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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诠释学的当代进展（第2页）

社会建构论将此过程描述为“实验者的回归”。在其《改变秩序》一书中，柯林斯通过对韦伯引力波探测的实验的思考，提出“实验者的回归”（theexperimenter&#ress）概念，即“一个原始实验是否成立取决于实验结果r是否为真，r是否为真需要通过重复实验的检验者用适当的仪器来加以检验，而检验者的能力和仪器的适当性需要用其实验结果r'是否为真来衡量，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这个检验的测量结果是否是真的，r'是否为真取决于r是否被相信为真……如此无限回归循环”②。正如柯林斯在跟踪引力波实验时所发现的那样：科学家要探测引力波，首先要知道引力波是否存在；要知道引力波是否存在，就要知道实验操作是否得当；要知道实验操作是否得当，就得看实验是否得到了正确的结果；然而，结果是否正确又要取决于引力波是否存在。③

夏平（S。Shapin）在《利维坦与空气泵》中对实验者重复实验实作的分析再度诠释了实验者的回归。中微子研究过程按照这种方式可以表述为实验客体与仪器设备之间的互存关系。即为了获得实验的正确数据，我们必须适当地使用仪器、操作得当；为了检验是否正确使用仪器并操作得当，就需要根据实验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数据。那么，那些持传统科学观的人主张用可重复性实验来确定科学知识的观点，就得不到有效的结果。无论是柯林斯还是夏平都认为，只有依靠社会协商机制等非科学因素进入到整个过程中，才会打破这种回归。

希兰从科学诠释学维度进行了分析。由于涉及仪器（或设备）使用，这种主客体之间的相互牵制作用，导致了主客体划分界限的改变。他提出“具身”理论，即人们融入环境或“参与”世界的方式，来讨论人工物或技术的应用。他认为，人们通过仪器（或设备）观察某些现象，一旦这些仪器（或设备）成为主体的一部分，便形成主体知觉器官的延展。在这种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具身关系，即人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物质化的技术或人工物就包含在这种关系中，它融入了人们的身体经验中。现代科学的研究离不开科学家对具身的依赖，具身已经成为科学家存在的方式。埃杰接受了这种理论并举例说：就像宇航员一样，他们需要穿着特殊制作的航天服，这种独特的服饰可以帮助宇航员从容地在异己的环境中继续他的研究或活动，它已经成为宇航员身体的一部分，是肢体的一种拓展。航天服是人工技术的体现，它经受各种条件与环境下的测试、并根据使用者的反馈来提升。但是航天服的穿着与使用是一个学习过程，那么，自然科学是否是诠释学的则深入到学习过程本身是否属于科学的一部分了。也就是说，学习的过程与学习对象相关联，这里涉及主体客体的划界问题。装备完毕的宇航员是属于主体还是属于客体模糊不清。于此我们联想到，当我们谈及科学的语言、实验的设备与仪器的操作时，是针对研究者本身还是整个研究过程呢?如果说航天服只是为了提供一种在外界环境下进行科研的条件的话，就忽视了这样一种事实，即航天服本身已经“具身”到我们的科研过程中。比如说，登月航天服要适应月球引力、压力、辐射及月球温度变化，在整个科研过程中，航天服首先是作为客体进入研究过程的核心，一旦研制成功并装备到航天员身上形成一种具身关系时，便被当作主体的一部分或多或少地忽略掉了。①

埃杰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仪器（或设备）被当作主体的一部分，这样，主体被明显地扩大了。而只有产生争论或出现质疑的时候，这些仪器才作为认识客体而重新拾获被独立对待的权利。它被去语境化（de-textualized）的同时，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内，作为一个实体被再语境化（retextualize）成为新的研究对象。这样的结果就是模糊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使一些客体纳入到主体的工具范围之内，成为主体的一部分往往被人们忽略。

除此之外，实验中的众多仪器的读数是作为“中间数据”而存在的，例如温度计、记录指针、计时器等等人们常见的仪器，尽管它们在实验中都取得了对实验有意义的数据读数，但却因为“它们并不构成被最终使用在文章里的可见显示”②，而作为一个阶段性的辅助数据，失去了其作为客观事物的必然属性。

所以，科学研究中的主客体分界并非一成不变，它在日常实验者的具体实践中会发生移动。仍旧以太阳中微子研究为例，埃杰把主体、客体的多元划分以图7。1①方式呈现：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划分已经被多元划分所取代。不同的观察设备进入到主体成为观察主体的一部分，形成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得到不同的观察结果。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改善了的设备不断地进行观察，拓展观察主体而不断得出新的结论。

关于“实验者的回归”观点，持科学诠释学观点的学者们认为，由于存在意义的理解，这种“回归”或“循环”必定存在，因为理论和实验是诠释世界最科学的方式，这种循环证明了前见所在。太阳中微子的整个研究过程被当作科学家与传统（理论）或是历史之间的对话。当理论与实验数据吻合的时候，旧的循环被打破，但是作为存在意义基础上的诠释学循环却仍在继续。当某个新假设出现且无法用原有理论论证的时候，会出现新的对话过程。直到科学家找到这种下一个突破点之前，这种由核物理到太阳模型再到中微子理论之间的循环必将一直存在下去。

埃杰把这种前科学与传统之间的互涉认作诠释学研究科学的重点。无论面对任何诘难，诠释学始终关注前理解问题。我们知道，在量子力学的表述方式中，矩阵力学与波动力学是完全等价的，它们只应用了经典力学中的哈密尔顿函数。狄拉克提出并由费曼建立了路径积分的第三种表述——它使用了经典力学的拉格朗日函数。在建立路径积分的过程中，费曼必须充分了解狄拉克关于量子力学中拉格朗日函数的思想，并设想其是正确的，通过从拉格朗日函数推导出薛定谔方程的办法，来佐证路径积分的方式适合对作用量原理的表述以及对量子力学的诠释。所以，“科学工作总是得益于前有、前见与前概念的把握”①。从科学诠释学角度来看，即“预设了关于初始检验条件的陈述，这种理论假设是不可以用来预测实验结果的。这些初始条件的确定反过来又依赖于受理论支持的类似规律的法则，这些法则的证据也同样取决于不断扩大的理论假设”②。虽然在对科学的描述上，社会建构论者使用与诠释学循环相平行的词汇，且他们的观点也对公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埃杰仍然主张，在中微子研究例子里，通过对社会建构论与现象学词汇并行比较，还是坚持使用诠释学词汇更适合一些，在自然科学描述中，它更具有前瞻性。③

概而言之，马丁·埃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是以科学教育中的诠释学分析为筑基、通过诠释学与社会建构论关于解释自然科学现象所使用不同方式的对比建立起来的。他告诫人们必须清楚地知晓社会建构论与科学诠释学之间根本性的差异，包括某些社会建构论观点对科学的误读给科学诠释学研究带来的困扰，同时也提醒人们必须注意到诠释学解读科学所存在的弱点，以及如何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相辅相成。埃杰致力于诠释学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研究，在二者关乎解释、客观性与普遍性的基础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贡献，以此视作自己毕生的事业。除此之外，博学、睿智的埃杰成功地将诠释学从人文社会研究触及到了自然科学研究，通过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哈贝马斯的诠释学观点中科学诠释学维度的思考，他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诠释学哲学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与后经验主义——例如库恩等人关于科学的诠释学维度的观点——不谋而合，这种与后经验主义观点的融合，弱化了后经验主义者在理想化的客观真理上对科学诠释学的攻讦。由此，埃杰的科学诠释学观点开阔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视野，推进了诠释学向自然科学研究的进发，指明了诠释学的概念与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优于社会建构论及其他社会科学。当然，如他所言，对科学本身来说，任何探究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诠释学接近科学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科学与其传统间的交互作用。

（二）希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

希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建立在现象学基础上，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及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角度出发阐述生活世界，借鉴了海德格尔的经验的诠释描述理论，强调了实践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下面，我们以希兰诠释学科学哲学为理路，从科学概念、研究方法与科学实验等方面，揭示出诠释学之于科学研究和科学理解的意义。

1。希兰诠释学—现象学科学哲学思想

第一，自然科学的现象学维度

19世纪末，柏格森与狄尔泰推进了现代哲学的主体性转向，哲学由此面临的任务成为在作为生命体悟的体验中，通过“自身思义”去揭示科学的客观主义背后的生命关联。胡塞尔对欧洲近代科学危机的分析与对“我们的生活世界”的阐明，力图用超验现象学的视角来取代当代科学对客观生活世界的说明。在他看来，生活世界是通过知觉被给予的、能够被直观的经验且可以被经验到的自然，是“在我们的具体世界中不断作为实际的东西给予我们的世界”，而科学家称之为“客观存在”的真实世界，其实是一个“通过公式规定的自身数学化的自然”①，是理念和理想化的世界。之后的海德格尔认为要完成对此在的现象学分析，使显露其原初所是，就必须使用诠释的方式。

希兰诠释学—现象学科学哲学思想就渊源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诠释学。他把对自然科学的现象学解读建立在“生活世界”概念基础上，“生活世界”是属于人类理解的哲学“领域”，以人与人、人与环境在文化关系条件背景下相互交流的具体行为为特征。生活世界中的人类个体接受了某种语言、文化、群落等一系列事物，这些事物赋予生活世界之意义、结构与目的——它们或多或少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经验中——尽管生活世界不是由个体创造或选择的。生活世界应该说是一种展现人类在历史条件下实际日常实践中的理解或存在，由于它不能够通过抽象的方式具体一一枚举，所以它既不是对日常生活简单陈述与说明，也不是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模型和理论，是充斥着具有目的性社会活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映射。①这种生活世界才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客观外部条件。

即以16、17世纪的科学为例，当时的科学研究活动并不关心人类本身的实践兴趣，而更多关注的是造物主的智慧，那个时代的科学著述通常都以第一人称写就。牛顿和波义耳就明确表示他们的科学研究由神学问题开始，开普勒与吉尔伯特的很多研究也是用生活语言来描述的（直到19世纪初期，科学著述才具有了现代的模式，更倾向于基于研究过程本身来进行客观的科学报道）。②在希兰看来，伽利略科学探索的努力是对上帝之书——自然的注解。我们之所以对伽利略当时所经验的东西一无所知，是因为我们与他处于不同的时代环境之下，我们被“抛置”于另外一种历史进行之中，所经验着的生活世界已经有别于伽利略的生活世界。为了跳出前科学时代“理想化”的理念世界，我们有且仅有一种办法，那便是借助于历史的条件性来理解和获得认知。因为我们所处的自然“不是科学家所独有的，而是所有体验着的公众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结构”③。

第二，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维度

从诠释学的意义上来看，对文本意义的寻求、理解与重构，是为了“避免误解”而更好的体会作者本意。海德格尔从更深刻的角度提出了前理解的存在——即我思之所思的“事情本身”的诠释学前理解维度。希兰在阐明他的科学诠释学的观点上沿袭了胡塞尔现象学与海德格尔后期的诠释学思想。他的这种分析旨在为说明性理论指明一个新的意会方向，剖析说明性理论与生活世界的关联，特别是指出逻辑经验主义与诠释学在科学的说明性目的上和在宏观的知识的角度上如何关涉，意在将历史性、文化、传统等这些在理论与说明的分析中缺失的因素引入科学哲学。希兰指出，说明性理论在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预见作用，属于自然科学方法论层面。在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中，诠释学是与英美分析哲学所谓“科学”的说明性方法相对而言的。我们既不能说人文科学应完全理解为是诠释性的，也不能把自然科学完全归入说明性。以历史计量学为例，它就是依靠经济理论研究计量对象，通过经济理论指导间接计量中数据转化与换算的问题，是一门将经济学、统计学或计算机学等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或经济史研究的交叉学科。实际上，希兰已经意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在某些方面中已经有明显的说明性趋向。①

由此，在对待科学知识与意义的寻求中，希兰认为意义是人类理解的产物，属于公众领域的概念。生活世界首先是意义流传的载体，意义依靠语言、文化与知识相互交流形成，通过语言或类似语言的媒介传承下来，并不可避免地受语言、文化、历史间性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意义中客观性因素的渗入不经意间充斥和改造人们的生活经验，并且影响着我们对流传下来的事物的理解与诠释。在以意义为主导的主体性研究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类学是类似的。①他认为，意义是由行为、理论与语言所构成的，理论意义形成抽象的概念，行为构成文化或实践的部分。诠释学方法是一个过程，是当前条件下的研究者试着给先前事件构造现代意义的过程。公众经验的意义不仅是个体的精神表现，也是公众的经验表现。这意味着，无论我们怎么样进行经验，客体总是与人类生活文化息息相关。

以著名的伦敦塔灵异事件为例。在进入伦敦塔的一些参观者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幻听幻觉。在人们当下无法用理性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通常都会用文化渗入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描述。环境因素在描述者的描述过程中至关重要，这里不仅包括建筑结构、地理位置、磁场、寒冷气流、昏暗及变换的光线的客观因素，而且特别是受描述者知识背景、文化历史的熏染相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熟知英国历史的参观者更容易受到潜意识的影响而做出判断。这是当时所产生的较为“科学”的论断，而近年来，更多的建筑学家与物理学家通过进一步的测试发现，伦敦塔的建筑用料为坚硬的大理石，这种石料极容易产生次声波，当人们处于次声波干扰的环境下，也极容易做出错误的主观判断。这就为这种现象赋予了科学事实，这种说法相对来说更加“科学”和容易使人接受。

第三，隐喻的力量

希兰认识到了隐喻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希兰最初赞同海森堡用数学方式来诠释量子力学，认为要比玻尔（Bohr）用波和粒子互补的图景隐喻方式要“科学”的多①。因此他倾向于排斥用隐喻的方式描述科学现象。但后来希兰认识到科学发现的过程是诠释学的，隐喻在发现的过程中必不可少，并开始关注科学研究发现过程中隐喻的作用。②从科学观察开始，囿于人类认知、文化水平、实验设备、宗教及社会背景的限制，初始的科学概念大多使用隐喻的方式做出，许多科学发现的成果和理论的说明与推广，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隐喻的方式，来向公众传达科学理论所要表达的意义。诠释学的方法所要做的就是将隐含在文字（文本）中的意义“读出”。正如利科所言，意义的变化（需要借助于语境的充分帮助）影响了语词。我们能够把语词描述为一种“隐喻的用法”或“无文字的意义”一样，语词始终是特殊的语境所赋予的“突然出现的意义”的载体。③隐喻的意义是在语词中体现出来的，而发生的背景是在语境关联的动作之下的。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形式，而且指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方式。隐喻无所不在，人类的整个概念系统都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之上的。同样，现代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往往也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获得公众的理解。隐喻的意义是通过一定的背景才得以读出，在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然科学正是通过这种“翻译”获得普遍性与社会意义。

2。科学研究过程与诠释学分析

希兰对生活世界、科学的意义与诠释、测量与数据、科学技术的论证，开拓了科学研究过程的诠释学分析。我们据此从诠释学视角来理解当代科学研究过程。

首先，科学研究作为人类的主要活动之一，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研究基础和目标。科学事实不是客观给出的，有其起源与发展的过程。它通常都由历史条件下的人类语言与文化所决定，所蕴含的意义体现在语言中的社会实体，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公众社会经验来尽可能地了解意义的各个方面。科学事实具有一般化的思维模式和外部扩张，形成一个非个体化的思维系统。思维模式化的产品经过社会强化被公众所接受的结果就是科学事实的形成过程。①在自然科学发展的每一发展阶段上，人们总认为已经拥有一种完全正确的方法和已经排除了“错误”的理论，②但事实上，科学研究无法预知未来。正如希兰所指出的，“科学一直处于文化的诠释学保护伞之下，它有着自身的历史、交流与灵活性，仅凭借理论的解释是不能够完全领会的”③。

其次，科学概念的界定与变更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概念是意义的载体，是认识主体对一个认识对象的界定，确定事物在综合分类系统中的位置和界限，是使事物得以彰显的认识行为。它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具有不同的词性、含义和语法功能。在新旧科学变换时期，涌现了各种新概念，人类对于认识的概念界定发生了许多变化。如2006年8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重新界定“行星”，据此定义将冥王星排除在太阳系行星系列之外。可见，概念的界定体现出部分的意向性。又如英国数学家贝叶斯提出将未知参数的先验信息与样本信息综合，根据贝叶斯定理得出后验信息并推断未知参数。这里的先验信息一般认为来源于经验和历史材料。

最后，科学实验绝非完全客观，而是部分创造的。神经生理学家克里斯在对实验现象结果的客观性进行研究时指出，整个实验过程是在“执行与操控”之中的，要想更好地理解科学的客观性，必须首先考虑到这种执行与操控的优先性。在科学实验当中，无论是准备实验设备还是选择研究对象，都是要尽量确保实验过程的正确有效性。但这个准备过程中既没有数据采集、观察与测量，也没有可验证的假设。科学观察包括实验仪器（设备）的采选与使用具有主观性。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斯将其称之为“制造出来的客观性”①。科学实验与实践离不开实验者所处的外围环境与设备使用，特别是新科学理论的产生，往往不能忽视在此之前众多的科学理论与实验的支撑。

随着人类认识领域的扩大，人们逐渐意识到主观因素不能完全被忽略。自然科学实验中，仪器数据的读取依赖于一定的“设备语境”。比如在微观领域，科学理论就具有多种理解方式，数据的采集会受客观性之外的因素影响，人们经常会做出与宏观领域相悖的理论假设与推定。这方面，新概念的应用往往通过隐喻或修辞的方式向公众进行诠释，以便公众能够更好地理解新概念的形成与意义，可见语言在科学观察与科学实验中的动态因素作用不能忽视。所以，人们对实验中的随机性的描述总是不完备的，自然科学并不能完全依靠实验数据和理性演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