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一现代符号学的发展（第1页）

一、现代符号学的发展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语言就是符号，尽管符号并不仅仅包括语言。在方法论上，符号学同样经历了一场从逻辑到语用的发展过程。可以说，现代符号学的发展是促成语言分析方法之“语用学转向”的另一主要动因。

（一）现代符号学的思想源流

一般地讲，符号学（semiology）亦称为“指号学”（semiotics），是有关记号、记号过程、记号功能和记号使用的研究，因此探讨涉及符号过程、结构、功能和使用的所有方面，如人造机器中信息变换和传输的过程、植物和动物的刺激和反应过程、有机体中的新陈代谢、灵长类动物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交往、人类间的交流、社会机构间的各种往来关系，以及对法律文件、文学、音乐和艺术中的复杂符号结构理解进行解释的过程。①从历史的角度看，“符号学”自古代起就被应用于解决日常生活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医学传统，古希腊人把符号学看作医学的一个必要部分，因为医学符号学可以帮助医生去认识各种疾病的外在表象，即在疾病和外在表象之间建立具有符号特征的征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疾病的诊断。而罗马时代的预测术，其目标就在于通过对现有预兆的解释，来对未来事件进行预言，这种预测术之得以实现的可能就源于对符号过程和功能的把握。当然，这些对符号学思想和技术的应用基本上都具有实用主义的性质，是一种经验基础上的符号工具的使用。

符号学的理论性的发展则开端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苏格拉底开创的通过对话、辩论来澄清问题的方法，从对生活实践当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的质疑来开始哲学研究，他的这种与智者之间的哲学问答法，“实际上成为人类以后两千多年语义分析活动的萌芽”，因为他要求对所使用的语词和推理的方式进行选择，涉及对语词和非语词记号的表达问题，可以说是一种符号学的思考方法，所针对的都是关于道德、法律、语言、行为、逻辑等的基本语义问题的辨析，正是这种对语词基本语义的质疑态度成为西方哲学和符号思想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①柏拉图对符号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不在于提出关于记号和语词的具体使用上，而是通过提出“理念论”的哲学观，理念论认为现实世界中的对象都是“分有”了理念世界中的同名实在的属性，才具有了意义。这里的“理念”从逻辑上讲，实际上就是指一般概念、种、共相和范畴，是同名可感诸事物的共性，是超越时间、永恒存在的实在，本质上就是事物的“语义”集合体，同名可感诸事物的个体语义和指称均源于此。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苏格拉底对记号和语词问题的关注开始上升到理性的层面，使作为语言、思维和行为统一体的古希腊逻辑学得以出现，从而与苏格拉底一道，开创了逻辑学的语义研究方向，成为希腊符号学思想的基础之一。

构成希腊符号学的另一基础是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学的句法方向。在《工具论》中，他首次对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和逻辑进行了系统分析，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表述了三段论的原理和规则，以及如何避免自相矛盾的方法等，这些思想的基本目标就是要澄清语词和符号的句法规则，是一种形式化的分析，而较少涉及符号的语义方面，而在《分析篇》中，则对逻辑推论和推论的规则进行了研究，这些关于逻辑推论和句法理论的研究都对记号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还在《修辞学》中说明了修辞学和辩论术的关系，认为修辞学的本质是劝说的论证模式，诉诸并激**感，它所使用的论证的劝说是一种证明，从而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语词象征意义成立的根据，与使用者间约定过程等涉及符号的语用学方面的问题。①后来的斯多葛学派继承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理论，首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记号理论和语义学，赋予符号学以特殊的地位，把符号学看作哲学中与物理学、伦理学相并列的基本部分，并把逻辑学和知识论包含在符号学中，认为记号的所指不只限于心物个体（实物个体），同时也包括时空、位置等状态和方式。②这些都构成了希腊—罗马时代符号学思想的主流。但在罗马时期，基于当时政治与法律活动的日趋活跃，特别是雄辩术和修辞学在政治生活和公众生活中的广泛需求，希腊时期发展起来的理论符号学开始趋于实用化，不仅思考语言的本质，而且关注于语词使用的效果。不过，从总体上讲，希腊—罗马时代符号学思想属于逻辑的“语形—语义”方向，感兴趣于记号过程、记号功能和记号的意义等方面。

随着希腊—罗马时代符号学思想与基督教神学的结合，符号学在圣经文本和事件的解释中发挥作用，开始朝着诠释学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以奥古斯丁（A。Augustinus）为代表的神学符号学思想。这种思想认为记号既是物质对象，也是心理效果，通过记号，可以使人的思考超出对事物的感官印象，对符号的这种理解其目的就是为了制定正确理解圣经文义的规则，而不是为了经验推理的有效问题。因此，对奥古斯丁而言，每一个语词或记号都具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和指称，此意义就是该语词或记号所代表的对象，因而语词或记号实际上成了思想和对象世界的中介，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非语用学式的意义观。另外，奥古斯丁还假定，在语词或记号之前存在着物质的与心理的事物，它们借助于语词或记号使声音的标记成为心理意志的记号外显形式，进而假定了意志和神的意志的存在，使符号学成为神学真理证明论的工具。当然，奥古斯丁的神学符号学的思想开始关注于心理对象和价值对象的意义关系等问题，对符号学的发展做出了特定的贡献。①

经由奥古斯丁的神学符号学，符号学进入了中世纪经院哲学时期，阿奎那（T。Aquinas）把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结合起来，即把语词或记号自身的语义问题和对它们的解释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尽管在其符号学中，圣经文本和故事构成了主要的思考对象，如把圣餐视为神恩的记号，但同时也从语义的角度来处理，认为语词的意义不是个体而是共相，概念或名称所指的就是它本身的定义，因而，对于圣经文本中的记载，首先应该处理或解释的是这些语词或记号自身的直接的和表面的意义，然后才可进一步作为比喻的或隐喻的记号来理解。事实上，阿奎那已经不仅从信仰的和神谕的角度来思考记号，而且注重其内在的逻辑严密性和概念本身的自洽性。

到了近代，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理念对于经院哲学的冲击，符号学又恢复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一方面，英国经验论者从语义的角度着手来处理符号和认识对象的关系。霍布斯（T。Hobbes）首先按照新的科学观将传统的记号推论思想进行了重新整理，规定了通名和意义的概念，将自然物的记号列入具有因果特性的系列命题中，在前后件因果关联的假设中二者互为记号，而且自然记号还包括了人和动物的表情。在此基础上，洛克形成了近代心理学符号学。他关注于记号和观念间的联系，认为观念是事物的记号，词是观念的记号，从而把外在事物、感觉观念和语词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大陆唯理论者则从语形的方向上来探讨符号学。莱布尼茨（G。Leibniz）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符号学理论家之一，他在对思维程序精密化的研究中，对使用词项和概念的规定与组合法则作了系统探讨，奠定了现代数理逻辑和机器思维研究的基础。当然，莱布尼茨关于符号学的主要思想还是在记号的认识功能和推理技术方面。①可以说，正是文艺复兴之后语言哲学中这些关于心理学、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先驱性的工作，才使现代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符号学得以产生。

从以上对早期符号学思想史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实际上在符号学的发展中，对于记号的处理已经出现了“语形—语义”方式和“语用”方式的差异，只不过是，前者在整个近代符号学的发展中一直占据主流的地位，这应该说与哲学和语言学的发展是一致的。

（二）现代符号学的语用维度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符号学研究的是所有类型的符号过程或记号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表述如下：首先，必须有信息的发送者（可能是一个或一组发送者）和接收者（可能是一个或一组接收者）。其次，在一个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包含着三个基本因素，即能指（signifier），它是语言符号，比如“猫”这个词；所指（signified），它是"能指"的意义或观念，如讲话者关于“猫”的思想或观念；以及“指涉物”（referent），它是与"所指”和“能指”相对应的外部对象，如正躺在地毯上的猫。再次，在传达信息时，发送者必定选择一种交流媒介，从而将“所指”与相应的“能指”联结起来，他的信息的发出就是产生一种能指记号，它代表着特定的所指和指涉物，接收者则通过媒介接收到这种能指记号并将它视为就是相应的所指和指涉物。最后，信息进入相应的情景语境中，在接收者那里重新形成所指并使他与意指的指涉物关联起来。

基于对符号过程的这一认识，符号学家主张，他们能够提供一种描述所有种类符号的普遍术语系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出现了从语言哲学、现代逻辑、修辞学和诠释学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的思路，从而形成处理符号过程的不同方法：①

1。逻辑方法

符号学中逻辑的方法是与现代逻辑的创立者弗雷格密切相关的。他以算术为模型创立了一种形式的语言，并描述了符号系统的各个方面。这种研究完全将主观意向等心理学的因素排除在符号学的研究之外，以保证逻辑的形式要求。正如他讲的，“始终要把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地区别开来”②，因为逻辑分析是客观的、中性的，而心理意向过程则是主观的、个体化的，语词和符号的意义和思想中的事物表象应该互不相关。这一思想构成了逻辑学方向上研究符号学的基本原则。基于这一认识，弗雷格具体对记号、对象和意义三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语言中的专名既指称对象，又表达意义，两个专名的对象相同，意义并不一定相同，但两个专名的意义如果相同，则对象必定同一。“对于一个记号，它的意义和所指对象之间的固定的关联在于，与该记号相对应的是其确定的意义，而与该意义相对应的则是某种确定的意指事物，但对某一意指的给定事物而言，却并不是只有唯一一个记号属于它。”①弗雷格所开创的这一方向后为罗素、卡尔纳普等人所继承。卡尔纳普说，“对我的哲学思考影响最大的是弗雷格和罗素”②，因此，卡尔纳普把哲学活动的基本目标就定位于，应用弗雷格所创造的新的数理逻辑工具，去分析科学概念和澄清哲学问题，从而“在分析那些与我们日常生活事物有关的普通语言诸概念及其可见性质和关系方面，在用符号逻辑给这些概念下定义方面，做了大量尝试。”③这些工作的结果就是《世界的逻辑构造》。在该书中，卡尔纳普并不更感兴趣于建立一种理论，而是想创造一种普遍的、精确的语言，提供给科学研究作为统一中性的客观语言工具来使用。因此，他的目的就是将一切科学领域的概念都分析还原到直接经验的基础上，用“原初经验的相似性记忆”这个基本关系的概念，逐步地给所有其他概念以定义，有层次、有等级地把各个科学领域的概念重新构造出来。为此，卡尔纳普使用了四种语言来表述他的构造系统，即文字语言、实在论语言、虚拟构造语言和逻辑斯蒂的符号语言，在他看来，“构造系统的基本语言是逻辑斯蒂的符号语言。只有这种语言能为构造提供真正精确的表达式；其他几种语言只是用作简便的辅助语言。是对逻辑斯蒂语言的翻译。”①可见，卡尔纳普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逻辑符号来统一科学。

2。结构主义方法

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根源于索绪尔（F。Saussure）的符号学、罗素的形式主义以及布拉格语言学派等，认为各种学科都具有共同的不变的结构，它是作为认识主体在无意识的能力中所具有的，应当从社会形态和文化活动进行结构分析来达到认识事物的结构。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模式，强调研究语言的同时性结构比研究语言的历时性结构更重要，他最早在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这两种语言存在范畴间做出了区别，认为语言是互相差异的符号系统，言语则是语言的个人声音表达，语言的意义依赖于一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而不依赖于语言与外界事物的关系，这样就产生了结构与过程的二分法，促成了符号学的独立，形成了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研究传统。②在这一方向上，洪堡、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等语言学家，主要从普通语言学或结构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语言的系统或结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皮亚杰（Jea）和巴尔特（R。Barthes）等结构主义者则把结构语言学的结构概念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文学评论等领域的研究，①尽管他们在观点上不尽一致，但都把结构作为基础来分析符号、符号过程以及符号的功能，特别是把文本作为核心的研究对象，进而从早期的文本结构主义转变为后期的文本符号学。

3。现象学方法

胡塞尔的现象主义符号学主要围绕意义形成和意义功能的研究展开。他首先区别了自然符号和人工符号，前者为“迹象”，如化石是古生物存在的记号，后者为“表达”，是真正的记号，具有指示意义的作用，与动机和信念相关，是一种基于人的意志决定和意义意念的记号，处于人的意向性当中。在胡塞尔看来，这种表达记号有三种类型：①一次短暂的言语流，相当于单一事件；②一种反复出现的观念性实体，如逐字重复的语句；③用其他语言中的相应语句对同一观念意义的表达。表达记号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外部再现或出现方式，但却可以表达同一不变的意义。所以，表达记号就成了本质的东西，而关于本质的考察则属于纯逻辑语法或先天性语法，它是一切可能的意义确定法则，先天语法就是有关纯粹意义形式的语法，它处理的只是各种先验形式或可能的意义形式。在此基础上，胡塞尔通过意义构成过程或行为，将表达记号、意义内容和意指对象构造成为符号过程的有机的统一体。可以看出，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符号学由逻辑语义学分析和意向心理分析共同组成，在符号学的研究中独具特色。①后来的海德格尔从人类的解释现象学上进一步发展了胡塞尔的这种描述现象学，他以解释循环为核心，构成他的对所有人类存在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本体论结构。

4。语用学的方法

理论符号学的语用方面是由符号学的实用主义建立者皮尔士所创立，并进一步由莫里斯发展。他们把符号理论定义为对任何种类的符号进行的研究。但皮尔士想把符号学界定为人类的科学，而莫里斯则将符号过程和功能的研究与对有机体的观念和理解联系起来。莫里斯根据符号过程中各个成分的缺失和相互关系，认为语形学研究的是能指、它们的构成以及能指和其他能指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能指和所指间的解码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符号使用者（发送者和接收者）和指涉物三者间的关系。正如德国逻辑学家鲍亨斯基（J。Boski）所描述的，“符号学的主要观点——它也是符号学分门别类的基础——可以陈述如下。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说些什么的时候，他所用的每个词都涉及三个不同的对象：（a）首先，这个词属于某个语言，这表明它同该语言中其他词处于某种关系之中。例如，它可以处于句中的两个词之间，或处于句首，等等。这些关系叫作句法关系，它们把词与词连接起来。（b）其次，这个人所说的话具有某个意义：他的那些词都有所意谓，它们要向别人传递某些内容。这样，除了句法关系之外，我们还得研究另一种关系，即那个词同它所要意谓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叫作语义关系。（c）最后，这个词是由一个特定的人向着另一个特定的人说的，因此，存在着第三种关系，即该词与使用它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叫作语用关系。”①后来莫里斯进一步把语用学定义为对符号与它们的解释者关系的研究，是符号学的研究符号的起源、使用和效果的分支，从而引发了语言学中的一个主要趋势。从莫里斯开始，语用学就一直被视为对意义和所指过程间关系的研究，包括在语境中的使用、推理和理解，关注于语用过程、语用符号、语用信息和语用推理。从语用过程的角度讲，对语境的依赖使它有别于从语义和语形方面进行的符号的编码和解码，当发送者和接收者结合自身的使用和理解对符号过程进行解释时，语用过程就发生了。但是，语用过程对于符号的发送者和接收者而言，其意义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就产生了后来对制约这些语境依赖的推理原则进行的语用研究，包括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条件、格赖斯的会话准则，以及斯帕伯（D。Sperber）和威尔逊（D。Wilson）的关联原则。另外，当接收者想知道发送者通过信息所意图达到的目的时，他就需要进一步懂得和理解那些附加于该过程中的、超越表层语形和语义之外的语用信息，这种类型的信息可以涉及世界中的任何事物、事态和过程，并且，如果想使符号携带的信息得到正确和确切理解的话，那么，任何与语用相关的潜在信息都必须得到保全。在自然语言中，语用信息依赖于它所相关的一切文化因素，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发送者、接收者和所论及的人与对象之间的社会关系。语形和语义之外所蕴含的语用信息，有时候甚至比表层的信息本身对于理解整个符号的意义和信息，进而获得语用过程所欲达到的特定结果来说，要更为重要。所以，语用学经常被视为研究所指和意指的信息之间的关系，因为语用信息作为解释过程的一部分，把信息交流和传输过程中符号的所指，内在地与在产生它的过程中所假设的意向信息连接起来，从而有利于符号过程的完成和符号附加意义的传达。

从弗雷格处理符号的逻辑方法，到胡塞尔对意向性和心理因素的引入，直到莫里斯符号学体系的构想，符号学的研究同样经历了一场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向上的语言学转向的变革，事实上，“莫里斯雄心勃勃的符号学研究可以说是这一语言论转向的产物之一”①。正是由于符号学研究中符号的语用维度的凸显，对语用推理、语用语境、语用过程、语用规则和语用逻辑的研究一度成为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和符号学家们所关注的中心，这同样从客观上促进了整个思维方式上的“语用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