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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诠释学的理论建构（第2页）

2。科学诠释学的理论基础

关于科学诠释学概念的前身，很多受过现象学与诠释学训练的哲学家们都把目光投向库恩。“在科学哲学界，正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初鲜明地展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虽然他在这本著作中没有提到‘科学诠释学’这个术语”③。连库恩本人也认为，他的范式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诠释学基础比较相似。但是，库恩提出的诠释学是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而得出的，至于诠释学的历史方法没有运用在科学中，从他自身的角度来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确没有意识到诠释学的功用。①但基西尔（T。Kisiel）认为，恰是库恩的范式理论，最先影射了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可能性，在硬科学与软人类学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②伊斯特凡·费赫（IstvánM。Fehér）也指出，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仅吸收了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思想，也包含了海德格尔后期的本体论的哲学诠释学思想。

其实，早在库恩之前，波兰尼（M。Polanyi）就已经意识到，人类主体活动的重要性以及主体活动技能在人类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必要性。波兰尼对客观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传统的主客观相分离的知识观，把个人因素完全排斥在知识之外并不合适。因为人是作为认识主体参与到科学活动中，最接近于完全超脱的自然科学领域的最精密的科学知识的获得，也要求参与者的热情与能动性，并且依赖参与者的技能与个人判断，科学客观主义实证观有使真正主体在科学中消弭殆尽的危险。而科学本身与艺术一样，都是一种主体性的创造活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主体都是自然人，而只有自然人的认知活动才可以作为科学活动的始基。

除此之外，科学诠释学的理论基础，也要归功于伽达默尔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知识基础的评判，以及对诠释学普遍性的推崇。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观点的教条在于，对感知与观察等所有知识基础的论述具有独断论的性质，认为科学理论之所以获得意义与有效性是通过经验的证实。库恩对科学线性发展的批判及库恩科学革命范式的转换的观点——伽达默尔持肯定的态度——科学的进步并非按照线性与累积性的模式，它需要考虑科学革命发生时所处于的既定的历史性因素与环境因素。伽达默尔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自我批判与后期的语言游戏观点表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意义明确的统一语言被言说的实践所替代，这把原初关于知识的逻辑性工作变成一种语言分析。从维护科学知识客观性的观点来看，任何有意义的言语可以被转译为某种统一科学的语言。但在语言学家眼中，命题理论性言述的优先原则受到了限定，这种限定归属于诠释学原则，任何既定的话语、著述或文本的理解，都取决于其特定的环境或视角。换言之，如果得到正确的理解，就必须理解它的视界。①

伽达默尔对诠释学普遍性的分析表明，诠释学绝不应局限于审美意识与历史意识的反思中，而是应该能够提供一种弥补基础理论的缺憾，进而能处理当代科学与技术应用的问题。当代科学的成功，往往依靠对方法论之外出现的问题与程序的回避，但是却有这样一种事实，即为获得无先决条件的知识，并达到科学的客观性时，某些已被证实了的科学方法会延伸至社会理论中使用。通过诠释学的反思，不仅能够获得与知识相携的研究兴趣，亦可获得人们对阻碍研究的习惯与偏见得到自明性的把握。

由此看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逐渐偏向了普遍诠释学的考虑，尽管早期他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论述比较隐含，但却坚持认为诠释学为科学研究提供基础并优先于科学研究。在所有的学科中，伽达默尔认为都可以发现这种诠释学的特性。但是伽达默尔无意达到对诠释学概念及其客观性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刻意要求，而是用援引自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与实践理性的方式，来对科学的诠释学可能性做出客观分析。这是除对理解的领悟之外，伽达默尔建立科学诠释学的贡献之二，即作为理论和应用双重任务的实践诠释学。伽达默尔后期著述包括《科学时代的理性》中，明确了他的关于实践的科学诠释学观点。科学诠释学是通过对范式的理解、对整个与科学相关机制的研究体现在自然科学中，通过对创造者的自我转化过程的把握体现在社会科学中，通过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连续不断的协调而体现在历史科学中。①

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传统大陆哲学观点，对待科学诠释学的态度，多少受思辨哲学的影响而对哲学诠释学做出推演，无论是作为方法论的诠释学普遍观点还是关于此在的本体论维度，都是对诠释学向自然领域或整体科学的扩张进行铺垫。凡是抱有从诠释学维度对自然进行研究的人们总有这样一种紧张，即担心若把物理世界运用诠释学的分析，会由于联想到传统诠释学而被当作一种精神的活动，而不被认为是发现自然实存的反映机能的活动。关于这种焦虑，我们可以采用英美新实用主义代表罗蒂的观点，他的诠释学维度解读科学的态度是：关于理解与解释的争论，无非基于理解与解释的优先性问题，无论是支持解释以理解为前提这一观点，还是支持理解是进行说明的能力观点，二者没有根本性的错误。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诠释学除适用在精神科学或社会科学之外，在“客观的”“实证的”科学方面也适合于“自然”，若非要把传统认识论与诠释学强加界限的话，显然双方并不彼此对抗，反而相互增益。①

由此引申出查尔斯·泰勒（C。Taylor）与魏海默（J。shei-mer）对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解读：诠释学不应被局限于人类学的范畴，所有的科学都是诠释学的。②泰勒的科学诠释学思想恢复了人的概念，他认为人是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的动物，由于理解的境况不同，或是找到了更合适的描述、预见与解释说明的方式，人的自我界定也在发生变化，并彻底改变自身；相反，作为自在存在的人类之外的事物并不能主动做出这样的改变，而只能被动地接受着人们用更恰当的词语对其做出的描述与说明。泰勒采用的这种方式，巧妙地化解了科学诠释学无法建立在像逻辑经验主义那样，将对意义的理解建立在预测活动的精确性上的责问，并以此阐发了精确预测活动不可靠的最重要原因即人的自我界定。

3。科学诠释学的意义基础

诠释学旨在对意义的追求，而意义在分析的科学哲学中，由于超出了纯粹客观事实的范畴，不作为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正是这种由于对客体意义由主体赋予的忽视，导致了自然科学研究原初错误意义基础的建立。自从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出版以来，关于“生活世界”讨论的热情就从未减退。胡塞尔认为，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导致了纯几何学和数学等关于“纯粹的观念存有”的科学，被运用到感性经验的世界中。“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①。而这种数学化了的自然仅是科学研究领域的一小部分，科学真正的研究是囊括于整个自然世界之中——“生活世界是被自然科学遗忘了的意义基础”②。

科学诠释学的意义基础从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描述中得到了援助：自伽利略时代起，科学家称之为“客观存在”的世界，其实是一个“通过公式规定的自身数学化的自然”，是理念和理想化的世界。而胡塞尔所描述的生活世界，应该是通过知觉被给予的，能够被直观的经验且可以被经验到的自然，是“在我们的具体世界中不断作为实际的东西给予我们的世界”③。胡塞尔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物理主义与客观主义，对欧洲科学的危机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伽利略通过数学化的自然，将创造出来的科学世界掩盖了生活世界，使得人们把科学世界作为真实的研究对象，而落入实证主义的视域之中。实证主义对科学研究中主体性与主观性因素的排斥，使其忽略了主、客体之间的统一，加之其对意义的不屑，忘却了客体的意义是由主体所赋予的。胡塞尔从现象学的观点出发，极力地想把科学世界从实际的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他批判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关于事实科学的观点，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曲解了科学研究的意义基础，同时他坚持，意义与价值和理性的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强调科学应不能将主观领域的事物排斥在科学研究之外，而应以全部的存在者作为研究对象。胡塞尔的现象学批判指明，现象学与诠释学在某种层面的同质，与二者之间关于意义的追求与意义优先于语言的探讨，使诠释学从本体论的层次逐步复还到方法论层面。正是由于众多有着现象学研究背景的哲学家们的不懈努力，我们得到了关于诠释学研究背景的意义基础，所以很多学者也将自己的科学诠释学观点谦逊地称之为现象学——诠释学的科学哲学。

由此可以看出，首先，科学诠释学的意义基础，应该是饱含意义的生活世界（Lifeworld）。生活世界的哲学概念是日常生活世界的映射，人们在这个世界中相互交流、实践社会活动并用理论及经验的技能来解决问题。它不是对日常生活的简单说明，也不是反映日常生活的模型或理论，因为它不能把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件用抽象的方式一一归列出来。①

其次，生活世界是语言与文化实践的产生者和传承者，它不可避免地受语言、文化与知识的相互交流的影响。这些不可抗因素的渗入，不经意间充斥与改造人们的生活经验。人们由于对这种理论与经验的熟知，使人们忘却了区分感性与数学中的时空。不仅如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不同，也源于这种熟知性，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提到：认识论与诠释学之间的分界并非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也不是对事实与真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区别，也不是对只有自然科学能形成客观性知识观点的固守，而只是一种熟知性。二者之间的区别，仅是因为诠释学对研究对象的阐释，是我们所不熟知的，相反认识论的阐释对象是我们所熟知的事物。①换一种角度，从海德格尔本体论诠释学观点上看，这是由于人们被“抛置”于另外一种无法对其进行选择和控制的历史进行之中。人类从中得到关于经验的语言、文化、交流等一系列的影响，尽管生活世界并非主体能够选择与创造的，但却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人类作为主体的生活经验，它是以先验于认识论的人类经验的本体论角度来展现的，是“存在”的方式。

（二）科学诠释学的发展历程

西方哲学认识论之初，并未严格细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古希腊时期的智者除了对世界本源的追求之外，苏格拉底还转向了对人类本身的研究。亚里士多德便是古希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综合的集大成者。随着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人们逐渐脱离了上帝与自然之间的关联，确立了通过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帮助人们把握自然的本质和规律这一世俗化的目标。②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世界，摸索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达到对客观真理的把握；精神科学从新的角度使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关注于文本，研究文本的意义，两者仅仅表现在旨趣的异同上，而无本质区别。单纯的研究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都是片面的，如维柯所言：“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①维柯之意在于指出割裂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用任何一门学科来作为单一的研究对象总是缺乏普适性的。

英美分析哲学中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被视为是传统的科学哲学，虽然否认观察实验中主观因素的影响，但富有诠释学的思想。例如波普尔的“观察渗透理论”就给“科学始于无偏见的观察”观点以冲击，他不满足于科学解释的客观性而肯定主体的客观性存在的诠释过程，他认为人们在观察中“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观察总是由一些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一些理论性的或推测性的东西先行。正因如此，观察总是选择性的，并且总是预设一些选择原则”②。这吻合了海德格尔诠释学体系中“前见”存在的合理性。

首先，波普尔不赞同逻辑经验主义者卡尔纳普以概率诠释的方式来拯救归纳方法，他认为不存在中立的观察，观察是具有理论负荷的，没有纯粹的无任何目的和先在观念的观察。观察对于假设是第二性的，这就是他的“探照灯说”理论。他极力反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存有无法逾越的鸿沟，积极调和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矛盾，致力于将诠释学引入自然科学中，并且努力尽量消除诠释学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倾向。再者，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构建，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转向对人类精神活动的研究，将眼光逐步放到思想内容和观念的世界中。他把科学发展的模式概括为科学知识始于问题，将客观观察转向了主观方面，他的自然科学诠释学观点是基于方法论上的。这与伽达默尔对“问题意识”的强调如出一辙。虽然，伽达默尔自始至终也没有放弃他的本体论思想，但在他的“问答”关系的思想中却详细地阐述了问题的优先性。他这样写道：“如果我们想阐明诠释经验的特殊性质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更为深入地考察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就是具有意义。现在，意义涉及方向的意义。因此，假设答案是有意义的话，那么问题的意义就是该答案可被给出的唯一方向。问题把所问的东西置于某种特定视角中。问题的出现似乎开启了该对象的存在。因此，展示这种被开启的存在的逻各斯就是一种答案。它的意义就出现在问题的意义中”①。诠释学的“问题意识”与波普尔的科学始于问题的模式不谋而合。

另外一位认为自然科学具有诠释学思想的是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库恩，他著名的范式理论向诠释学的“前见”的合法性敞开了大门。他认为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应当将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结合起来，把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心理学结合起来。随着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库恩的范式理论受到了普遍的认可，范式的更替、科学的发展似乎也顺应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社会科学的融合与统一，促进了科学方法论的相互侵染。

拉卡托斯深受波普尔科学哲学与库恩的历史主义影响，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结合，认为历史学家应根据科学哲学的方法论重建“内部历史”，由此来解释客观知识的增长，借助历史对竞争对象做出比较和评价，而且，对历史的重建需要经验的（社会、心理学的）“外部历史”加以补充。①随着经典物理学大厦出现裂隙，深受英美分析哲学影响的科学哲学家们越发地意识到科学的发展已经超乎想象，科学的复杂性与不可预见性已经不能通过传统的方式来论证，传统的方法论对科学的发展并不都是适当的。正像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的科学发展模式：人们无法得知新的科学研究纲领比旧的研究纲领更科学，新旧理论更替与新理论的进化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科学实在论的代表普特南与夏佩尔同样认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方法、推理规则和元科学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受具体的科学观念因素的影响。

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诠释学两种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交融趋势，实证主义者关注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试着将诠释学的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呈现出自然科学的诠释本质，开创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统一的进程。欧洲大陆科学哲学则将理解与解释的应用延伸到不同的科学领域中，接受了科学的实践过程，并力图从科学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分析行为主体的历史背景、实践条件、经济状况等复杂社会因素来建立科学合理模式。

此外，伽达默尔认为诠释学反思“完全不是概念游戏。而是由各个具体科学实践中产生出来，它对于方法论的思考，诸如可控制的程序和证伪性而言，都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这种诠释学反思本身体现在科学实践的各个方面中”①。当然，伽达默尔仍然在积极遵循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取向，走“海德格尔的道路”②。他的理解本体论的核心是理解的应用性。所以，伽达默尔后期的诠释学思想作为一种实践诠释学，涉及诠释学的应用。虽然早期释经学与法律释义学都涉及应用问题，但一般是通过领悟圣经与法典来对人们进行规则约束，此种诠释的应用已经远离了理解本身。伽达默尔独创性地将诠释学应用于自然科学观察之外的社会实践中，认为仅当如此，科学才能“履行它的社会功能”③。除此之外，这两大思潮之间的对立在不断缓和，“只想在超越英美哲学对欧洲哲学这样一个毫无成果的对立图式上，指出使两者能并肩前进的基础存在于‘科学’这一领域中”④。正如劳斯所言，科学哲学家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学狭隘的思想方面——科学理论及其所需的思维程式、引导我们去相信它的各种证据以及它所提供的思想上的满足”⑤。科学哲学家们意识到，科学研究单纯用任何一门单独学科来做出论断都是片面的，在复杂性科学兴起之后，仅靠传统的理论研究与逻辑证明往往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将自然科学放入适当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将自然科学看作一个复杂的系统而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遍和永恒性。这样，诠释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思想蓬勃发展起来了。

早期的诠释学是单一的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科，它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例如文学诠释学、神学诠释学、历史诠释学与艺术诠释学等，这个时期的诠释学研究对象比较特定，诠释的技艺也一度被归结到逻辑学的范围，成为逻辑学的组成部分，直到19世纪中叶诠释学才作为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人文科学的独立的方法论，后经过本体论转向、作为理论与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之后，这时的诠释学不仅囊括一般的理论知识，还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结合，因此，诠释学的研究对象逐渐进入科学诠释学的研究视域。

作为涉及科学分析的科学诠释学概念的提出，意味着诠释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同样适用。按照这种划分，科学诠释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两种：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诠释学研究对象体现为自然科学研究——科学理论（命题）研究与科学实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表现为历史动因条件下富有意义的人类行为——人类活动。

1。科学研究与人类活动

科学是寻找意义与价值基础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人类活动，科学研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即人们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实验、试制等一系列有目的的科学行为，可以理解为人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实践活动。

其一，科学研究——科学理论（命题）研究与科学实验

科学理论（命题）可以概括为对科学现象与事实的科学解释，由概念、原理（命题）以及对其进行论证所构成的知识体系，是科学研究的软工具。这种以理论为主导的科学哲学观点揭示了自然科学中理论的形成与理解方式，分析了科学理论理解的基础，它们具有以下特征：（1）科学研究有一定的理论预设，从而对科学活动中概念表达、理论意义、构成及理论的应用与论证形成一定的影响；（2）科学研究以理论获得为中心，观察陈述与实验操作从属于某种理论背景之下，是获得理论的手

段；（3）科学研究中没有纯粹的脱离理论的行为，任何有意义的科学活动都有其特定的理论背景；（4）科学研究主体是具体的，不能将科学研究主体看成是抽象的、绝对独立于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①

再来回顾20世纪科学哲学研究的着眼点。按照经验主义以往的划界标准，富有意义的科学理论（命题）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检验得到确证或反证。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就是建立在归纳法的基础之上，但正如休谟认为的那样：归纳得不到必然性知识，因果规律无非是一种习惯性的联想，休谟问题成为逻辑实验主义证实原则最大的威胁，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转而开始关注科学进步的模式。20世纪60年代之后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至科学的发展模式结构，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模式通过建立理论硬核与保护带的方式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增长，以此修正波普尔提出的证伪主义。劳丹进而提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科学的进步在于理论的增长，人们通过增强理论的协调力而逐步靠近真理。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科学方法论促进了科学哲学非理性主义的发展，他提出的科学理论不可公约性表现出科学理论优劣判断的标准的失误——由于任何理论都无法完全符合所研究的事实，所以不存在判定真理优劣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的科学哲学思想将研究重心放到科学理论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