉华歆子；王浑，司空王昶子；司马亮，太傅、大将军司马懿子。又以贵戚拜者：孟康，郭后外属；毛曾，明皇后弟；何晏，尚金乡公主。只有王象一人，是于建安中为曹丕礼遇，黄初中擢拜散骑侍郎的。特别是，这17人中，有12人是起家便居此官，占十分之七。华表年二十、钟毓年十四便直接由之入仕。可见散骑侍郎是权贵子弟重要的起家之阶。

还可指出，得为散骑侍郎者，颇多身有爵位之人。如王肃，嗣父爵兰陵侯；曹爽，嗣父爵邵陵侯；何曾，嗣父爵阳武亭侯；杜恕，嗣父爵丰乐亭侯；夏侯玄，嗣父爵昌陵乡侯；陈泰，嗣父爵颍阴侯；华表，嗣父爵博平侯；桓纂，赐爵关内侯；司马亮，万岁亭侯。据《宋书·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就是说，晋代侯门子弟凭嗣爵、赐爵，便有起家为散骑侍郎的优先资格。这一制度，在曹魏就已相当明显了。

黄门侍郎，《三国职官表》列43人，内重出1人，史传明记或估计黄初前已居官者13人，又仅知其为黄门侍郎而前后居职迁转不明者5人，以及孙吴降人孙或一人为特例均除在外，余23人。其中，起家便拜此官者5人：袁侃，郎中令袁涣子；臧艾，镇东将军、执金吾臧霸子，嗣父爵武安乡侯；程晓，卫尉程昱子，少封列侯；司马晃，太尉司马孚子，封武始亭侯；只有王黎，高邑人，家世不明。由此可见，由之起家者大部分仍为权贵子弟。

又王肃、钟毓、杜恕、夏侯玄、夏侯惠、王浑、华表7人，均由散骑侍郎迁至此官；又李丰、荀闳、傅瑕、贾充、王沈、钟会、羊祜、裴秀等，分别由太子文学、尚书郎、中书郎、大将军掾等迁至；又毕轨、何曾、司马珪、向雄等，分别由长史、典农中郎将、县令、司隶都官从事等迁至。从这些人之家世背景看，大多数仍为权贵高门。《初学记》卷十二引《桓阶别传》:“阶为尚书令，文帝幸见诸子。少子元禅上搏手曰：长者子元禅。是日，拜二子为黄门侍郎。”桓阶二子为黄门侍郎，《三国职官表》未录。可见黄门侍郎之得官，亦多依父兄家门之势位恩宠，这一点与汉代之诏除郎相近。

散骑常侍品秩已相当之高，但权贵子弟仍有起家便拜者，且多为身有爵位之人。如荀，荀或孙、虎贲中郎将荀恽子，“嗣为散骑常侍，进爵广阳乡侯”;曹肇，征东大将军曹休子，嗣父爵长平侯；曹彦，大将军曹爽弟，少封列侯；司马师，司马懿子，嗣舞阳侯；司马骏，亦司马懿子，“魏景初中，封平阳亭侯，齐王芳立，骏年八岁，为散骑常侍、侍讲焉”;司马攸，司马昭子，少嗣爵舞阳侯，年未十八，为散骑常侍；司马壤，太尉司马孚子，封长乐亭侯；孔乂，孔子后裔，父祖皆二千石。由荀“嗣为散骑常侍”之“嗣”字，知此官之授与门第爵位，仍有密切关系。

从上面所叙述的“黄散”与父祖官位、爵位之关系看，不能不说这是汉代权贵子弟由任子及内侍入仕之途的复兴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