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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善之成立 理由根据及意义（第2页）

四、“尽心、知性、知天”。人生活在世界中，不仅面对人与人的关系，同时还面临人与超越者——在儒家这里是天——的关系，存在着“天道性命相贯通”的问题，后者涉及人生信仰、终极关怀等一系列问题，对人之存在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孟子“道性善”亦包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与思考：“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在孟子那里，天虽然是超越者，但它不是外在于人发号施令，而是内在于人之中，赋予我们心与性。所以扩充我们的心，实现我们的性，便可理解天，理解天的意志所在。同样，保存我们的心，养护我们的性，便是在侍奉天，是在尽我们的“天职”。这样，扩充、完成我们的善性便不仅仅是一种伦理活动，同时还是对超越者——天的回应，这种回应又反过来塑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赋予我们存在的终极意义，使我们在“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精神活动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与尊严，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产生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坚定信念。诚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孟子性善论，一方面为儒家成德之教提供了人性论的可能依据，另一方面也为儒家‘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形上信仰，建立了一套‘即内在而超越’的理解形态。”[53]所以孟子“道性善”虽然是一种人性论，但同时还关涉到与超越者——天的关系，是在天人关系的维度下展开的，可以说，孟子通过肯定性善保证了天与人的内在联系，使人与天的沟通、交流成为可能，从而为解决人生信仰，实现终极关怀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进路，其性善论又具有宗教性的功能与作用。

以上所论，便是孟子“道性善”的基本内容，包括了孟子对人性的内容与作用、人的价值与意义、人的终极关怀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人们之所以对孟子性善论感到不好理解，并产生种种误解，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没有从孟子自身的理路出发，没有用孟子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而是将后人的思维带入其中。例如，很多学者将“孟子道性善”理解为“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54]，实际上《孟子》一书中只说“孟子道性善”“言性善”，而“道性善”“言性善”是宣传、言说关于性善的一种学说、理论，是不能直接等同于“人性是善的”。“人性是善的”是一个命题，是对人性的直言判断，而“性善”则是孟子对人性的独特理解，是基于孟子特殊生活经历的一种体验与智慧，是一种意味深长、富有启发意义的道理。理解孟子性善论，固然要重视孟子提出的种种理由与根据，更为重要的则是要对孟子“道性善”的深刻意蕴有一种“觉悟”，而这种深刻意蕴绝不是“人性是善的”这样一个命题所能表达得了的。如果一定要用命题表述的话，孟子“道性善”也应表述为：人皆有善性；人应当以此善性为性；人的价值、意义即在于其充分扩充、实现自己的性。

所以孟子“道性善”并非提出一种人性假说或理论预设，而是发现了人性中的一个基本“真理”，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就是人皆有善性，并进一步指出人只有扩充、实现自己的善性，才能获得人的价值与尊严，才能获得人格平等，才能获得人生之乐，才能实现“尽心、知性、知天”的终极关怀，从而确立起人生的目标与方向，为中国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样式”，在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故唐宋以来，不断有学者称赞孟子“道性善”“功不在禹下”，认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氏醇乎醇者也”。[55]从这些对孟子的称赞来看，当时的学者显然尚能理解孟子“道性善”的真实意蕴，及其在道德、政治实践中的现实意义。现代学者由于“以西释中”，不从孟子自身的理路出发，不体会孟子“道性善”的真实意图，结果将孟子性善论看作难解之谜，并陷入琐碎的概念争论之中。而要解开孟子性善之谜，了解孟子“道性善”的真实意蕴，就必须“回到孟子去”，从孟子的内在理路出发，体会孟子倡导性善的良苦用心和真实意图，庶几方可得之。

[1]张秉楠：《稷下钩沉》，28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167页。

[3]庞朴：《告子小探》，见《文史》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

[4]有关孟子年谱，较早的有元代程复心的《孟子（轲）年谱》，较著名的则有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周广业《孟子四考》、狄子奇《孟子编年》、崔述《孟子事实考》及近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罗根泽《孟子传论》（见所著《诸子考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等。

[5]此说最早由元代程复心《孟子年谱》提出，孟子生卒另有几种说法，大致有十年出入，但对我们这里的讨论影响不大，故不一一列出。

[6]参见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十批判书·名辩思潮批判》；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辩·孟子弟子通考》；庞朴：《告子小探》，其中以庞朴考辩最为详尽。

[7]赵岐在《孟子注》中说告子“兼治儒墨之道”，当亦指此而言。但他认为告子为孟子弟子，则有误。显然，他并未曾对告子详加考订，只是想其当然。

[8]梁启超：《墨子年代考》，见《墨子学案》，16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

[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孟子在齐威王时先已游秦考》，314～317页。

[10]《孟子·尽心上》“齐宣王欲短丧”，则孟子到齐国时，齐宣王即位不久，故孟子这次到齐国的时间分歧较少。参见狄子奇《孟子年谱》，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孟子自梁返齐考》。

[11]孙以楷曾指出，《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尝美矣”的牛山位于齐国附近，以此推断孟子、告子的辩论是在齐国。但“牛山之木”一章是否即是孟子与告子的谈话，尚不能肯定，故只能是推测。见所著《稷下人物考辩》，载《齐鲁学刊》，1983（2）。

[12]《郭店楚墓竹简》中《六德》《语丛一》等均提到“仁内义外”，学者对此已有涉及，但更为深入的讨论尚有待进行。

[13]狄子奇《孟子编年》云：“平陆为古厥国，即鲁之中都。在今汶上县，与邹相近。”列“之平陆”于见邹穆公后。一说平陆为齐国边境邑名，“之平陆”为孟子自齐返鲁后事。（参见孙开泰：《孟子事迹考辩》，见《中国哲学》第10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但为孟子早期的活动则是可以肯定的。

[1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宋偃王称王为周显王四十一年非慎靓王三年辨》，317页。

[15]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靖郭君相齐威王宣王与湣王不同时辩》，342～343页。

[16]参见李学勤：《“五十以学〈易〉”问题考辨》，见所著《〈周易〉经传溯源》，50页，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

[17]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1册，216页。亦可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三章第五节“性字之流行及向人性论的进展”。

[18]《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贵生》：“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这里的“生”即有“欲”之意。

[19]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163页。

[20]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21]黄彰健：《孟子性论之研究》，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湾），第26本，1955。

[2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203页。

[23]廖名春：《荀子新探》，98页。

[24]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27～28页。

[25]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下册，63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26]何宁：《淮南子集释》下册，13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