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三科学语言的本质（第2页）

进入17世纪，科学和语言之间的互动发展日益明显，专业性的科学词汇表已经出现。在这一世纪，正式成立于1660年的英国皇家学会，在其《学报》上同时使用拉丁文和英文来发表论文，从而激励了更多英文科学词汇的出现。尽管皇家学会在其宪章中宣称，学会的宗旨就是要增进自然事物的知识及推动相关技艺和发明，不过，语言在科学中的作用仍然受到了重视。皇家学会建立者之一的威尔金斯（J。Wilkins），就被人称为“17世纪最典范的哲学语法家”，他试图构造一种普适于全人类的理想的哲学语言，即普遍语法，来作为学术研究交流的通用字符。这一思路起源于科学家任意创造科学词汇，从而导致科学词汇表受到科学家所使用母语的严重影响，由此希望通过创造一种科学的国际语言来限制那些非正规语言的入侵。17世纪出现较多的新科学词汇主要集中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更重要的是，学科门类术语在17世纪已经大部分都出现了，诸如“chemistry（化学，1606年）”&quy（考古学，1607年）”"zoology（动物学，1669年）""botany（植物学，1696年）""ogony（宇宙学，1696年）”等。

18世纪是科学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各门学科的快速发展和知识积累，从收集材料向整理材料过渡，科学知识系统提出了建立清晰、专业化的科学语言系统的要求。典型的就是知识的分类原则和系统方法引起广泛注意。比如被称为“分类学之父”的瑞典博物学家林奈，认识到命名和分类是科学的基础，以拉丁文为主创立了为动植物命名的“双名法”，使过去紊乱的名称归于统一，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同样，被称为“近代化学之父”的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Lavoisier），综合前人的工作，认识到科学的专业词汇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表达科学思想的词汇不正确，那么科学事实本身就会受到质疑。为此，他用化学物质的名字来描述其性质，创立了化学物种分类体系，形成较为完备的化学术语命名体系，使得全世界化学家都能够方便地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因此，18世纪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事物的命名和术语的统一上。

19世纪，科学词汇大量增加，而且越来越专业化，很少会在日常语言中使用。这一时期，科学语言方面的工作的突出特征就是，开始逐步建立全国性的、地方性的或各个学科的科学研究团体和学会。比如，1831年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会，1848年成立的美国科学促进协会，1863年创建的美国全国科学院，以及1870年成立的“法国科学促进协会”。其他学科性的学会更是不计其数，诸如1807年的英国地质学会，1840年的英国化学学会；等等。这些学会和研究组织的成立，除了促进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增进公众对科学的认识之任务外，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希望通过组织性、建制性的形式，规范日益增多的科学词汇，“在本学科内建立一种国际同行作同样理解因而无须翻译的公式化的符号语言。与此同时，学者们还致力于创建一种比较容易掌握又没有严格专业限制的国际性的辅助语言”①。这样，人工语言的科学语言方案提上了议事日程。

19世纪科学团体和学会的广泛成立，为20世纪的科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科学学会的努力和影响下，一方面，科学词汇的增加已经没有以前几个世纪那样无序和混乱，更加注重词汇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进而形成了专门的科学术语学研究领域。现代术语学的四个学派也于30年代后相继形成，即以维斯特为代表的德国一奥地利学派、以洛特（D。S。Lotte）为代表的俄罗斯学派、以哈夫拉奈克（D。Havranek）为代表的捷克斯洛伐克学派、以隆多（G。Rondeau）为代表的加拿大一魁北克学派。这些学派的工作推动了科学术语的标准化，使得科学家认识到控制并指导术语的命名工作具有很大的必要性，从而扫清了科学交流和表述中语言方面的障碍。另一方面，科学学会的成立也推动了科学的普及和传播，增加了公众理解科学的可能和机会。因此，20世纪出现的科学词汇不像以前那样远离人们的生活。相反，公众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解并使用新出现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在这一世纪出现了大量的技术方面的词汇，它们跟公众生活密切相关，因为科学不仅意味着知识的纯粹进步，它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应用层面。其典型的特征就是各种标准化协会的涌现。比如1901年成立的英国标准协会（TheBritishStandardsInstitution，BSI），是第一个国家标准机构，尽管它不直接制定和控制新词汇，但它为各个行业发布术语表，对各种术语进行精确的界定，有力地推动了术语标准化的发展。

从以上西方英语语境下科学语言及其词汇、术语系统的简要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科学语言作为一种规范的语言，力求以理性的方式来表达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尽最大可能客观再现科学事实的本质。因此，建立稳定的、精确的、逻辑的表述系统是科学语言的最高旨归。正是这样一种独具特色的工具性特征，使得它既不同于实现主体间性的文学语言，又不同于具有功利化倾向的日常语言。具体来讲，科学语言的主要特征体现在：

其一，术语意义的不变性。科学语言不同于文学艺术和日常语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要求自己的术语和词汇所代表的意义需保持稳定性和不变性。这种意义的相对不变性，要求语言表述得精确和准确，要求语词的单义性。除非特殊，在一般情况下，术语应当只表达一个概念，概念应当具有单一的指称和对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科学语言最终要逐步发展为符号语言，也就是理想的人工语言，这一点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中表现得愈益明显。正如休厄尔（ell）讲的那样，“当我们的知识变得完全精确和纯粹理性之后，我们就会要求语言也是精确的和理性的；我们将会排除掉模糊、想象、不完整和冗余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每一个术语都应当传达一种稳定不变和严格限制的意义。这就是科学语言”。①

其二，词汇情态的中立性。科学语言的词汇应当是科学、理性的。因为科学概念和术语表达的是科学思想、内容和理论，要想正确地反映它们的本质，科学语言就必须不包含任何感情色彩。既不能像文学创作中使用语言技巧，进行文学修饰，又不能在文体上表现出各种主观情感。科学语言只要能够客观反映认识结果就可以了，诸如那些文学色彩浓厚的修饰语，考虑接受者感情的委婉表达语，以及为迎合读者口味而制造的诙谐、幽默语，都易于引发读者联想，都应当在科学语言中排除掉。所以，科学语言是一个理性的表达系统，它应当清晰地反映科学知识的属性，各个概念之间有着逻辑上的关联性，共同构成了科学认识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三，构词形式的特殊性。科学语言中语词的构词特殊性体现在，一方面，科学语言不要求华彩多丽，甚至科学语言中的很多专业词汇，表现的都非常“丑陋”。这既有构词历史背景上的原因，又跟专业词汇的实际需要有关。英语科学词汇很多都是靠多种语言“嫁接”形成，早期构词的任意性，使得它们受到了科学家所使用的母语的入侵。另一方面，它们都一定要严格符合语言规范。科学语言中，包含着物理语言、化学语言、生物语言等，每一个专业词汇都有自己所习惯形成的词汇特征，甚至构词的规律性。比如，学科门类词一般都以“logy”或“ologies”作为结尾，诸如“pathology（病理学）"&quy（考古学）”等。化学中，以“um”作为金属词汇的结尾，诸如“uranium（铀）""sodium（钠）""（铬）”等。物理学中，测量工具的结尾大都为“meter”，如“barom-eter（气压计）""thermometer（温度计）""hygrometer（湿度计）"等。

可以说，科学语言这些特征，不仅使自己区别于其他用途的语言，而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科学语言推翻了一般人的非逻辑思维，对人们通常的诸多禁忌提出公然挑战，不允许有半点的托词和嬉戏。这种对一般人习惯思维方式的征服，可以说是科学语言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①

（三）科学语言的意义

科学语言的形成过程，反映的正是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话语系统来重新组织对自然的认识过程，科学语言的本质特征，也彰显出了作为一种认知的科学，区别于其他人类活动的特殊之处。语言和科学，处在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几百年来的科学史正是一部科学话语表达方式不断更新的历史；自然科学的进步从形式上即表现为语词准确性和系统性的不断增强。而不断创新的自然科学也是在新的语词概念系统中重新组织和构建自己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的”①。因此，通过科学语言的视角来理解科学的本质，是考察科学认识活动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在本体论意义上，无论是对人类自身、社会还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世界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言，而科学语言是最直接对认知本体进行表征的手段。在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尽管对科学的探索存在于哲学和神学认识活动中，但语言无疑已经介入其中。事实上，语言、思想实在是相辅相成的，在传统上一贯如此。柏拉图“理念论”，是人类早期用概念、语言来进入实在的尝试。亚里士多德甚至看到思想结构和实在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作为语言规律的逻辑就是保证知识成真的前提。其后在近代大行其道的实验手段，在早期认识世界的活动中根本没有地位。逻辑语言表述的真就是实在的真，在很长时间里，这一观念主宰着人们的认识习惯。

但是，近代以后，通过自然本身来获得知识，成为科学研究普遍遵循的原则。这样，科学开始摆脱纯粹思辨逻辑、甚至语言的束缚，进入实验科学阶段。尽管科学语言的词汇系统获得很大发展，但关于科学语言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人们普遍深信，“自然科学中真理的发现跟语言没有关系，自然科学就去从事研究：实验、观察、推理、提出假设和用实验证实假设”①。由此，科学语言成了单纯的交流、表达知识和思想的工具。它在真理的生成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

不过，随着人类对自然认知的深入，科学理论越来越远离经验发展。实在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表现为直观的物质客体，而是出现在抽象的形式化体系所推论的远离经验的微观世界中。现在很难直接地去把握和证实这种意义上的实体，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实验和测量已远不能适应新的物理学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当代科学理论所描述的独立于我们的思想或理论的信仰的实体，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科学理论构成了真正的关于存在的主张。科学理论的描述对象及其形式化体系，进入了关注的中心。应当把科学理论的语词，从实在的层面上予以解释或说明。因为，“本体论所描述的对象依赖于人们使用变元和量词所意指的东西……因为在任一情况下，问题并不在于实在是什么，而是人们所说或意含的实在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实在依赖于语言”②。事实上，任何科学知识都是通过特定的科学语言系统获得其自身存在的物质外壳，从而展现它描述、解释和把握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本质。所以科学语言的内在结构及其运动，从形式上制约着科学理论的进步和深化，构成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学因素。这样，科学语言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得以凸显出来。

在认识论意义上，科学语言跟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密切相关，科学语言观念的变化，反映着科学认识的转变。在近代哲学的转型时刻，与笛卡尔仅仅把科学语言视为思想的交流工具不同，洛克认为认识论不能忽视语言，它也不仅仅是哲学思考的工具。在其著名的《人类理智论》（1689）中，洛克指出：“所有能够位于人类理智中的东西，第一，是事物的本质，事物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方式；第二，人类自己为了各种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幸福，而理性地和自愿地去做的行动；第三，获得和交流这些知识的方法和手段。”①洛克在此所讲的第三个领域就是“符号学或符号的学说，是语词通常存在的地方”。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事物本质的揭示，还是人类目标的实现，一种语词的存在都是必要的，通过人类观念的符号（语词），才能向其他人交流思想，因此理智知识本质上就是符号，只有在人类能够理解自身的语词并能够与他人相互理解和交流时，知识才成为可能。可见，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知识的主要工具，而且也是对知识进行亲知时的最为危险的障碍。洛克的知识论因此不可避免地与语言的理论本质、使用和意义关联起来。

为此，洛克还为科学语言的使用列出一些规则，以保证知识交流的可能：（1）在没有弄懂你让语词所代表的观念时，不要使用语词；（2）保证你的观念是清楚的、有特点的和确定的，并且如果它们是物质观念，则应当符合于真实事物；（3）尽可能地遵从于共同的用法，遵守语词普遍认可的使用规则；（4）尽可能通过定义来告知你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

（5）不要改变你给予的语词的意义。①可以说，这样一种科学语言观念，体现出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在语言的使用中，人类才建构起自己对世界的表征知识。

在方法论意义上，科学语言本质上不只是交流表象的工具，以及科学家思想交换或传递的工具，而且成为具有知识建构特性的工具。虽然各个科学历史时期对科学语言观念的认识不同，但科学陈述的表述和解释，自然律的证实和说明，理论变化的动力和特征，都要涉及语言问题，因此，“科学语言的各个方面已经显得非常突出了。人们对关于世界的科学话语的语义的和认识论的特征怀有持久的兴趣。特别引起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是：首先，如何来获得科学家所使用的词汇的意义?其次，科学词汇如何跟实在相关联?”②这一点，进入20世纪以后体现的尤为明显。

但传统的经验认识论方法，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很难给出恰当的解决。对于科学理论来说，“最有意义的不是直接观察到的东西的精确性质，而是对被观察到的东西（即理论事实）给出解释性的表述，因为正是这些理论事实的集合构成了科学知识的基础”③。同时，理论事实不是孤立的，它们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对经验进行完全数学化表述的规律“网络”，无论是理论事实或与这些事实相关的联系都不能孤立于网络的其他部分而独立地被决定，假设系统必须受到作为整体的经验的检验。事实上，世界不但不能在经验之外存在，而且也不能在逻辑之外存在。超出于逻辑之外的也就是超出于世界之外，世界的界限也就是逻辑的界限。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在逻辑（语言）、理论、经验之间保持一致的张力，成为寻求科学认识方法的基本共识。

这样，相关于科学语言的一切因素，包括语形的、语义的和语用的方面，介入到了科学理论的认识和形成当中。科学与语言的密切结合，既是描述科学理论和进行科学解释的现实驱动，又是试图在所有领域构筑科学的统一语言的内在要求。科学语言分析的各种方法论手段，立足于“科学—语言”的历史发展，关注于“语词—世界”之间的符合性关联，“语词—规则”之间的形式性关联，“语词—现象”之间的经验性关联，“语词一实体”之间的本体性关联。由此科学语言具有了统一整个科学知识和理论的功能，使得本体论与认识论、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直观经验与模型重建、指称概念与实在意义，在科学语言的意义上内在联成一体，形成了把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视角。

所以，科学语言是认识世界的工具，组织知识的形式，是传达思想的中介，形成理论的手段，同时它也是传承文化的载体。语言在当代科学领域中具有越来越大的权势，既然“我们已经懂得多角度地来认识科学，那么，我们也应当学会从不同层面上思考科学中的语言，以及语言支持下的实在研究”①。这是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的任务。

不难看出，“语言学转向”带给20世纪哲学研究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启迪性的和创造性的。它不仅使英美哲学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哲学实践，用语言的“语形一语义”维度来改造传统哲学命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大陆传统哲学的思路，凸显了语言发展对于科学知识的重要意义，使得哲学和科学都开始关注于语言问题。正如哈贝马斯讲的：“使我们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按其本质能够认识的唯一事实：语言。随着语言结构[的形成]，我们进入了独立判断。随着第一个语句[的形成]，一种普遍的和非强制的共识的意向明确地说了出来。独立判断是我们在哲学传统的意义上能掌握的唯一理念。”②这样，一方面，随着语用学的兴起并逐渐成为显学，关于语言和符号的研究开始摆脱了先前纯逻辑的束缚，语用推理、语用语境、语用过程、语用规则和语用逻辑的研究一度成为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和符号学家们所关注的中心。这使得从语言学和符号学进行的“经验主义语用学”研究，作为语言分析的技术工具日趋成熟，它们为“语用学转向”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技术上的可能。另一方面，“语言学转向”以来，特别是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分析哲学，在进行“语言学改造哲学”的现实实践中，试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来把握隐含在语词背后的经验意义。尽管在哲学的改造过程中遭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逻辑困难，但其依赖于语言的初衷并没有改变，只是开始寻求新的语言维度。特别是，正是由于语言的语形和语义方法在求解哲学问题上的缺陷，才使得哲学家们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发现了通常为人所忽视的语用分析方法，由此，语言的语用维度就凸显出来，它们为“语用学转向”提供了出发点和契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逻辑经验主义层面上“语言学转向”的终结就是“语用学转向”的开始，正是语言哲学发展的内在必然和外在驱动，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思维领域中的这场“语用学转向”。