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一王念孙的语言学成就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第3页）

《史记·外戚世家》中有“视其身貌形状”一句，王念孙根据《艺文类聚·人部》《初学记·中宫部》《太平御览·皇亲部》《太平御览人事部》所引这段文字的“身貌”均“体貌”众多证据，断定《史记·外戚世家》中的“身”字当作“体”字。其理由之一是：古书中没有“身貌”连文的。理由之二是可能由于“体（體）”字的俗体作“軆”，因书写时少掉右半故讹为“身”字。[108]

今日所说的衍文，王念孙称为“累于词”。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有“君何年之少而弃国之蚤，奚道至于此乎”一句，王念孙根据《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认定《晏子春秋》中的原文当作“子之年甚少，奚道至于此乎”[109]。

又《史记·商君列传》曰“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王念孙认为，“鞅欲变法”一句中“鞅”字，因为上文衍字。他说：“此言孝公欲从鞅之言而变法，恐天下议己，非谓鞅恐天下议己也。孝公恐天下议己，故鞅有疑事无功之谏。若谓鞅恐天下议己，则与下文相反矣。”[110]

应当说，王念孙通过上下文意义的连贯关系发现了古书中的衍文现象。上述所举的例证皆确当而不可疑。

第五，利用汉语的对称规律纠正古书中的讹错语词。《荀子·修身》曰：“安燕而血气不惰柬理也，劳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杨倞对后面一句解释道：“以和好交接于物，志意常泰也。”王念孙认为，“好交”二字与“容貌不枯”四字意思不相连贯，“交”当为“文”字之误。理由之一是：“交”与“文”二字隶书形体相近。理由之二是：“好文”与“柬理”相对。而且，《荀子》一书中凡言“文理”者，“皆谓理也”。如《礼论》篇云：“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性恶》篇云：“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赋篇·礼赋》云：“非丝非帛，文理成章。”[111]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曰：“尽智导民而不伐焉，劳力岁事而不责焉。”《群书治要》对后一句引作“劳力事民而不责”。后人不解“事民”二字的本义，改作“岁事”。王念孙认为《群书治要》作“事民”是正确的。理由是：“事，治也。谓尽智以导民，而不自矜伐，劳力以治民，而不加督责也。”如果作“岁事”，与上句“导民”不相对。[112]

《管子·法法》曰：“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王念孙认为，“信密”当作“信必”。意思为信赏必罚。他举出了《管子》一书中其他地方用“信必”的句子。《八观》篇曰：“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九守》篇曰：“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版法解》曰：“无遗善，无隐奸，则刑赏信必。”[113]皆其证。

第六，利用古代制度、称谓、文化史等知识纠正古书中讹谬，增加了新的古典人文知识。

根据古人名、字称谓的规律，王念孙校正古代文献中的称谓之讹，从而揭示古代典籍中的一些讹错之处。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关老子的一段文字：“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王念孙认为这是后人将《列仙传》的文字窜入《史记》的结果。《史记》的原文当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为此，他提供了众多证据。“《索隐》本出‘名耳，字聃，姓李氏’七字。”《经典释文序录》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阳。”《后汉书·桓帝纪》注引《史记》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114]由上三条证据可以表明通行本《史记》中关于老子名、字称谓是错误的。

根据历史发展的常识，王念孙认为，《荀子·君道》篇“古有万国，今有数十焉”中的“数十”当为“十数”。[116]因为荀子处于战国末期，诸侯国已经没有那么多了，而《荀子·富国》篇就有“古有万国，今无十数焉”的句子。由此可见《君道》篇的“数十”当为“十数”。

一般人只知道古代的鼎有三足，很少有人知道鼎有四足的。王念孙根据《博古图》所载商周鼎有四足的知识，校正《墨子·耕柱》篇“鼎三足而方”一句当为“鼎四足而方”。证据是《艺文类聚》《广川书跋》《玉海》引《墨子》此篇此句均作“四足”。由此断定《墨子》“鼎三足而方”一句当为“鼎四足而方”。[117]

根据春秋时代君上称臣下没有称将军的制度史通例，王念孙断定《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愿与将军乐之”一句中“将军”一词当作“夫子”。他说道：“此文本作‘愿与夫子乐之’，与上文答晏子之言，文同一例。后人以此所称是司马穰苴，故改‘夫子’为‘将军’耳。不知春秋之时，君称其臣，无曰‘将军’者。《说苑》作‘夫子’，即用《晏子》之文。《群书治要》所引正作‘夫子’。”[118]在校读古书时，往往是说“有某某”容易，说“无某某”困难。王念孙谙熟春秋时代君称臣下的制度史知识，敢于断言“春秋之时，君称其臣，无曰‘将军’者”，这是需要十分广博的上古制度史的知识方能下如此断言的。

第七，通过阐发古代汉语语法规律、具体作品行文义例，纠正古代典籍中的错误。王念孙通过对古代汉语某些句式规律的总结，从而纠正古代典籍中的某些句子的错误。他认为：“凡经传中言坐于某处者，‘于’字皆不可省。”以此语言规律为准绳，他认为《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中“公被狐白之裘，坐堂侧陛”的后句当为“坐于堂侧陛”。而且，他还引《群书治要》《北堂书钞·衣冠部三》中的文献为例证，证明此句为“坐于堂侧陛”[119]。

《墨子·尚同中》曰：“即此语也，古者国君诸侯之闻见善与不善也，皆驰驱以告天子。”王念孙根据《墨子》一书“即此语”一句无“也”的通例，认定此句中“也”为衍文。他说：“‘即’与‘则’同，语犹言也。‘则此语’三字，文义直贯至‘以告天子’而止。则语下不当有‘也’字。凡《墨子》书用‘则此语’三字者，语下皆无‘也’字。此盖后人不晓文义而妄加之。”[120]

又，王念孙通过对《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一文的研究，提出了该篇行文的义例：“凡篇内称病得之于某事者，皆不言其病名，以病名已见于上文也。”以此义例为准，他认为该传中“临淄泛里女子薄吾病甚，臣意诊其脉，曰：蛲瘕。病蛲得之于寒湿”这段文字中“病蛲”之“蛲”为衍文。[121]该衍文是因上句中的“蛲瘕”之“蛲”而生成的。更进一步，他还提出了另一个义例，即“凡篇内称所以知某之病者，皆不言其致病之由，亦以致病之由已见上文也”[122]。由此义例出发，他断定“病蛲得之于寒湿，寒湿气宛笃不发化为虫。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一段中“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一句中“寒”字为衍文。

另外，他发现，《淮南子》一书“通谓士为武”，则该书中“战武”即“战士”。后人不解此例，多有错误。如“越王句践一决狱不辜，援龙渊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罚也，而战武必死”一段文献中，“后人不达，又于‘武’下加‘士’字，‘必’下加‘其’字矣”。[123]

王念孙的老师戴震在作《水经注》时，也通过发明义例，将注文与经文分开。凌廷堪在《仪礼释例》一书中，通过发明义例，将《仪礼》一书中很多复杂的问题一一加以澄清。相比较而言，王念孙的细致之处在于：他能对某部著作中某篇文章的义例加以总结归纳，体现了他读书研究的深入与细心。也展示了“发明义例”之法在乾嘉学术研究运用中的广度与深度。

第八，通过历史地理及其他综合性知识，解决古代典籍中的讹错问题。《史记·曹相国世家》有“北救东阿”一句。王念孙根据历史地理的知识，认为“阿”上本无“东”字，此是后人依照《汉书》加上去的，依据如下。“东阿故城，在今阳谷县东北，本战国时阿邑。《田完世家》所谓‘齐威王烹阿大夫’者也。汉始置东阿县。故《史记》中或谓之阿，或谓之东阿。《索隐》本出‘弟救阿’三字，注云：‘阿即东阿也。’《正义》曰：‘今济州东阿也。’则正文内无‘东’字，甚明。”[124]因为《曹相国世家》记载的事迹是汉朝以前的事情，只能称之为“阿”，而不能称之为“东阿”。王念孙凭借熟悉的历史地理知识校出了《史记》中的地名错误。

《荀子·不苟》篇有“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一段文字。王念孙认为“端拜而议”不合古代议事之礼，而且“端、拜”二字义不相属，“拜”即今天的“拱”字。因为字形与“拜”相似而讹错。[126]在这段简短的辨讹过程中，既运用了文字学的知识，也运用了古代礼制的知识。

2。“求真”“求是”的学术目标与“后戴震时代”哲学精神的转向

王念孙是戴震的亲炙弟子之一。从思想的角度看，王念孙并未继承戴震的哲学思想。然而，王念孙继承并发展了戴震的古典语言学，并运用古典语言知识来广泛地校勘古代典籍，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如果说，在戴震那里古典语言学的研究还只是服务于对经书之道的把握，语言学的研究还只是工具；在王念孙那里，古典语言学的研究虽然还没有独立成为一门专门的知识系统，然而已经初步具备了独立性。特别是其子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王氏父子的语言学研究已经让古代汉语的研究具备了相对独立性的学科基础了。

与戴震在经中求道的哲学追求不同，王念孙及其子王引之基本上放弃了对抽象的哲学之道的追求，而是以经典中某些句子、字、词原貌的还原为目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即“实事求是”。“实事”，在王念孙的学术体系里是古代经典文本；“求是”，即对古代经典文本中某些字、词、句子本来面貌的还原。通过对古代经典中某些字、词、句子原貌的还原，进而对古代经典中局部意义进行还原。如他在研究《淮南子》过程中订正出《淮南子》一书九百余条错误，而“推其致误之由，则传写讹脱者半，凭意妄改者亦半也。有因字不习见而误者”[127]。特别是在“有因误而致误者”条，王念孙将《淮南子》一书中连环性的错误发掘出来。此非有大学问，对传统的小学有一种通盘性的了解，不足以发现这种类型的错误。引文如下：

《俶真》篇：“昧昧楙楙，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视于天地之间。”楙读若懋。高注云：“楙楙，欲所知之貌也。”昧昧楙楙，一声之转，各本“楙楙”误作“晽晽”，字书所无也。而杨氏古音余乃于侵韵收入“晽”字，引《淮南子》“昧昧楙楙”矣。[128]

相对于其师戴震而言，晚年的王念孙在文献阅读方面已经大大地突破了戴震的范围，他把自己的阅读范围延伸到史部、子部与集部，不再像戴震那样，主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在经部。《读书杂志》一书涉猎的著作主要是秦汉的史部著作与秦汉诸子作品，如《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子》。也有一少部分内容涉及对汉隶的研究。由于王念孙的学术精神在于“求真”“求是”而不是“求道”，他也完全可以不受经部著作范围的限制。因此，以惠栋、戴震为代表的乾嘉早期的古文经学研究的路径，因着自己内在学术理路的发展而导向了一种广义的古代语言学的研究，促使古文经学研究的自我解放而导向了一种广泛的古代典籍研究运动。其古代典籍研究运动的精神就是求真、求是。这种新哲学精神被梁启超、胡适认定为是一种“科学精神”。乾嘉学术由戴震的“求道”到王氏父子，阮元、段玉裁等人的“求是”的转向，恰恰是中国经学从自身内部合规律的运动、演绎出的新转向。此点与现代西方的解释学由《圣经》的经学解释逐步导向现代经典解释学运动，有某种相类似的思想史形式。其不同之处在于：两者之间的外面社会政治与经济环境的不同。西方现代解释学的产生，是由于外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出现了一种新的文明形式。为了应对这一新的文明形式，传统《圣经》的思想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而需要加以新的解释。中国的古典经学研究恰恰是因为外部政治上的大一统，道统与政统的合一形成了巨大的政治专制力量，大批文人知识分子无法在道统建设方面有所作为，只好转向一种相对具有客观性的古典人文知识的研究，在不得已处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古典语言学知识体系。当然，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许真诚地相信他们所处时代的皇上已经把天下治理得很好了，不需要他们再去讨论什么“道”的问题了，故而转向了一种新的知识领域。

王念孙等学者的求真、求是的学术研究活动，不迷信前人在经典注疏方面的权威结论，因而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培养了部分士人尊重知识理性，反对学术权威的精神，因而间接地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尤其是他们在经典研究中所开出的追求真确的古典人文知识的新精神方向，使得乾嘉以后的经学研究，进而扩展到子、史、集部等古代经典研究，都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知识论倾向，从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淡化了经学的思想控制力。不管是他们有意与无意的作为，这种知识论化倾向的经学与经典学研究运动都与统治者有意提倡的意识形态化的经学思想势力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而为社会释放出了一定的知识理性空间，为学者们自由的学术活动提供了一处精神的避难所。嘉庆、道光以后的中国学术一方面继续沿着这种知识论化倾向的经学与经典学研究道路发展，另一方面今文经学又在悄然兴起。而伴随着海禁的渐开，传统中国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步伐也在加快。随着传统经学的解体，近、现代诸子百家学（包括史学、文学）的出现，新的知识体系呼之欲出。

3。通过古代典籍研究表现出的求真、求是精神及其内在局限性

从纯粹的学术价值来看，王念孙的这种求真、求是的学术研究活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然而，从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来看，这种求真、求是的学术研究活动又缺乏应有的思想解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作用。

在这种求真、求是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他们也总结、发现了一些古代汉语语言学、语用学的基本规律，得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真理性的认识结论。然而，这样一些非常零星的、分散的研究结论并没有来得及汇聚成系统的研究成果，使得他们各个人的具体研究成就通过一种整体性的整合，从而将中国古代典籍做一番全面的学术整理，为后来者提供一个相对可靠的学术文本。《四库全书》的编辑者完全秉承皇帝的政治意图，不可能完全尊重学者的真知灼见。而且由于编辑时间过于仓促，也来不及吸收这些学者的精神劳动成果。即使到了现代，王念孙，以及其子王引之等人的研究成果也未能为我们时代的词典编辑者、古代典籍的校对、注释者所充分吸收[129]。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是应当值得注意的，即王念孙的一些研究成果，包括其子王引之的一些研究成果缺乏必要的使用方便性。这些研究成果还需要后人下大力气重新加以整理，有些地方也还要加以辨证，方能成为方便使用的人文学研究成果。

不仅因为文字字形的变化导致不可能对儒家经典的真正面貌有全面了解，而且还因为儒家经典本身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常运用假借的方法，所以也无法了解经典的真相。他又说：“今夫《易》《书》《诗》《春秋》之文，十五用假借焉，其本字盖罕矣。我将尽求其本字，然而所肄者孤，汉师之泛见雅记者阙；孤则不乐从，阙则不具，以不乐从之心，采不具之储，聚而察之，能灼然知孰为正字、孰为假借……”[131]

龚氏对于汉字与经典流变过程的论述，着重从历史的断裂、不连续的角度立论，不无夸张之处，然在原则上道出了王氏父子、包括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乾嘉学者，通过古典语言学方法研究古代典籍的内在局限性。龚氏的说法虽然并不完全能成立，但对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认识乾嘉学者学术贡献及其内在局限性，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想角度。让我们思考并追问：他们所追求的历史还原的目标是否有问题？

再者，对于中国古代丰富的典籍研究，不能仅仅靠少数个人的力量，这其中需要分工合作。王氏父子之间虽然有分工，王念孙主要研究秦汉的重要史籍与诸子作品，而王引之主要研究经部作品，但是他们以《读书杂志》的方式加以叙述，在研究成果的分类处理方面也有不当之处。整体感觉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一堆珍珠，但还未能成串。

在今天新的科技与学术环境之下，如果能经过合理的组织、分工，充分吸收王氏父子，包括整个清人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展开古代典籍整理工作，对于重要的经学、史学、子学的典籍先做研究，为后人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经典文本，应当是一项可以做，而且也非常值得去做的文化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