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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察举与任子（第1页）

四、察举与任子

官僚制理性行政的基本维系之一是选官的功绩择优制原则，但理性行政却不是支配官僚帝国政治行政的唯一因素。在这个帝国之中官僚构成了统治阶级，官位构成了这一阶级谋取权力、财富、地位和威望的主要凭借，那么，这一阶级对官位的优先和世袭地加以占有的要求，就必然地也支配着帝国选官的形态与格局。

一般说来，在王朝初年，开国元勋、佐命功臣之子弟优先占有要职优位是普遍现象。往往要经过若干年的过渡，普通士人才能得到较多的崭露头角的机会。但即使在此时，高官权门子弟，在选官上也往往有着较普通士人更为优越的入仕晋升机会与途径。晋代诗人左思在《咏史诗》中表达了如下深沉感慨：“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这种情况，确实是“由来非一朝”的。汉初之军功官僚子弟，以及后来之金、张、许、史一类豪门权贵子孙世蹑高位，大量来自微族寒门的民间英俊，便无法与之竞争而一施才智。

汉代之官僚权贵子弟，除了升迁上依父祖势位而较普通士人更为优越之外，在入仕上亦有特殊途径，这主要就是任子为郎及起家内侍之途。《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

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实际实施之中，任子常有超过一人者，随君主宠遇而定；还常有普授官僚子弟为郎之事。《后汉书·桓荣传》:

显宗即位，尊以师礼，甚见亲重，拜二子为郎。

又同书《安帝纪》建光元年诏：

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又如同书《献帝纪》永汉元年：

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

这就形成了官僚将权益传与子弟的制度化途径。此外，还有由内侍等官起家之途。《初学记》卷十二记侍中一官：

初，汉本用旧儒高德，备切问近对。然贵游子弟及体臣荣其官，至襁褓受宠位……张辟强年十五，霍去病年十八，并为侍中。

又《后汉书·朱穆传》:

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

注“姓族”曰：“士人有族望者。”又《北堂书钞》卷五十八：

胡伯始云：给事中常侍从左右，无员，位次侍中、中常侍。或名儒，或国亲。

又同书卷六十六引班彪笺云：

窃见国家故事，选公卿、列侯子孙卫太子家，为中庶子。

可见，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给事中、太子中庶子等，是汉代官僚贵族子弟入仕的重要特权途径。

以左思称引的金、张二族为例，金氏自金日确以下，自武帝至平帝，一族七世为内侍。《汉书·金日确传》赞曰：“七世内侍，何其盛也!”张氏一族自武帝时张汤以吏能为三公，其后张安世以父任为郎，张千秋、张延寿、张彭祖皆为侍中、中郎将，张霸为散骑、中郎将，张勃为散骑、谏大夫，张放为侍中、中郎将，张纯为侍中，东汉初为大司空。《汉书·张延寿传》记，“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汉兴以来，侯者百数”。又《后汉书·张纯传》:“自昭帝封安世，至（张）吉，传国八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封者莫与为比!”

但是，尽管帝国统治者必须给予官僚阶级相当特权，但官僚子弟入仕特权的过分发展，既可能导致官僚的贵族化，从而威胁了专制皇权的权威，同时也将因理性行政的破坏，而损害了官僚帝国存身的基础。尽管汉高祖有“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的白马盟誓，但功臣之胤却多“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殒命亡国，或亡子孙”。自充分体现了择优原则的察举制建立之后，普通士人依才能知识进入政府担负行政的途径，便充分地制度化了。高官权门子孙徒依父祖势位为官、居职，难以确保官僚机器的吏员之素质能力。他们不得不向由察举征辟而来的明经明法之士，让出一席之地。西汉时察举制日趋兴盛；至东汉，秀才、孝廉等科目便成了士人入仕之正途，名公巨卿多出之。布衣平民，有了跻身统治上层之机会。固然权贵子弟也可以由察举入仕，但除了吏治选官陷入腐败之时，他们之得举，一般就也要依据察举之标准，具备相应知识才行，而不能徒倚“姓族”“国亲”。

在这种情况之下，为权贵子弟专设的仕途，地位便有下降之势。在东汉，中常侍、黄门等后改用宦者；而根据任子之制以诏除为郎者，即所谓“诏除郎”，地位逐渐降至孝廉郎中之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许多官职，被特别地规定为三署孝廉郎的迁转之阶，同在三署的诏除郎，却不在其选。据《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决录注》:

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

又《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名秩》记陵园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