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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念孙的语言学成就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第1页）

一、王念孙的语言学成就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

王念孙（1744—1832年），字怀祖，自号石臞，江苏高邮人。自幼聪慧，八岁时读完十三经。乾隆四十年（1775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主事、工部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山东运河道、直隶永定河道。王念孙平生笃守经训，个性正直，好古精审，剖析入微，在音韵、训诂、版本校勘等古典语言学领域里取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其子王引之也是该领域里的著名专家。

（一）王念孙等人的古典语言学研究成果的思想史意义

古人论学，十分重视“知人论世”。对于高邮王氏父子的思想与学术成就，也当从此古训出发。首先，王氏父子均为清朝的高级官员，他们能不受官场习气影响，潜心学术，已经十分难能可贵。在乾嘉时期，学术研究崇尚对经典原义、原貌的考察，以“求真”为主要学术志向，其共同认可的思想旗帜是“实事求是”。由戴震确立的思想与学术范式是通过字（词）、语言等古代语文学的途径，以求了解先秦儒家及其他诸子思想之原义。戴震之后，这一学术“范式”从大的学术脉络来看，主要从两个方面分头发展：一是以汪中、焦循、凌廷堪为代表的学者，他们继续在思想、古代制度与现实人伦的关系等方面，利用古代语文学的工具，做出新的阐述；二是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子父子为代表的学者，主要通过古代语文学的新工具，对儒家经典和先秦诸子、历史著作中的字、句之讹错进行细部的研究。而在这领域里，王氏父子尤其重视古代典籍的校勘工作，发展出一种新的校勘学方法；其校勘学的代表著作是《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两书。这是王氏父子突出的学术贡献之一。[72]

其次，他们在古代典籍的研读过程中，掘发了一些古代字（词）的古老意义，揭示了古代语言运用的某些规律，从而将中古以来被湮没的古代汉语字（词）的意义考古发掘出来，从人文学的角度说提供了一种新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新的“知识”），丰富了时代的意义（知识）内涵。

再次，他们在词典学、音韵学方面也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如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一书，揭示了古代汉语虚词的特征，丰富了人们对古代汉语规律的认识。

最后，在“因声求义”的时代共识前提下，王氏父子做出了别样的经典范本，《释大》一文将音同义同、音近义近的原则发挥得较为充分，生动而又饶有意趣地展示了古代汉语在描述“宏大”意义方面的丰富性。

在经学研究中，存在着“求是”与“求古”的不同路向，惠学后劲之一王鸣盛曾经对此不同路径有一种折中的说法。他说：“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73]这一说法如果仅就惠栋与戴震的学术精神的不同而言，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但对于“后戴震时代”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的学术而言，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由于段氏与高邮王氏父子均致力于古代经典原义的考索，无论他们是以“因音求义”的语文学（Philology）方法进行研究，还是以古代典章制度、天文历法为参考进行研究，都是致力于对经典原义的追求。因此，他们的“求是”，其实就是求得与古代经典原义、原貌的吻合。因此，求是与求古就表现为一种重叠现象。不过，即使如此，吴、皖两派在求古与求是的问题上还是有细微分别的。吴派较倾向于认同古人训诂，而皖派则从求是原则出发，求古代字、音之原貌，或者经中之至者——道，并不以古训为依傍。因此，王鸣盛的调和论仍然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王念孙在给同时代的著作作序时，反复赞扬同时代著作者发掘“古义”的学术贡献。他在《刘端临遗书序》中说：“盖端临邃于古学，自天文、律吕至于声音、文字，靡不该贯。其于汉、宋诸儒之说，不专一家，而唯是之求。精思所到，如与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所在。”[74]在《陈观楼先生文集序》中，称赞陈观楼道：“公事之暇，屡以古义相告语。其学旁推交通之中，加以正讹纠谬。每发一论，皆得古人之意义而动合自然。”[75]其他序文亦多有类似的称赞。这些称赞，绝非漫汗、应酬之语，而是充分表达了王念孙及其同时代学人在“求是”与恢复古义二者的内在关系。他们的复古绝对不是简单地回到汉代经师的训诂解释上面，而是要恢复先秦经典的原义与原貌。至于把握了先秦经典的原义与原貌后是否真的能达到经世的效果，则似乎不在他们思想的质疑范围。

因此，“后戴震时代”的人文知识考古运动基本上是一种古代经典的语义考古运动。这种语义考古运动的实绩就是发掘了因中古的时间淤泥覆盖而逐渐丧失的词义，从而恢复了古代汉语词汇的原来应当有的多义性特征。正是从古代汉语词汇语义的发现角度看，他们的语义考古运动增加了古典的人文知识，扩大了该时代及后来学人的知识视野。当然，这一知识视野的扩大并没有带来直接的现实生产力的提高，但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还是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丰富了人们的意义世界，对于提高民族的智慧还是有长久的意义的。

研究思想史的人们常常为“后戴震时代”的乾嘉学者缺乏思想而惋惜，并且有学者因此而批评乾嘉学术的堕落。其实这只是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的学者们的一种偏好所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哲学与思想思考的，也不必要用哲学与思想的标准来要求某个时代的所有学者。在追求经典原义、原貌的“历史还原主义”的整体要求下，学者可以从自己的天性与生活境遇出发，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具有哲学天分与爱好的戴震及其他一些思想者，可以通过字、词，古代典章制度，历史地理，科学史的研究而上达一种新的哲学思考，没有这种哲学天分与爱好的人也可以通过典籍校勘工作，为古代经典版本与某些句子的还原做一些补苴的工作。这些细部工作的意义也许不够宏大，然而作为一种人文知识的积累，通过这个时代知识群体的分工协作，是能够做出一些大的事情来的，而这正是现代专家之学的必备条件。

乾嘉时期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在古典语文学方面取得度越前代的实绩，主要得力于他们的自觉分工。从整体上看，乾嘉时期的人文学者没有摆脱经学思维的影响，也还不可能摆脱经学思维的影响。然而，在他们的经学研究过程中，逐渐发展的带有现代学术分科的新知识系统的萌芽人文学，如音韵学、训诂学、词义学、字典与词典学、文字学、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历史地理学、方志学等已经蔚为大观，表现出一种摆脱经学而自行独立的态势。

然而，由于乾嘉学者在官方古籍整理的政治号召下，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放在自然与社会上面，仅仅是放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因此，也没有为近代中国的新知识体系的产生奠定基础。清朝贵族袭取了汉民族农民起义的政治成果之后，致力于满族社会的“封建化”[76]过程，延缓了中国历史由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商业社会迈进的步伐。不过，从地域史的角度看，汉民族的先进文化通过这种方式加以传播，还是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文明化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因声求义”的理论成就及其在训诂学中的运用

与段玉裁同时而在古典语言学与经典学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二人，他们的政治身份虽然都是官僚，但他们的语言学研究的动机，或者说语言学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在于探求古代典籍自身的本义。正是从这一角度说，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也体现了一种“求是”的哲学精神。而这种“求是”精神是通过对古代语词声或音的研究来实现的。

1。王念孙在“因音求义”理论方面的贡献

段玉裁对王念孙在“因音求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段玉裁看来，小学不仅有形有音有意，而且还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意有今意等不同的形态。“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77]从段氏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得知，王念孙在古代语言学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通过复杂的音义关系的分析，求得经典的本义。

作为王念孙之子的王引之，对其父亲在因音求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识得更加具体，他在《经义述闻序》中其父王念孙之语说道：

王引之的意思是说，其父王念孙通过因音求意的方法去训释经典，不墨守前人的旧训，而且通过因音求意的方法破解经传中的假借方法，以求得真正的经意。不守一家，诸说并存，以求是为目标，因而不受汉学的条条框框的影响。

今人王力先生也高度评价了王念孙利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在训诂学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他说：“王念孙提出了‘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的合理主张。这样就不再为字形所束缚，实际上是纠正了文字直接表示概念的错误观点。这是清代训诂学的精华所在，对后代产生很大影响。”[79]

在《广雅疏证序》中，王念孙本人对训诂学与音韵学的关系有明确的认识。他说：

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尟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80]

在这里，王念孙将因声音求得经典之训的训诂方法看作把握经典古义的不二法门，试图通过对古音的发掘而发掘经典的古义。这是王念孙深化戴震“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方法的具体表现。

学术界目前对王念孙在音韵学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已经有明确的认识，此处仅引薛正兴的《王念孙王引之评传》一书中的相关学术总结为例证。在古音学方面，王念孙的最大贡献就是“至部、祭部、盍部、缉部四部的独立，这也正是王念孙二十一部比段玉裁十七部所多出的四部”[81]。“王念孙晚年从孔广森之说，从东部分出冬部，共成二十二部。”[82]这体现了王念孙的严谨而又服从语言学科学的精神。在声纽研究方面，王念孙虽然没有专著，但根据王国维先生所论[83]，他已经认识到了上古声纽为二十三纽的道理。王念孙继承了其师戴震，将上古声纽分为二十部的学术成果：“将上古声母二十三纽作为《释大》二十三篇的编排次序，也就等于间接公布了他分上古声母为二十三纽的研究结论。”[84]其子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一书“依上古声母列字的编次法，是王念孙分上古声母为二十三纽的再一次具体体现”[85]。正如薛正兴所论：“作为乾嘉学者，王念孙未见《韵镜》，而他分上古声母为二十三纽，与同时代的古音学家钱大昕的古无舌上轻唇的结论互相一致，并与《韵镜》分古声类为二十三类完全吻合。这就可见王念孙深察音理之精微，呈现智慧之广大。”[86]

集中体现王念孙的“因音求义”理论在训诂学实践中运用的，是其所著的《释大》《读淮南子杂志书后》两篇。《尔雅》《方言》中皆有释“大”的词条，王念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搜罗语言学史与语汇史的知识，分别从形、音多方面解释了汉语中“大”字的广泛意义，在古典词汇的语义研究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语义学知识。这种语义学研究虽然与哲学思考的距离很远，但却有助于哲学的思考。下文专门分析《释大》一文“因音求义”的具体内容，此处仅分析《读淮南子杂志书后》一文利用音韵学的知识校勘《淮南子》的具体成就。

在该文中，王念孙列举了失韵之误十八条：“因字误而失其韵；因字脱而失其韵；字倒而失其韵；句倒而失其韵；句倒而又移注文；错简而失其韵；改字而失其韵；改字以合其韵而实非韵；改字以合其韵而反失其韵；改字失其韵又改注文；改字失其韵又删注文；加字而失其韵；句读误而加字以失其韵；既误且脱而失其韵；既误且倒而失其韵；既误且改而失其韵；既误而又加字以失其韵；既脱而又加字以失其韵。”[87]由王念孙归纳出的这十八条失韵之误，充分体现了王念孙运用“因音求义”方法在校勘古代典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后人正确阅读《淮南子》一书提供了很好的古典人文学知识。

2。《释大》——“因声求义”理论的典型运用及其局限性

在前人训诂学的基础上，王念孙依据“因声求义”的语言学理论，进一步地解释了古代汉语与“大”意义相关的字，深化了人们对于古代汉语中“大”字意义的理解。

字有“大”义者，《尔雅》收录39字，《小尔雅》收录6字，《广雅》收录58字，《毛诗传义类》收录50字，《拾雅》收录90字，共243个字。[88]在此基础上，王念孙的《释大》搜辑了176字，进一步探索汉语“大”字意义的丰富性。

《释大》现存八篇，其体例是“以义类为经，声类为纬，在因声求义而贯穿证发时，先把属于同一字母的字根排列在一起，但主要是着眼于语根的，即从发音上，取其相同的为一类，旁通互证，不但可以求得声同义近的证据，而且声与义之间递转的关系和演化的脉络也就十分清楚了”[89]。现成八篇仅是“见、溪、群、疑、影、喻、晓、匣”八个声母与“大”义相同的字。

相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而言，王念孙的《释大》八篇的学术意义在于：他不仅将“大”义之字依据声母简单地列举出来，而且能够依据声同义同、声近义近的所以然道理说出来，从而非常清楚明白地揭示了古代汉语的声义之间的内在关系。以第一篇见母字为例，王念孙分别从形、色、声、职位不同的角度解释“大”的意义。

从形的角度看：

从光色的角度看：

景，大也。故光谓之景，明谓之景。……明谓之杲，亦谓之景。景、光声之转；京、广亦声之转。故明谓之景，亦谓之光。大谓之京，亦谓之广。[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