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在明明德,在亲民”说》,见《经韵楼集》卷二,616~617页。
[23]《周礼汉读考序》,见《经韵楼集》卷二,589页。
[24]《孟子“圣之于天道也”说》,见《经韵楼集》卷四,634~635页。
[25]《春秋经“杀”“弑”二字辨别考》,见《经韵楼集》卷四,620~621页。
[26]《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见《经韵楼集》卷四,623页。
[27]《君母弑君当书弑论》,见《经韵楼集》卷四,624页。
[28]《君母弑君当书弑论》,见《经韵楼集》卷四,624页。
[29]《经韵楼集》卷四,627页。
[30]《说文解字注》一篇上,15~16页。
[31]比较代表性的专门研究成果有:陈居渊的《焦循阮元评传》,赖贵三的《台海两岸焦循文献考察与学术研究》,刘建臻的《焦循著述新证》等。其他的思想通史,明清思想史、哲学史和学术史等均有专门章节涉及焦循的思想与学术成就。
[32]最近,日本学者山口久和在其所著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王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对章学诚思想中重视研究者主体性的思想有比较充分的阐发,值得重视。
[33]参见吴根友:《言、心、道——戴震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及其理论的开放性》,载《哲学研究》,2004(11);《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及其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儒教文化研究》第九辑,首尔,韩国成均馆大学,2008;《试论阮元哲学思考的语言学路径及其得失》,载《哲学研究》,2008(9);《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载《中国哲学史》,2009(1);《段玉裁的“求是”精神与其语言哲学思想》,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34]章学诚:《与周永清论文》,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726页。有关此一问题的论述,可以参见[日]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王标译,169~2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5]《随园诗话》卷五,见《袁枚全集》第三册,14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36]龚自珍的典型论述有:“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羽毛肖翘,我理造文字语言,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见《龚自珍全集》,12~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37]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8]《雕菰集》卷十,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204~20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案:下所引《雕菰集》皆出于此版本,不再具体注出)。
[39]《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见《雕菰集》卷十三,246页。
[40]《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见《雕菰集》卷十三,246页。
[41]《周易用假借论》,见《雕菰集》卷八,188页。
[42]参见张其昀:《“说文学”源流略》一书第三编第七章第二节——“转注、假借之论考”,229~251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43]此一做法,颇类似章学诚将“易学”中“象”概念进一步哲学化,形成了他特有的“象”论。章氏提出了“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营构之象”的两种类型的“象”,并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章氏认为,哲学意义上的“象”与诗歌艺术中的审美之“象”互为表里:“《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章学诚还进一步从“象”论出发,来沟通儒佛道三教的在实施社会教化方面的可沟通性。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16~19页。
[44]《周易用假借论》,《雕菰集》卷八,189页。
[45][汉]司马迁:《史记》,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46]《周易王氏注》,见《雕菰集》卷十六,281~282页。
[47]《说方下》,见《雕菰集》卷八,199页。
[48]《说隅》,见《雕菰集》卷八,200页。
[49]《说权四》,见《雕菰集》卷十,201~202页。
[50]《与朱叔堂兵部书》,见《雕菰集》卷十三,238~239页。
[51]《寄朱休承学士书》,见《雕菰集》卷十三,239~240页。
[5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页。
[53]《加减乘除释自序》,见《雕菰集》卷十六,287页。
[54]《毛诗郑氏笺》,见《雕菰集》卷十六,284页。
[55]《易有大极》,见《易通释》卷二十。转引自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554页。
[56]《厉》,见《易通释》卷二。转引自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5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